晋商“大盛魁”创始人王相卿(组图)

　　早年因生活所迫，到右玉县杀虎口为人当佣工『编者按』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一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1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省城迎泽公园东门的太原晋商博物馆采访，大门口的一副对联“本是豪杰作为只此心无愧圣贤洵足配东国夫子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气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圣人”令人感慨深思。在讲解员张静、马媛媛的引领下，记者再次领略晋商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馆内的主题陈列为《人文晋商》，由“晋商溯源、晋商历史、晋商金融、晋商精神、晋商文化”五个历史文化专题构成。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实物，仿佛又闪现出那早已远去的风云岁月。

　　二“大盛魁”是最为令人瞩目的商号，是清代晋商开展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商贸区域包括内、外蒙古，新疆和俄国。当年“大盛魁”经营种类繁多，资本雄厚，人称可用50两重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蒙古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道路。

　　“大盛魁”创始人之一王相卿是太谷县武家堡人，由于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人称“王二疤子”。

　　王相卿出身贫苦，早年因生活所迫，到右玉县杀虎口为人当佣工。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要御驾西征噶尔丹，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正是大军由内地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经之路。王相卿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先是在清军当伙夫，服杂役，在服役中，他随军兼做点小生意。后来，他认识了也是为了生存而做随军贸易的张杰和史大学，由于志向相投，机缘巧合，于是，他们三人结拜成异姓兄弟，并脱离兵役，决定合伙做生意，想谋一番大事业。但由于初始生意不佳，做了一年，三人还不得温饱，而且环境很艰苦。王相卿意志坚决，继续经营。没过几年，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大获成功，杀虎口便成了军事重地，军队粮草都要在那里集结，以保证前方长驻军队的衣食住行，于是王相卿商机大起，生意日渐好做，他为了扩大经营，招了一个学徒，与张杰和史大学成立了“吉盛堂”商号。

　　王、张、史三人就像三国的“桃园三结义”一样，他们结成兄弟，抱成一团，特别是王相卿，以义待人。他们不怕风险，不畏艰苦，终于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后人为了纪念和继承他们的创业精神，在“大盛魁”的祠堂和财神座前，供奉了四样传家宝：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创始人以肩挑贸易起家；货箱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大木箱；石头是创业时作为秤砣用来称银子的衡器；稀饭是在当年创业最艰苦的时期，在一年的除夕之夜，王、张、史三人，因极度贫苦，没有钱吃年夜饭，只好煮一锅小米粥充饥，以打发年关。由于三人齐心协力，生意愈做愈大，到康熙末年，他们又把“吉盛堂”改成“大盛魁”，并将总号地址移到了乌里雅苏台，后来又迁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城中。经过他们的数十年苦心经营，最终把“大盛魁”办成旅蒙晋商专做蒙俄贸易、伙计达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0000头、年贸易总额达上千万两银子的著名大商号，王相卿也成了垄断蒙古市场的商界巨头。以后又经过十几代人努力，“大盛魁”竟在蒙古大草原上称雄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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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2日，俄罗斯中华和平统一促进会圣彼得堡分会副会长、俄罗斯中国商会圣彼得堡分会秘书长乔翔鹏赴北京参加第四届金砖国家财经论坛。接受采访时，他说，清代晋商走南闯北奠定了中俄民间商贸交流，每当看到先人的成就，这时间与空间交织的强大历史气场让我的热血在心中激荡。万里茶路是由山西先人南北纵横连接起的商贸之路，而伴随着交流的深入，促使沿路一系列生活文化方式的改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回归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创新，万里茶路是丝绸之路的历史延伸，他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实。我们这代走西口走到圣彼得堡的山西孩子，就是踩在先人的足迹上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希望替他们延续曾经的梦想，也实现我们今天的“中国梦”，由更深入的民间交往而交织成中俄世代睦邻友好的喜人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