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小余
1987年到1991年,这是余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四年。
这年9月,人大法学院招了两个班的本科新生,一个是经济法专业,一个是法学专业,余刚,就是法学班上的一员。
“他那时也算是系里的才子了,好像还听说是他们当地的高考状元……”提起余刚,一位来自人大87级经济法专业的校友这样向澎湃新闻描述。
据他透露,大学前两年,两个班经常一起上公共课,住宿也是一幢楼的楼上楼下,大家自然比较熟络。在高分考生云集的人大,余刚不是班干部,也不算很张扬,反倒是能给人留下一种“湖南人就是很聪明”的印象。
大学毕业后,余刚和他的大学同学,尤其是留在北京的,也时常小聚。“他似乎还是个热心肠。”这位校友向澎湃新闻表示,曾经也有同学找余刚帮忙,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出手相助。
据李成英回忆,1991年从人民大学毕业之后,余刚面临两个工作分配的选择,一个是去铁道部下面的法律机构,另一个是国务院法制局。
国务院法制局于1986年成立,由原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和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合并,属于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全面负责国务院的法制行政工作。
李成英很关心余刚毕业后的去向。他告诉澎湃新闻,“当时,余刚的第一志愿是铁道部,我提出自己的建议:去铁道部的下属机构,对将来的发展不及去国务院这类中央机关作用大。”
最后,余刚听从了李成英的建议,选择了国务院法制局。
工作不久的余刚还是会和老师们聊起工作的事情。余刚曾告诉李成英,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期间,他经常跟着领导去各地视察。
有一次,时任国务院法制局局长还委托余刚代表他去云南开会,要他“只听不表态”,回来再向局长汇报工作。
在老师们看来,这也代表了领导对他的信任。
陈守凡也向澎湃新闻回忆起余刚当年亲口讲的一个小故事。当年,余刚曾出差到河南郑州,河南省委一个领导在郑州请他吃了饭。在吃饭的时候,领导还给余刚劝酒:“小余啊,喝酒啊!”不过,那时才工作不久的余刚还不会喝酒。
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了几年后,余刚调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具体分工,秘书三局主要负责办理教科文卫、政法民政等社会事业的文电、会务、督查,以及联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军队等方面的工作。
2001至2002年间,余刚也曾在广东江门下辖县级市鹤山市挂职副市长。之后,余刚回到中央。
据余刚多位亲友回忆,大约从2005年起,他开始担任一位已退休的中央领导秘书,直到被调查。
十八大之后,与余刚一样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人还有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四川省委原常委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和已经失去联系的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
这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均担任过上述已退休中央领导不同时期的秘书,因而也被媒体称为“秘书五人组”。
细伢子变了
1998年的一天,陈守凡去北京,余刚请他在国务院门外的一个湘菜馆吃饭聊天。那时候,陈守凡也觉得余刚还是那个“细伢子(小孩子)”,如当年勤奋刻苦的学生一般没有变化。
但9年后,李成英却有了和陈守凡不一样的感觉——那个曾经懂礼貌、尊重长辈的好学生已经变了。
2007年,余刚已是已退休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一年,李成英去北京旅游,心里还记挂着经的学生,问到余刚的号码就给他打了过去。
电话那头,余刚对李成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李成英理解余刚的惊讶,“毕竟他的身份特殊,一般人没法获得他的联系方式”,但同时,这句话也伤了他的心。
李成英听说,镇上一位科级干部曾去北京拜访余刚,余热情地接待了他,自己是余曾经的老师,却只换来了这么个问句。
“算了,打了这个电话我就把你电话销了。” 李成英有些生气。电话那头,余刚没有任何回答,两人便挂了电话。
李成英不忍心删掉余刚的电话。
李成英告诉澎湃新闻,在北京的7天里,他一直在等着余刚打来,想着自己的学生会来跟自己解释原因。但直到李成英离开北京,余刚都没有任何表示。
临走前,李成英给余刚发了条短信:“我来北京一趟也不容易,今后我们还要见面也很难了……”余刚依旧任何没有回复。
李成英告诉澎湃新闻,这趟北京之行,让他的心凉了。20年前,他把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优秀学生介绍给人民大学的朋友。20年后,余刚连他的短信也不回复。
“我感觉到,余刚已经变了。” 李成英说。从此之后,李成英与余刚再也没有联系。
同在2007年,余辉想找余刚帮个忙,也遭到了拒绝。
余辉告诉澎湃新闻,2007年,余辉的外甥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想去北京念大学,为了帮外甥,余辉去了趟北京。
余辉打电话给余刚,想约堂弟出来吃个饭。电话那头,余刚说没时间见面。当时余辉觉着堂弟连自己也不愿意见,挂上电话后就哭了。
余辉决定第二天就回家。
在回去前,余刚给堂姐回过来了电话,他说:“大姐你来了很不容易,我抽个时间陪你吃顿饭。”吃饭时,余辉提到帮外甥的事情,余刚立即拒绝,说“不可能”。
回家之后,余辉选择理解弟弟,“他在外面不容易,我们家里人不能影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