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芹斋的道德处境(图)

　　卢芹斋是现代西方中国文物收藏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尤为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细节，对我们了解西方中国文物收藏的建立、扩展与转型，以及这些收藏与西方的中国艺术史、文明史研究的互动，进而至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等，都大有补益。

　　缪 哲

　　《卢芹斋传》

　　罗拉著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我初学艺术史时，常遇到一个很怪的名字，叫C. T. Loo。第一次撞见，还以为是个特务，或某部丑化华人的美国电影的主角。看这名字的后面，却又缀着某文物属于他或曾属于他的说明，便心想不对，这八成是个收藏家吧？稍到后来，等读过罗斯托采夫（Michael Ivanovitch Rostovtzeff）的《卢芹斋藏汉代嵌金银青铜器》（Inlaid Bronzes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之后，方晓得此人姓“卢（Loo)”，名“芹斋”（Ching Tsai），一个专门倒卖中国文物给洋人的华人。

　　虽非特务，但文物的倒卖，须深掩马脚，自诡其迹，行事与特务也差不了很多。故此人的身世，便终于不甚了了。叩问朋侪或长辈，则除了“解放前西方重要的中国文物商”这个头衔无异辞外，有说此的，有说彼的，不尽能一。近承友人寄下罗拉女士撰写的《卢芹斋传》，这悬了多年的好奇，始得一小的满足—尽管它满足的，只是我好奇心中较无用的部分。

　　据书的前言，这书依据的材料，乃卢芹斋生前的部分档案，即卢死后归其后人所保管的，内有与客户、亲朋的通信等。此外是采访：其中最主要的对象，是卢的后人与亲属。另外的材料，则来自西方博物馆的收藏记录。故关于卢的身世，此书必较传闻为可靠。另外，以我寡陋的闻见，这应是目前唯一的一本卢芹斋传记了。

　　据书勾勒的卢生平的轮廓，可知卢生于1880年，生地为浙江湖州一名作“卢家兜”的小村子。他初名“焕文”；至于“芹斋”，则是发达后自改的雅名—这名字固然“雅”，其奈不“正”：古人有以“斋”为号者，罕有作名的，即此也知他并不像书中所吹嘘的那样，是个有旧教养的人。又据书称，卢幼年失怙，初寄养于远房的堂叔家，后入南浔张家做仆人。按南浔张家是当地大贾。卢初入张家时，日后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犹是张家的大少爷，也是卢服侍的少主子。1902年，家里使钱为张买得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的职位，张携往巴黎的仆眷中，便有这卢焕文。张甫抵巴黎，便开了一家铺子，名“运通”，卖中国的瓷器、字画与清末称的“小摆设”等。卢也由张的私仆，超迁为掌铺了。但张开这铺子，原志不在钱，而志在革清人的命，故铺子的收入，即悉数资助了孙文—当然往后看，投资革命，是远较投资古董的利润为高的。唯以卢的出身，似智不及此，因为不久后，他脱离了张，自起了一家买卖中国古董的公司，名“来远”；为了与文物的风雅相般配，他易名“芹斋”。这样“改正朔”后，一个庞大的文物帝国，便勃焉而兴了。

　　书中叙述的卢此后的经历，与传闻差不很远：他先在巴黎闯出了天下；一战后，因嗅出世界的中心已转移至美国，便设分号于纽约，从此扶摇直上，得跻身美国收藏圈子的上层。他的客户中，不仅有工业巨头洛克菲勒、弗瑞尔等，也包括了重要的公立机构如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因此，他在西方的生意之隆，便可抗行日本的山中商社。今大都会中国厅入口处的明代巨幅壁画（揭自山西广胜寺），宾州大学博物馆的唐“昭陵六骏”浮雕，与弗利尔的响堂山佛像等，皆为其生意兴隆的见证。记得有一次我在大都会中国厅的入口处，见一位国内来的游客睁大了眼睛，惊恐地向同伴叹道：哇，这么大的壁画，居然也弄得出来！想卢泉下有知，闻后必有得意之色吧。

　　推原卢的庞大文物帝国的建立，自有他本人的精明，但书中未举的或举而不周的，则是已成国民党要员的张静江对其旧仆的荫蔽。以卢的客户之阔，在贫病交加的中国搜罗文物，原可打垮所有的竞争者；而钱所不及处，又有官府充为爪牙。这样在钱权的互力下，卢设于上海的“卢吴公司”，即成为当时最贪婪、亦最具侵略性的中国文物商。除非他闻见不及，或洋客户智识有未周，罕有文物不落入其手、复经其手摆进西方客厅或博物馆的。唯关于卢的这一部分经历，或因书所取的材料有限制，或作者不愿作践卢的“遗芳”，书中是语焉不详的。

　　但卢的商人之精明，亦可颉颃其政治的愚蠢：他竟未料到国民党的倒台，与新政权行事的决绝。1949年，未必有过“国家”概念的卢芹斋，竟得了“卖国贼”这个不虞之誉—或不虞之毁（我料他心里一定感到冤枉）；于是他在中国的公司被关闭，存货遭没收。倘不是远在纽约，他少不了也如其国内的心腹一样，被绑出去砍了。失去国内的货源，他建立于海外的文物帝国，一年后也轰然垮了。

　　卢芹斋是现代西方中国文物收藏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尤为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细节，对我们了解西方中国文物收藏的建立、扩展与转型，以及这些收藏与西方的中国艺术史、文明史研究的互动，进而至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等，都大有补益。但他的传记，想来是很不易写的。倘自设为作者，我想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对卢的道德处境，我们将何以为心？在台湾收藏家曹兴诚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序中，有一章专门谈了“卢芹斋先生的功与过”。揣曹先生的口吻，人们所称的“过”—即他所造成的文物外流，似也未尝不是“功”；比如文物售给西方，便使之免了“文革”的秦火。这样的想法，必不止曹先生一人有，也不仅用于卢—人们谈起斯坦因、伯希和劫走敦煌的遗珍时，亦常以此说为解。但假如撇开功利，专言道德，则卢之卖出其经手的大部分文物，是当时的法律悬为厉禁的。以卢之不能预见新政权的决绝，也必不能预见“文革”的发生；然则他卖出文物时，他清楚这是犯罪的行为，而非保护文物的长图大略。至于功利，或者说，卢不卖走它们，是否就必遭“文革”的秦火，我则并不如曹先生那样肯定：卢劫余的昭陵六骏的其余四块，今天毕竟仍摆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呢。因此，为卢的任何辩护，在道德上都是可疑的，功利上都是不足信的。

　　但一部好的卢的传记，应撇开这种前现代史学的道德焦虑感，而专注其社会－文化的侧面。在这个方面，曹先生的序言，似较原书所做的为多：在标举卢的另一“功”时，曹先生说卢以高明的学识与品味，引导了西方的中国收藏，使之于清代瓷器与鼻烟壶外，犹得欣赏中华文明的精髓，如商周青铜器、中古雕塑等。这一观点，倘能细致地展开，倒是我期望于作者、而作者却未餍我望的。但有趣的是，记得《夏鼐日记》中，有一段关于他访问卢芹斋巴黎铺子（名“彤阁”）的记载，其中对卢的学识与品味，甚为鄙薄。前圣后圣，其心如此不一，未免感到古人欺我。唯略一翻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出版的中国艺术图录或著作，又知西方的收藏，主要是学者引导的，古董商如卢芹斋者，则主要是迎合藏家的既有趣味，或强化其甫萌的趣味而已。这些想来，欺我者似又非古人了。

　　但无论如何，卢对西方收藏兴趣的形成，以及收藏所波及的学术兴趣的形成，进而至于对中国文明认知模式的形成，是必有关联的。其间的关联几何，如前文所说，乃是我期望于作者、而作者却未餍我望的地方。故总的说来，此书的用功虽勤，但终不能脱去闲话的气味。一部学术标准的卢芹斋传记，犹有待于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