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干涉军和本国叛乱四起，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等地面临弹尽粮绝之困，斯大林受命到察里津征购粮食，他超出授权将自己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派出的专门特使，接管了当地的军政大权，指挥红军对白军作战，铁血平叛，不惜大肆杀戮。这段经历使得察里津后来被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还成为了重要战役的发生地；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斯大林高度强韧的个人品质，此特点是托洛茨基等多愁善感的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从而让斯大林获得了列宁的进一步重视，尽管两人的政策分歧始终没有消除。
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任性，导致了他在列宁面前的形象越来越糟糕，斯大林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列宁1922年口述了一份极不利于斯大林，同时也谴责了托洛茨基的遗嘱，但没有下决心罢黜这两个人。托洛茨基像30年后的贝利亚那样，因为得罪了太多同僚，以至于斯大林轻而易举的排除了列宁的若干直接批评，而达成了党内政治联盟。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成为了继任者，这是逝者生前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从托洛茨基，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再到后来的布哈林，这些人都被接连打倒，斯大林使用了来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斯大林传》对1920年代苏联、苏共政治生活的回顾表明，斯大林的竞争者无论在权术、谋略，还是政策水平上，确实要低于前者。
对斯大林的评价始终充满了争议
一个国家的激情实验
新经济政策被提出，是为了应对苏联刚刚建立时期的经济困难，斯大林要比列宁更坚定的倡导这项政策。但到了1920年代末期，斯大林突然抛弃了这个选项，加速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习惯于懒散拖沓的基层官僚，很快就感知到斯大林通过权力最高点所传递的巨大压力。
为什么斯大林会突然作出根本性的政策转变？一些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这是他凝聚苏共领导层，辨识领导成员忠诚度的一种方式。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原因在于，权力集中的领导人考验下属忠诚度有很多种方法，即便选择转变政策，也可以在考验期结束后回调政策，但斯大林却没有那样做。罗伯特·谢伟思在书中指出，斯大林当时作为苏联最高领导者，对国力疲弱以及西方世界整体敌视感到焦虑，而斯大林采取的政策在推行后，伴随着西方世界上演1929年大萧条，显示出了苏联政治模式在提升国力方面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斯大林执政时期以充斥着极其残酷的内部清洗、社会清洗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苏联更早的完成了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装备，“恰好”成为抵御德国法西斯入侵并最终反攻取胜的关键力量。这并不足以为斯大林主导的清洗翻案，或者减轻其罪责。罗伯特·谢伟思在书中专辟一章“恐怖经济学”，对苏共192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一连串消灭富农阶级、清算反苏维埃的其他阶层和群体人士的政策予以了严厉批评。斯大林曾提出要求，农业集体化应自愿实行，将以暴力等方式胁迫乃至强制要求农民服从的责任归于地方官僚，书中评价指出，这是不诚实的做法，明确举出了斯大林严惩集体化推行不力的地方官僚等政策诱因的证据。
早期曾是一名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的斯大林，对文化改造和建设抱有格外的兴趣。他真诚的推进读写、算术、卫生保健乃至民族艺术在苏联范围内得以普及，加之他主张的赋予俄罗斯民族之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各民族一定程度的分离权，成为了后来苏联全境民族分离分裂运动高发的重要原因。而对于文化艺术各领域的杰出分子，斯大林一方面注重包装其中的优秀个例，甚至鼓励知识分子拿出在世界范围内算得上杰出的成果，另一方面因为其从事过报纸编辑的缘故，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审查。在科学方面，斯大林执政时期既出现过李森科那样的笑柄，但不可忽略的是，苏联基础科学和尖端科学确实弥补了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在个别领域甚至得以大大超出。
《斯大林传》一书用了很大篇幅来记录斯大林主导下的苏联肃反运动。这场运动造成数百万人殒命，也致使苏联建国后的头二十年各领域精英人物被清洗殆尽，从而导致了德国入侵时的巨大被动。肃反运动的起因是斯大林从多起孤立事件中，洞察到他所认为的联系，比如被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不断公开发表非议苏联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旨在嘲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基洛夫遇刺，炮兵团统帅那哈耶夫发动兵变，西班牙内战，德国法西斯发起的意识形态挑战，以及来自民间的、更为广泛的对农业集体化等政策的集体反抗和消极反抗。罗伯特·谢伟思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狂热传统和斯大林本人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引燃了这场空前的清洗悲剧。
从西方的救星，到西方的祸害
苏联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此前多次以公开或秘密方式表达与英法建立同盟关系愿望未获回应的结果。日本发起全面侵华并以所向披靡之势席卷中国华北、华中，更让斯大林忧心忡忡。英法对德实行绥靖政策的目的，很明显是“水东引”，让希特勒去祸害苏联，斯大林通过条约反过来让德国铁骑首先踏入了西欧，客观上起到了延缓苏德战争爆发的作用，也让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欧洲大陆战略均势的英国外交传统受到重挫。但无论怎样，斯大林在这项条约签署之后，对希特勒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一方面忧虑德国入侵，另一方面却是用主动抢占战略要地的方式一次次的触犯激怒纳粹战争狂人，苏联国内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苏德战争的爆发，让美英苏三强最终结盟。斯大林领导的苏军统帅部对苏联打赢这场战事，不仅在军事指挥方面，而且也在相关的外交政策、政治组织、社会文化政策、经济动员等领域作出了极大调整。这本书对此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二战期间，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媒体强调斯大林的坦率与坚定，将之包装为可以与西方打交道、可以为西方人民信赖的“大救星”。
但这一切在二战结束、冷战开启后都变了模样。斯大林不仅在苏联国内重启紧缩和高压式的统治模式，在苏军占领控制的中东欧仆从国也采取了极其苛刻和武断的打压，此外对凭借一己之力获得成功的中国同志给予了压制。苏联农业集体化、工业化、肃反、卫国战争胜利等事业成功的“经验”让斯大林建立了随心所欲推行自己想要推行的政策的自信，以及底气。
斯大林默许了社会主义阵营内有关他的个人崇拜浪潮，甚至开始公开发表针对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批评文章。对此，《斯大林传》的评价是，“斯大林是个很有思想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尽力理解自己发现的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学习中，他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些基本的变革。斯大林不断积累，然后加以消化吸收。他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但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责编：于川)
(原标题：郑渝川：俄罗斯人为什么忘不了斯大林？)
本文来源：海外网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