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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珊
“从头重拾身边琐碎,从头重拾某印象,从重重叠叠光影里,从从来没有两样那花香。”二十多年前达明一派《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香港流行文化在懵懂的中国暗自游走,成为李佩珊难得的青春记忆。
几年前为完成学校的期末作业,李佩珊选择了港台文化这一她十分感兴趣的选题,并在保定走访调查。她第一次看到打口碟是在一家音像店里,老板是个中年人,自己喜欢捣腾碟片,留了几张打口碟当个念想。
不少“摇滚老炮儿们”都说,“打口”是他们与摇滚乐的第一次接触。达明一派的歌、周耀辉的词、周星驰的电影,国内匮乏的文化工业正在自我炫耀地延续着自己的出版事业之时,这些被称为“洋垃圾”的欧美港台碟片,却让无数城市青年第一次感到与世界的同步,虽然这只是在边缘的徘徊,带着些许叛逆和不入流,却仍旧成为不少人的青春记忆。
然而李佩珊没有这段经历,九零后的青春并没有像八零后那样浓重的时代印记,所受的文化熏染混杂而迷茫,也注定与那个波动与希望并存的时代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她对于那个时代的感觉,都是来自别人的记忆——杨波一篇《打口是一道伤口》以及豆瓣上Rockduan保卫音像店的活动,才让她对“打口”有所了解,并开始沿着一些老玩家的足迹去寻找打口碟。数字音乐统领的天下,下载和复制出奇方便,属于打口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找寻的过程并不容易。
“十多年前打开电视机,多多少少都能看见香港电视剧和电影,徐克、王家卫、周星驰,那是香港文化输出最厉害的时候。”李佩珊是在那时对香港文化有了最初印象,而这也成为她十几年后去写作时的起点,由此延伸到地域文化的流行以及世情人心的观察。
李佩珊说她的青春一直在“复刻”,重复着别人的故事,同时又带进去点儿悲观和仰望的情绪。虽然香港文化的影响力与二十多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些东西却很难改变,“就像这打口碟,现在也许放不出声音、损坏了,但经历过这段故事的人一看见就会感到亲切,那种感觉是刻进骨子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