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姿慧:没有门牌号码的小村

父亲曾告诉我，他的老家在甘肃徽县高梨沟，儿时要走一段很远的路去上小学，因个头不高，途中老挨高年级生揍。一日放学，他拿着木棍埋伏在树林间狠狠反击，从此，再没人敢欺负他，还有夏日一到，他经常同玩伴溜去长江支流练泳技。这是我们仅仅所知关于他与那个小村弥足珍贵的两三事。

十六岁那年，他在下山找叔叔的一个黄昏中被强抓去当兵，自此与他母亲分隔两地，再也不曾回家过。父亲年轻时因战乱颠沛流离，后又负起养家重责，当我来到可以跟他如朋友般交谈的年纪，父亲的身体却垮了。

每当探问大陆老家和他成长的经历，他一开口便哽咽，嘴巴张张合合，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看了难过，便不想追问下去，直到他死亡。

2011年8月，我因随行采访远从大陆来台的媒体交流团，五天四夜的行程里认识乐清日报副总编辑朱永红，得知他的故乡也在甘肃，便和他聊起找寻父亲老家那些挫败的经过。听完他信誓旦旦地说：?不要放弃，我一定可以帮你找到。」我生性被动，不太喜欢经营人际关系。他们离开台湾后，我谁也没联络，倒是永红一直积极再为我找小村，催逼着我给线索。原以为只是随口聊聊，想不到他竟认真起来。

有那么一段时日，一回到家，我便痴痴守候屏幕前，盯着聊天网络，把父亲所有零碎残缺的家族成员背景，从远逝的时光里检选出来，极力拼凑编织成一张单薄的网，延展出他的生命轨迹，再如侦探似的与远方友人一来一往的相互比对。在那些个回望寻找的时刻里，因所知有限，一触及与父亲相关的人事物，经常是泪流满面。

不久后，永红透过官方及民间协寻，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那日我兴奋地跟母亲说：?我找到我爸以前住的村子了，过些日子要回甘肃去看看。?她一听，神情慌张的说：?拜托妳不要去啦，妳去那里干甚么？也没半个亲人。?又转而警告我：?高梨沟在深山内，整条路上都是土匪，冬天冷得要死，会让人”冻”的受不了。村里小孩擤鼻涕都擤在棉袄上，干了又擤，擤了又干，很脏很恐怖，好穷啊，那地方，妳要是被抓去回不来了，看怎么办？」

我没理会母亲这些似真似假的恐吓之词，酝酿一年的时间，在所有条件允许下，2012年10月，我决定去一趟小村，为父亲也为自己。

带着没有门牌号码的地址，单凭「甘肃徽县高梨沟」这几个字，就这样回到了金门，打算从厦门飞往西安再转搭火车去甘肃。出发前，我对着父亲的遗照如同他还活着那般的跟他说，爸爸(我已好多年未曾喊过这个字眼了)，我现在要去甘肃，回你老家高梨沟看看，有秀娜陪伴，你不必担心。说完，我掉头就走。

10月14日晚上，我与秀娜顺利抵达西安，连夜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终于来到徽县，此时天光渐白，在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与接应我们的人见上了面。一路舟车劳顿没有停歇，两人都累坏了，直到此刻情绪才释放出来。对方招待我们吃了顿极为丰盛的早餐，望着桌上各式各样的面食小点， 心里好酸楚，想着父亲若还活着的话，能与我同见此情此景，吃他最爱吃的食物，不知该有多好。我努力擒住泪，继续跟同桌的人寒暄。饭后，什么地方也不去，便直接前往旅店，与对方确定好明天进村的时间后，两人便安心倒头大睡。

原以为只有当初与我联系的小元及一同前往的秀娜和我三人进村，始料未及的是隔天除了台办代表，当地的爱心社也来了几位成员，总共有近十人的阵仗，改变了我原先想在村子里跟农民谈天说地，或进某户人家吃顿便饭的打算。 拒绝不了盛情，15日清晨九点，坐上台办人员开的车，一行人领着我来到小村。山区的小路满是泥泞，听说下雨时状况更糟。车子进不去，在不远处停了下来。步行一小段路后，来到父亲一辈子魂牵梦萦的故乡。这地方有一个迷人的名字叫高梨沟，我小时喜欢故意叫它高丽菜沟，父亲总是笑呵呵的纠正，不是高丽菜沟，是高梨沟。至今我都还记得，他发出这个村名时脸上流露的表情以及他那特殊的乡音。

而今这个埋藏在心中如童话故事般的神秘小村，如梦似幻地出现在我眼前，说不出滋味，只见简陋的村舍门墙上，几乎都挂上了成串成串的玉米，金黄黄的一片，远远看，就像一袭风格特殊的落地窗廉，让人联想起小时在金门乡下跟着外公将采收的玉米平铺在地晒太阳的景象。

一个又高又瘦嘴里刁着烟的男子朝我走近，他牵起我的手，诚恳又遗憾的说，我是这儿的村长，妳怎不托人告诉我妳今天要来，要不我就叫村民站在路口列队欢迎。我暗自庆幸避掉了这种场面，便急着跟他说，谢谢！谢谢！不必麻烦大家，能见到你，就很开心。

聊了一会儿，村长立即带我去见一位年纪最大的老人，说他比我父亲小六岁，最有可能知道一些线索。我跟老人说了一点关于父亲微不足道的儿时片段，但老人的记忆力已衰退，根本记不得那么遥远的童年往事。挥了挥手，热心的村长又领我进了另一间屋子，找一位年纪排名第二大但记忆力较好的老人。他跟我说了许多1949年村子青年被抓兵的经过及战争带来的那些不忍听闻的悲欢离合。老人只会说方言，我听不懂，全得靠翻译。聊了好久，最后他说，小女娃儿，妳来这一趟，给我们村子里的年轻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你父亲走那么久了，还惦念着他的遗愿，那些父母还活着的人看了就更应该好好孝顺。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回说甚么，突然害羞起来。看得出他是良善之人，为了抚慰我大老远来这一趟，他还告诉我，小时见过我父亲，说印象中，父亲儿时特调皮，喜欢爬上爬下也喜欢唱童谣。虚构的言语中露出一些破绽，但我没有拆穿他，一直静静的聆听，假装我接收到了一个可贵又难得的消息。

步出门外，在村子里的林间小路走走停停，有人拍照有人纪录，然后我听见有人说，该去赴约吃午饭了，别让人等太久。这才想起将背包里那些特地带来的文具用品交给村长，请他送给村子里的孩童。临走时，我又想起要来之前，放大父亲年轻时的那两张照片，其实早就不抱任何指望，但还是忍不住拿出来给村民看看，再将相片留在村长那儿，兴许以后能传出一点甚么消息来，虽然我知道这可能性不大。

父亲曾告诉我，他的老家在甘肃徽县高梨沟，儿时要走一段很远的路去上小学，因个头不高，途中老挨高年级生揍。一日放学，他拿着木棍埋伏在树林间狠狠反击，从此，再没人敢欺负他，还有夏日一到，他经常同玩伴溜去长江支流练泳技。这是我们仅仅所知关于他与那个小村弥足珍贵的两三事。

十六岁那年，他在下山找叔叔的一个黄昏中被强抓去当兵，自此与他母亲分隔两地，再也不曾回家过。父亲年轻时因战乱颠沛流离，后又负起养家重责，当我来到可以跟他如朋友般交谈的年纪，父亲的身体却垮了。

每当探问大陆老家和他成长的经历，他一开口便哽咽，嘴巴张张合合，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看了难过，便不想追问下去，直到他死亡。

2011年8月，我因随行采访远从大陆来台的媒体交流团，五天四夜的行程里认识乐清日报副总编辑朱永红，得知他的故乡也在甘肃，便和他聊起找寻父亲老家那些挫败的经过。听完他信誓旦旦地说：?不要放弃，我一定可以帮你找到。」我生性被动，不太喜欢经营人际关系。他们离开台湾后，我谁也没联络，倒是永红一直积极再为我找小村，催逼着我给线索。原以为只是随口聊聊，想不到他竟认真起来。

有那么一段时日，一回到家，我便痴痴守候屏幕前，盯着聊天网络，把父亲所有零碎残缺的家族成员背景，从远逝的时光里检选出来，极力拼凑编织成一张单薄的网，延展出他的生命轨迹，再如侦探似的与远方友人一来一往的相互比对。在那些个回望寻找的时刻里，因所知有限，一触及与父亲相关的人事物，经常是泪流满面。

不久后，永红透过官方及民间协寻，终于传来了好消息。那日我兴奋地跟母亲说：?我找到我爸以前住的村子了，过些日子要回甘肃去看看。?她一听，神情慌张的说：?拜托妳不要去啦，妳去那里干甚么？也没半个亲人。?又转而警告我：?高梨沟在深山内，整条路上都是土匪，冬天冷得要死，会让人”冻”的受不了。村里小孩擤鼻涕都擤在棉袄上，干了又擤，擤了又干，很脏很恐怖，好穷啊，那地方，妳要是被抓去回不来了，看怎么办？」

我没理会母亲这些似真似假的恐吓之词，酝酿一年的时间，在所有条件允许下，2012年10月，我决定去一趟小村，为父亲也为自己。

带着没有门牌号码的地址，单凭「甘肃徽县高梨沟」这几个字，就这样回到了金门，打算从厦门飞往西安再转搭火车去甘肃。出发前，我对着父亲的遗照如同他还活着那般的跟他说，爸爸(我已好多年未曾喊过这个字眼了)，我现在要去甘肃，回你老家高梨沟看看，有秀娜陪伴，你不必担心。说完，我掉头就走。

10月14日晚上，我与秀娜顺利抵达西安，连夜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终于来到徽县，此时天光渐白，在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与接应我们的人见上了面。一路舟车劳顿没有停歇，两人都累坏了，直到此刻情绪才释放出来。对方招待我们吃了顿极为丰盛的早餐，望着桌上各式各样的面食小点， 心里好酸楚，想着父亲若还活着的话，能与我同见此情此景，吃他最爱吃的食物，不知该有多好。我努力擒住泪，继续跟同桌的人寒暄。饭后，什么地方也不去，便直接前往旅店，与对方确定好明天进村的时间后，两人便安心倒头大睡。

原以为只有当初与我联系的小元及一同前往的秀娜和我三人进村，始料未及的是隔天除了台办代表，当地的爱心社也来了几位成员，总共有近十人的阵仗，改变了我原先想在村子里跟农民谈天说地，或进某户人家吃顿便饭的打算。 拒绝不了盛情，15日清晨九点，坐上台办人员开的车，一行人领着我来到小村。山区的小路满是泥泞，听说下雨时状况更糟。车子进不去，在不远处停了下来。步行一小段路后，来到父亲一辈子魂牵梦萦的故乡。这地方有一个迷人的名字叫高梨沟，我小时喜欢故意叫它高丽菜沟，父亲总是笑呵呵的纠正，不是高丽菜沟，是高梨沟。至今我都还记得，他发出这个村名时脸上流露的表情以及他那特殊的乡音。

而今这个埋藏在心中如童话故事般的神秘小村，如梦似幻地出现在我眼前，说不出滋味，只见简陋的村舍门墙上，几乎都挂上了成串成串的玉米，金黄黄的一片，远远看，就像一袭风格特殊的落地窗廉，让人联想起小时在金门乡下跟着外公将采收的玉米平铺在地晒太阳的景象。

一个又高又瘦嘴里刁着烟的男子朝我走近，他牵起我的手，诚恳又遗憾的说，我是这儿的村长，妳怎不托人告诉我妳今天要来，要不我就叫村民站在路口列队欢迎。我暗自庆幸避掉了这种场面，便急着跟他说，谢谢！谢谢！不必麻烦大家，能见到你，就很开心。

聊了一会儿，村长立即带我去见一位年纪最大的老人，说他比我父亲小六岁，最有可能知道一些线索。我跟老人说了一点关于父亲微不足道的儿时片段，但老人的记忆力已衰退，根本记不得那么遥远的童年往事。挥了挥手，热心的村长又领我进了另一间屋子，找一位年纪排名第二大但记忆力较好的老人。他跟我说了许多1949年村子青年被抓兵的经过及战争带来的那些不忍听闻的悲欢离合。老人只会说方言，我听不懂，全得靠翻译。聊了好久，最后他说，小女娃儿，妳来这一趟，给我们村子里的年轻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你父亲走那么久了，还惦念着他的遗愿，那些父母还活着的人看了就更应该好好孝顺。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回说甚么，突然害羞起来。看得出他是良善之人，为了抚慰我大老远来这一趟，他还告诉我，小时见过我父亲，说印象中，父亲儿时特调皮，喜欢爬上爬下也喜欢唱童谣。虚构的言语中露出一些破绽，但我没有拆穿他，一直静静的聆听，假装我接收到了一个可贵又难得的消息。

步出门外，在村子里的林间小路走走停停，有人拍照有人纪录，然后我听见有人说，该去赴约吃午饭了，别让人等太久。这才想起将背包里那些特地带来的文具用品交给村长，请他送给村子里的孩童。临走时，我又想起要来之前，放大父亲年轻时的那两张照片，其实早就不抱任何指望，但还是忍不住拿出来给村民看看，再将相片留在村长那儿，兴许以后能传出一点甚么消息来，虽然我知道这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