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无“挟尸”，议价捞尸无过

【另一面专题：温岭无“挟尸”，议价捞尸无过】

 导语: 25日晚，温岭一对情侣由于感情原因，女子跳河，随后男子下河营救，双双溺亡。26日上午，溺亡男子家属遭索价，以一共300元的代价打捞起两具尸体。有网友斥之为“挟尸要价”。但其实打捞者并未“挟尸”，“要价”也属合理，无须飨之以漫天的道德指责。

警方未救援，打捞队也并未“挟尸要价”

 死者落水以后，当地警方并未救人，而是由其联系了当地的打捞队

此次事件中，情侣由于感情原因发生口角，女子于25日晚间跳入河中，男子随即也跳入河中救人，结果双双溺亡。据调查显示：二人于当日晚间11点左右落水，男性死者的弟弟谭生于“11点多”就接到警方电话，称其哥哥可能出事了。而警察接警后并未下河搜救——他们直接联络了当地打捞队，但对方不肯来。理由是“晚上乌漆抹黑的，啥都看不到，没法捞。”只能约好第二天一早来捞。谭生的这个说法，已经得到了当地警方的确认。

死者家属与打捞队议价时，尸体还没有开始打捞。打捞队未抢占尸体，“挟尸要价”一说不实

在桥上等到凌晨2点后谭生回到家中。第二天早上5点多，他再次来到河边，并通过民警联系上打捞队，到次日上午10点多钟，打捞队摇船到达现场。他们先与谭生谈起价格，而并没有开始打捞。打捞队认为打捞难度很大，“如果需要打捞，起码要12000元”。他们还特别跟谭生强调，即便捞不到，谭生至少要付8000元打捞辛苦费。这时，附近的围观村民纷纷表示要价太高，劝打捞队减价。最后在现场民警的居中协调下，才以3000元打捞两具尸体的价格达成协议。纵观始终，打捞队都没有占据尸体和家属议价，何谈“挟尸要价”呢？

捞尸并非义务，而是自发的市场行为

 救活人要价与捞尸要价性质不同：前者应受谴责，但我国没有“见死不救罪”，虽欠妥但也并不违法。而后者只是单纯的劳务报偿协商

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就有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死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立法内容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但是，“见死不救”不符合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立法原则，需要从民法中引进“无过错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作为立法依据，而在我国，把民法精神作为刑法依据尚无先例。而在今次事件中，当事人遇难已成既定之事，打捞队和遇难者家属之间进行的只是单纯的劳务协商，并无不妥。

 义务捞尸固然值得褒扬，但民间打捞队并不负有捞尸义务，收费捞尸无需指责

诚然，有人溺水身亡，实属万分的不幸。打捞队标价、议价捞尸，也的确触及高尚者们的道德神经。但是，种种的道德指摘背后，看官们难道是在期待着打捞队免费、义务捞尸？或者是要求打捞队提供一个符合自己心里预期的“公道”价位？再或者是捞尸无偿化、义务化？看起来，似乎不会有太多人有如此的时间和精力去施行这般善举。没人捞尸，就没有了捞尸索酬，也就没有了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困境。只有一个问题：江河湖面上的逝者的浮尸，到底要怎么办呢？

 中国社会有视“殓尸送葬、鬻棺屠宰之家”为下九流的文化传统，捞尸是一种极卑贱的职业，从业者甚少，处于卖方市场。故而其掌握了一定的定价权

隋唐时期，“仵作”一词就已出现，指的是殡葬业的相关从业人员。后来逐渐发展成组织，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载：这类殓尸殡葬民间行会的成员就叫作“仵作行人”。自尧舜时代即由贱民或奴隶检查尸体并向官员报告情况，也就相当于是古代的法医雏型。仵作在古代都是由地位低下的贱民担任，大抵是殓尸送葬、鬻棺屠宰之家，其后代禁绝参加科举考试，故成为不少人奚落和嘲讽的对象。捞尸同理，这种职业在中国历来被视为“下九流”。导致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并不愿意从事这个行当，使得捞尸服务的供给处于稀缺状态，始终处于卖方市场。于是捞尸人掌握了一定的定价权。

指责民间捞尸队本质上在为缺失的政府公共服务开脱

 民间救援有逐利性且不专业，遇险救援理所当然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2012年8月15日，台中吕振胜一家人跟朋友到恒春白砂戏水，吕男和儿子、两名友人被大浪卷到海上，吕妻见状附近的摩托艇经营者求救，但经营者开价“救人可以，一万五千元”，吕妻马上答应，急得差点下跪。叶姓巡逻员说，他连续救起三人，但水上摩托车业者却只丢了浮板给被卷走的人，就把摩托车骑回岸边，所幸吕男也被他救起。当地官员称，即使摩托艇经营者开口索价也无法可管，因为其“并未具有救人的责任和义务”。

 在北京，警方只充当打捞者和家属之间的中介，一旦发生事故，警员负责居间联系，民间进行潜水打捞。

2006年6月27日傍晚，民间打捞经营者崔杰接到朝阳区楼梓庄派出所电话，称有民工在温榆河洗澡溺毙，施工单位提出打捞。崔杰向民警提出需知会施工单位需要收取服务收费，其在得到首肯后，驱车赶赴现场。“在这种事中，民警也就是个中介。”“目前北京各级公安部门内部，都有在中国潜协注册的潜水俱乐部的电话，一旦发生溺水事故，110警员负责居间联系，由民间潜水进行打捞”。

警方以警力不足为由把本该由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外包给民间企业，当遇难者家属无力支付巨额打捞费用时，遂造成道德窘境

在1999年，溺水者尸体打捞主要由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负责。2004年，北京市公安局以警力不足为由，将溺亡者打捞工作开始交由专门的打捞公司处理。2011年11月24日中午，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11岁男孩刘晓路不慎掉进排水沟后溺亡并沉入水底。事发后，刘晓路母亲向附近的通州区甘棠派出所报警，请求民警把孩子打捞上岸。但民警称，派出所不是专业的打捞队，孩子溺水应由专业打捞队打捞，打捞费用由被救方承担。由于刘晓路父母无力支付打捞队提出的10000元打捞费，遭拒绝打捞。其后此事引发各方关注，一时间“小学生河边溺亡，民警索要打捞费”，“公民遇险救援费用由谁出”等帖子引起热议。

 针对前段时间报道中出现的“黄河兰州段浮尸无人管”情况，兰州市政府称黄河浮尸一般采取属地管理原则，“各部门有严格的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但在“由谁打捞浮尸”的问题上始终含混不清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黄河兰州段约80公里的水域，飘荡着至少10000具浮尸，时至今日，仍以每年200至300余具的规模增加。记者走访时发现，一部分浮尸被河岸的捞尸人捞起运走，一部分被移交亲属或民政部门火化，而一些无名的浮尸则被随意弃之，继续在千里黄河间漂荡。针对报道中出现的“浮尸无人管”等情况，兰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胡海波称，黄河浮尸一般采取的是“属地管理原则”，出现浮尸后各部门有“严格的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对于打捞上来的尸体，县区公安部门会及时赶赴现场，负责确定死因，查明身份和尸体认领，民政部门则根据公安部门意见负责协调落实浮尸接运、火化、遗体掩埋或骨灰保存工作。但是在“浮尸究竟由谁负责打捞”这个问题上，始终言辞暧昧、含混不清。

结语：捞尸队付出了劳力，收费本无可厚非。但“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来，想要避免“河中浮尸无人捞”的道德窘境，还需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承担起本该由他们承担的责任。

 出品：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袁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