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的人生回归(图)

清华大学生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资料图片）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在北京的29年

　　蒯大富一生中的主要时光，都与北京密切相关。在那里，他前后住了29年，至今仍不无怀念和好感。

　　1992年，在妻子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

　　尽管有朋友劝他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也行，但是，他的这个要求最终也没被允许。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留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四处碰壁的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有时候是很难受的。不过，经历过风浪洗礼的蒯大富很容易就找回了平衡的心态。

　　上世纪70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再奢望能活成什么样子了。”蒯大富说。

　　商海漂浮15年

　　1994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后，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1000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1.4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1万多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给面子，与同学合作4年半时间里，总业务量做到了9000多万元。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90万元，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他22万元外加一套房子，总计40来万。

　　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

　　“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经历，让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商海漂浮15年，蒯大富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些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可以学啊，经商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每天坚持翻阅报刊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到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但当事人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除了在家里为自己熬熬中药，大病初愈的蒯大富还在一家同样是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里担当顾问，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跑跑单，接洽一些业务。此外，连续几次病发，动摇了他那种“生命在于静止，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的反潮流主张，经常也会跟着公司的年轻同事和下属出门远足。在妻子的提醒下，蒯大富还坚持定期去做瑜伽，每天晚饭后都下楼散散步。

　　对于时事政治，他依然保有兴趣，每天大致要挤出两个多小时翻阅各类报刊，了解各种动态。

　　二十一世纪初，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很惨的老师，他们都是从那个暴风眼里挣扎过来的人。他安慰老师，一定要把身体养好。（据《南风窗》）

　　作者：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