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三国史之蜀汉建国之路（七）

[废李严]客寓士大夫掌权传统成型

建兴八年(230)，关中魏军有三路进攻汉中的态势。诸葛亮借此理由，命李严将二万人赴汉中，并以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李严抗命不欲北行，筑江州大城，反而求划分巴州并自为刺史，又求开府。诸葛亮表废李严时追叙这一段事情说:“臣当北出(按指建兴八年出师防备魏军之事)，欲得平(按李严改名李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亮以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完全是作为促使李严北上，也就是调虎离山的条件而安排的。李严既然不得不离开长期盘据的江州，那末，诸葛亮进一步解决李严问题，就只是早晚的事情了。

建兴九年，李严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诸葛亮废李严，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据《李严传》，李严之表现为:一，喻后主指，运粮不继，呼亮军还；二，又诘亮粮足何以还军;三，并表上后主谓亮军退盖以诱敌。亮以严反复如此，乃出严前后手笔为证，表徙严于梓潼为民。《李严传》注引诸葛亮公文上尚书，谓严“横造无端”;《季汉辅臣赞》据亮所言，亦谓严“造此异端”。但是这里所说的李严举动毕竟过于乖谬，不符常情，丝毫不像一个素来“以才干称”、“有能名”.、被誉为“部分如流，趋舍周滞”，在蜀国地居分陕的人所当为，其间必然另有文章。

废徙李严，其实是诸葛亮解决蜀汉集团内部客、主士大夫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一件政治大事。陈寿所上《诸葛氏集》二十四篇十余万言，其中有《废李平第十七》一篇，可见关于此事的文书资料是不少的。陈寿、常璩书中所载废李严事，当是据《诸葛氏集》资料写成。但是今存这些，看来都是诸葛亮之词，没有李严一面的资料，历史真象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

李严被废徙，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季汉辅臣赞》注谓:“都护李严性自矜高”。《陈震传》记载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谓“孝起(按陈震字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按陈震与李严均南阳人，故知乡党所论如此。震使吴在建兴七年，早于李严被废二年)。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

李严所为“苏、张之事”，具体情节没有记载。李严所行“苏、张之事”，当指其纵横牌阖于刘璋旧人与诸葛系荆州新人之间，肆其诡靡之说，挑起各团体内部不和，所以诸葛亮要假借理由加以消除。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由于涉及蜀汉内部集团不和问题，关系重大，不便独自处理，所以诸葛亮表废李严，联署者竟有二十余人之多。

解决了李严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江州地区的问题:李严驻永安时，江州始终处在刘璋旧人之手。费观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而费观是刘璋的女婿，李严的参军。费观以后是李严，李严以后是李丰。

李严被废徙后，诸葛亮立即“夺平子丰兵，以为从事中郎，与长史蒋琬共知居府事”，见《华阳国志·后主志》。这样，江州的军政权就转移到诸葛亮掌握中了。《李严传》记载亮与丰教，说到“若都护(按指李严)思负一意，君(按指李丰)与公琰(按蒋琬字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这本是诸葛亮对李严的一姿态，李严于徙所信以为真，“冀亮当自补复”。但是李严的希望并未实现。

廖立以不服李严被废，而李严又以不服诸葛被废。在这看来是两不相涉的孤立事件中，却包含蜀国历史上的一段公案，贯串于其间的是蜀汉执政权由哪一政治团体掌控的问题。

刘备在世之日，执政权由刘备掌控，自然不存在这些问题。刘备享国之日甚浅，才称帝不久即去世，继嗣刘禅不能在乱世独力执政；荆州丢失，首席辅政大臣诸葛亮由主势转为客势，又受李严制约，蜀汉集团究竟是由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客寓士大夫执政，还是由以李严为代表的本土士大夫执政，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