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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冬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这个名字都很熟悉，他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主角，他的名字叫祝新运。在影片中，他扮演机智勇敢的红军小战士潘冬子，那时，他才刚刚9岁。
弹指间，祝新运已经53岁了，离他拍《闪闪的红星》已过去44年。在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见到任生产部副主任的祝新运，我看他和我记忆中的模样无甚变化，只是比他小时候的样子放大了“几号”，眼睛还是那么有神。
儿时吃的东西永远忘不了
祝新运是地道的北京人。说起儿时的吃，他陷入了回忆。“小时候，冬天我家就吃大白菜，里面放一把虾米皮，再放点猪油。家里饭菜次点的时候，是窝头咸菜熬白菜，好点的时候是米饭馒头腌辣萝卜条。儿时吃的东西，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愈发忘不了。对了，小时候吃白菜，除了熬，还有就是腌酸菜。白菜还有一种生吃的做法，就是把白菜洗净切成块，浇上醋和酱油，再将用油炸好的辣椒油倒在上面一拌，味道可美了，现在我还吃呢。”
生拌白菜，祝新运做得很成功，但他蒸的窝头就不敢恭维了。祝新运是10岁时参的军。二十多岁的时候，祝新运成家了。一天，他突发奇想，照葫芦画瓢，想妈妈蒸窝头的样子，自己也蒸窝头。用水和好玉米面，然后把窝头捏好，下面还弄了个洞。一出锅，窝头硬得像石头，根本无处下口。他请教哥哥，哥哥说：“窝头面要先用碱面或苏打粉发，发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上锅蒸，蒸出的窝头才香甜松软。”
等爸爸是为了吃排叉儿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吃或多或少会留下些记忆。祝新运说：“北京人都会记得炸排叉儿。炸排叉儿的味道很香，特别好吃和解馋。儿时，我整天就盼着能吃上排叉儿。”
每到爸爸发工资的时候，祝新运就早早地去家门口等候。祝新运说到这时，开心地笑起来，“我哪是等爸爸啊，分明是等爸爸给我买回来排叉儿。记得那时爸爸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用纸包着用纸绳拴着的排叉儿。爸爸看见我就说‘去打二两白酒’。我拿起酒瓶飞跑着去了小卖铺，为的是赶快买酒回来吃排叉儿。”
酒买回来了，祝新运期待的时刻也到了。他依偎在爸爸的身旁，爸爸喝一口酒，给他一个排叉儿。祝新运给我形容当时的情景很形象。“爸爸用筷子蘸上一滴酒，我就伸出舌头咂摸咂摸，为的是咂摸完赶快吃排叉儿。”
排叉儿，就是老北京极为普通的一道小吃，在祝新运的脑海里却留下如此深的印象。“爸爸给我的排叉儿，因为易碎，我总也舍不得吃光，又怕掉在地上浪费，就把馒头掰成两半夹着吃。”
我家分餐已多年
祝新运说：“我对浪费真的很看不惯。过去有的地方请客，饭桌上摆的第一层菜盘里的菜刚吃几口，新的菜盘又端上来了，没办法，叠着放，刚夹几筷子，菜盘又端上来了，只好又叠第三层。每当吃完饭，我都要回头看上一眼，心疼啊。这不仅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也是一种犯罪。”他接着说：“不管我们的生活变成什么样，但我们中华民族节俭的美德不能变。老话说‘吃不穷，能祸祸穷了’。”
为了不浪费，也为了身体健康，几十年了，祝新运从自己成家后，家里就实行分餐制。每顿饭吃多少，做多少。他说：“家庭实行分餐制好处多了。文明健康卫生，大家都有一种意识，吃多少，夹多少。就是家里来了亲戚朋友，也觉得很是方便。”
想为孩子做点事
这些年，祝新运拍了不少的电影。他有时做导演，有时当演员。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为今年3月八一厂拍摄的抗战戏《大青山突围》修改剧本。他说：“我很感谢喜欢我的观众，感谢他们对我的厚爱，因为潘冬子，四十多年了，他们还能记得我，提起我。我的心里始终有个情结，就是我和孩子们的缘分，我要尽我的所能为他们做点事。虽然困难重重，但我前些年还是拍了反映西藏孩子在内地上学的电影《西藏班》，拍了反映抗战时期孩子的电影《太阳脸》，尽管影响有限，但我还是坚持要做下去。”
说起要为孩子们做点事，祝新运似乎有无尽的话题。“《闪闪的红星》是经典，它影响了几代人。现在的儿童作品，与儿童的需求还差得很远。我以为，要拍出好的儿童作品，就要钻到孩子的心里去研究他们。现在有些儿童的作品，我认为是脱离孩子需求的，是大人将主观意志强加给孩子们的。我还想搞孩子们的‘儿童微电影大赛’，让孩子自编自导自演，从他们的角度拍孩子拍大人。我还想让孩子们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拍父母一天的生活……”
“孩子有幼儿期、少年期、青少期，复杂多变，我要留心去做。”祝新运说。
本报记者 吕隽 刘伟摄
作者：吕隽 刘伟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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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