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时代》《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美国六大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些报刊中有关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也俯拾皆是。但这些局外人的“误读”，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参考：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他们为何会如此认识中国？
本文来自《中国时代1900—2000：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 师永刚 邹明/主编 作家出版社 由编者授权网易历史刊发，请勿转载。
网易历史将在最近十天陆续推出美国主流媒体眼中的1939—2000年的中国变迁，敬请关注。
国民党大溃败（1948-1949年）
比军事溃败更加使形势恶化的是国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进驻东北时逃往别处的东北地主又回来了，而且共产党给他们分多少地，他们都接受。大批大批的学生投奔共产党而去。在云南省，国民党军队征募新兵遭到了农民的抵制。
在南京，国民政府内一片哀悼。国军在宜川的“英勇壮举在历史上可歌可泣……表现了国军将士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共匪就一定会被剿灭。”他们的眼泪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仅仅依靠牺牲精神远远不能遏止共产党在中国的步伐。
这是中国令人震惊的一个星期（1949年4月底）。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中国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象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共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
基督徒将军冯玉祥
“人民总是在进步”，这位身材高大、神情和蔼的中国人1948年1月中旬在他曼哈顿的寓所里这样表示。67岁的冯玉祥（被称作“基督徒将军”）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些天来，许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把他奉为中国伟大的民主人士。
那么，冯玉祥取得进步的秘密是什么？最近，一家中文报纸写道：“1916到1925年期间，他曾7次倒戈，平均一年一次。”这就是最好的解释，但有两点例外：1）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冯玉祥漫长曲折政治生涯的一小部分而已；2）有些人或许不理解，美国人所说的“倒戈”其实有两层含义。
冯玉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时参加了清帝国的军队并被提拔为团长。1911年，他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军事政变。从那时起，他开始信仰基督教。同时，他也效力于一连串的军阀。1923年，军阀曹琨掌权后任命冯为大元帅。
第二年，他的老师曹琨与军阀张作霖交战。冯玉祥不动声色地攻击了曹部队的后方并囚禁了他。冯也一度成为中国的“强人”。在迫使年仅17岁的少年皇帝溥仪退位后，从紫禁城运走了大量奇珍异宝。从此，他与张作霖结为盟友，并和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秘书结为伉俪。（他的第一任夫人是个农民，刚刚去世。）
之后，他背叛了盟友张作霖。到了这个时候，局势对冯有些不妙，他逃到了苏联，在莫斯科参加了卡尔·拉达克创办的革命技术培训班。一年后，他回到了中国并着手创建一支自己的队伍。但是，当蒋介石很可能要打击他的时候，冯便抛弃了共产主义投入蒋的怀抱。
从此之后，冯玉祥的履历变得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1929年5月——冯玉祥起来反对蒋介石。
1929年9月——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
1930年——冯玉祥再次反蒋。
1931年——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
1933年5月——冯玉祥再次反蒋。
1933年6月——冯玉祥投降，并被赦免。
在冯的一次反蒋过程中，蒋介石威胁要派出飞机轰炸。冯的副官吓坏了。冯这样责骂他们：
问：天上是乌鸦多还是飞机多？
答：报告总司令，是乌鸦多。
问：乌鸦拉的屎有没有掉到你们头上？
答：报告总司令，很少。
问：那好，如果比蒋介石的飞机还要多的乌鸦屎都没有砸到你们，难道你们还不放心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也不会落到你们头上？
答：总司令英明。飞机算个屁！
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冯数次遭到了惨败。为了挽回冯的面子，蒋在政府里给他安排了很有实权的位置。1946年，冯告诉总司令他想去美国学习水土保护，并作为蒋介石的亲善大使。“只要您愿意，大哥。”蒋介石回答。从那之后，冯就一直待在美国，做了许多激烈的亲共反蒋的宣传。他把蒋介石称作：“反动的……独裁者……叛徒……他的统治一定会被推翻……”
即便如此，去年夏天蒋只是说：“不要紧，我们应该宽大为怀。”去年秋天，蒋又表示：“让他说吧，他总是喜欢说。”但是上个月，中国政府命令他回国，并通知华盛顿冯的“外交使命”已经结束。一位中国报纸的评论员大呼：“提前返回中国，在基督耶稣前忏悔吧！”
但是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冯本人都没有做任何有关返回中国的准备。此前早些时候，冯还在高谈阔论，一些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依然捧他为民主人士。
国民党每况愈下
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共产党在陕北的要塞已经10个月了。延安的陷落本来应该是国民党情况会转好的征兆。但美国领导人对向蒋介石总司令提供援助的事情哼哼哈哈，不见行动。同时，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对抗消蚀着中国人民的士气。于是，主动权逐渐转到了远没有被打败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一方。
共产党认为他们将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赢得满洲的战役。共产党在隆冬时节发起的攻势，使国民政府本来就狭窄的通道变得更加绵长。沈阳和长春正处在真正的包围之中。北平以南的铁路线再一次中断，早些时候，从北平飞来的运输机开始把政府中的文职官员从沈阳和长春运出。但是，国民党军队却依然死守在满洲的通道里。他们在沈阳的指挥官表示：“我们必须守住满洲，否则就以身殉国。”
如果满洲通道失守，共产党军队势必向南突入国民党的另一战略要道，那里是一条从天津直到北平和张家口的铁路。为了达成这一战斗意图，共产党正在满洲招募并训练一支强大的进攻军队。
为了守住这条天津到张家口的通道，蒋介石派出了自己的得意大将傅作义。然而正当傅将军准备进攻之时，共产党在夜间迅速出动炸毁了100多处铁路。傅虽然修好了铁路，但却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更多的坏消息从“枢纽郑州”传来，那里是横贯东西的陇海线与京汉线交汇之处。（北部的铁路线自抗日战争结束就已中断。）另外一支共产党军队正向南部运动，以切断西部的铁路。共产党看起来就要实现他们把“国民党牢牢控制在郑州交叉口”的计划。
与此同时，刘伯承指挥共产党的另一支进攻部队在至关重要的长江流域也已摆好阵势。国民党部队每天在汉口频繁调动，这使该市市长回忆起1937年年底日本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占领汉口的情景，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我认为共产党不可能攻进汉口。”但是共产党敢不敢进攻都尚存疑问。
共产党已经切断了从西部向长江流域供给小麦和煤炭的线路。共产党的先头进攻部队已经插入汉口以西的河流防线，企图寻找一个薄弱环节，由此向南突入四川、湖南的大米产地。如果能够渡过长江，他们接下来将试图切断广汉铁路线。
2月，在传统鞭炮的声声脆响和焰火的迸放中，中国人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日子。大街小巷里挤满了如长蛇般蜿蜒曲折的纸龙，上面贴满了象征长命百岁的红色横幅。各家各户跑腿的采购人员在人群中挤进挤出，他们手里拎着各种年货：捆好的鸡鸭，芦苇篓里有还在四处乱蹦的活鱼，陶瓷罐里从竹筒里舀出的米酒。几乎每一个角落，所有可以避免的工作都停了下来，4.6亿中国人暂时忘却了内战和极高的通货膨胀以庆祝他们最为隆重的节日——中国人的新年——鼠年。
52岁的卫立煌将军有一脸中国人所说的“福相”：平滑的脸庞，上面没有麻子也没疤痕。这一面相意味着此人不可能被敌人击败、杀死、打伤或俘虏。但在1948年2月中旬，当卫将军被任命为国军满洲司令时，他的福气看上去马上要消磨殆尽。
在新一轮的冬季攻势中，共产党终于切断了北平到卫将军总部所在地满洲的铁路。这就意味着国民党丧失了进入满洲的陆上通道。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满洲99%的陆地区域，卫将军只有1%的领地。而且这1%的土地主要是由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城市组成——不断缩小的抵抗孤岛。由林彪统率的共产党军队剩下了要做的只是扫尾工作。
卫立煌竭力要让共产党在扫尾中遭受尽可能大的损失，为己方增援固守华北地区赢得时间。但是沈阳的防御缺乏食物、油料和弹药。陈纳德将军用于商业航线的飞机往来穿梭，撤退一些不必要的政府工作人员，并在飞来时运送数袋面粉。但不久，面粉就消耗殆尽。于是运面粉的飞机找到了另外代替品。
蒋介石的无奈
每当蒋总司令要做出重大的决定之时，他总喜欢离开办公地，到别处安静地沉思。1948年2月初，他携蒋夫人和少数随从去了昆明。几天后，仍不见他回来，于是上海和南京的谣言便闹得满城风雨。有的说总司令被暗杀了，有的说他疯了，有的说他准备退位。但有一个谣传确实是真的：蒋总司令的确又接受了美国的技术援助，他刚刚换了一副美国生产的新假牙。
国民党希望华盛顿最近宣布的其他对华援助也能够兑现，他们对此很关心。华盛顿刚刚公布了1945年签订的一份绝密协议，作为给批评者的不完全答复。根据这项协议，美国承诺向中国提供1071架运输机和军用飞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飞机已经交付给中国，但是有1/4的飞机运来时就发生故障，无法起飞，另外还有1/3的飞机由于缺少维修备件而不能升空。1946年8月，美国政府为了迫使国民党同意与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权，整个交付计划曾中止了10个月。现在，剩余的飞机和必要的备用件到了交付的时间了。中国人满怀感激，只可惜为时已晚了。
同过去一样，最坏的消息还是不断从东北传来。1948年3月初，共产党军队向重要的港口营口发起猛攻，并且占领了该市。他们骄傲地说是国民党守军自动投诚过来的。
比军事溃败更加使形势恶化的是国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进驻东北时逃往别处的东北地主又回来了，而且共产党给他们分多少地，他们都接受。大批大批的学生投奔共产党而去。在云南省，国民党军队征募新兵遭到了农民的抵制。
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了大部分国土。有时候，共产党军队也会得到教训。比如偷袭上海附近青浦的丁西山将军便遭到埋伏。他的头被砍下来，钉的青浦的城墙上。
虽然遭遇了一些失败，共产党还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几个月后，他们就能够完全占领长江以北。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长江以南地区也许摇摇欲坠了。
1948年3月，蒋总司令结束了在昆明的思索和逗留，回到了南京。人们只知道他在这些天里要么散很长的步，如果天气不好，就和蒋夫人在壁炉前下棋。
本年2月初，国民党的情报人员获悉，彭德怀将军准备在西北部地区“再建功勋”，因此，基地在西安的国民党飞机严密监视着共产党军队的动向。2月底，在韩城附近，他们发现约有5000名共军乘坐数十条小船渡过了黄河。此后，这支部队向陕西东南部的黄龙山挺进，在那他们与另外一支4000人的部队会师。而且，从山西北部还有更多的部队不断过来汇合。这样，到月底时，彭将军就拥有了一支多达6万人的部队。
而3月初，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决定在延安给共产党以迎头痛击。刘勘和严明两位将军分别率领2个陆军师向南进发。在宜川以西，他们遭遇共军。6个小时后，2万名国民党士兵伤亡，只有2000人幸免逃脱，而刘将军和严将军都战死。
与此同时，从满洲传来的消息几乎与陕西的灾难一样糟糕。吉林及其有重要价值的小丰满水电站（为长春和沈阳工业部门提供电力的电站）落入了共产党手中。经过11天的猛攻，共产党占领了哈尔滨，现在，只有沈阳和长春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如果这两座城市也陷落的话，共产党军队将向南直插中国的心脏地带。
在南京，国民政府内一片哀悼。国军在宜川的“英勇壮举在历史上可歌可泣……表现了国军将士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共匪就一定会被剿灭。”他们的眼泪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仅仅依靠牺牲精神远远不能遏止共产党在中国的步伐。
1948年4月，中国国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选举蒋介石总司令为中华民国总统。然后，他们开始选举副总统。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在龙门饭店，代表们与在国民党内威望仅次于蒋总司令的候选人孙科一起喝茶。此人的父亲就是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就连其他四名候选人对孙也都同样礼貌恭敬。
但广西来的黑马、生性倔强的李宗仁将军没有这样。他大胆地打破了中国人从不表扬自己的传统，说道：“我的当选将意味着平民的胜利。”作为一个农家孩子，他放过牛，犁过田，劈过柴；因此他理解农民的艰辛。他断言，“不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一切军事行动都注定要失败。”他还呼吁实现耕者有其田，结束官僚资本，清除腐败，在政府中作用更有能力的人，以及与蒋总司令进行坦承的对话。
与处于南京国民党内部圈子的孙科不同，李是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声名显赫，是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两个师的中国方面的总指挥，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一直没有得到积极的野战指挥权。显然，蒋总司令并没有选中他。不信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时李领导了广西将领的一次叛变。
经过四轮充满敌意的投票之后，李以明显优势胜出。这不是一场友善的争夺：李一度曾退出，指责说他的支持者受到了恐吓，于是要了一架飞机送他回北平。但国民党高层指挥反省之后，蒋总司令给李送去了他的保证：他支持公开竞选。当天主持国民大会的学者胡适提醒大家说，“秘密选票提供足够的保护……”
当选举结果宣布出来以后，议员们欣喜若狂。他们抓住满脸笑容的李夫人，把她抬了起来。大街小巷里，从街角的广播里听到了选举结果的人群，点燃鞭炮，噼噼啪啪地欢庆起来。欢呼的人群涌到了李的竞选总部，兴高采烈地把李高高举过头顶。一位代表欢呼道，“非常好！我们给政府投了反对票。”
新当选的副总统说，“公众的意见就像是涨水时的一股洪流。没有一堵墙能永远挡住它。”同时也有另一个新进步：蒋的中国允许了自由选举。
国共人物素描：胡宗南与陈毅
胡宗南
年仅46岁的胡宗南将军总是神色忧郁，喜欢独自一个人散步。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来，像人猿泰山那样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并且仰天长啸。胡将军解释说：“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内部和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朋友们都劝他结婚，他却摇头说道：“我还有工作要做。”因为身材敦实的他是守卫中国大西北的坚强柱石。
去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首都延安后，胡宗南觉得他在工作完成了，于是就结了婚。但是今年3月后，他又有了新的事业。老谋深算的共产党将军彭德怀突然在宜川发动包围，消灭和俘虏了胡宗南的2万精锐部队。然后，彭德怀直插延安南部，急行军100英里，把他的6万部队调集到广阔的延河流域南端。下一步，彭意欲夺取产粮大省四川，这个省从来没有落入到共产党的统治下。
为了挽救北翼的部队，胡将军必须放弃延安。然后，他快速西行，占领通向四川的要道。行军途中，他给又矮又胖的宁夏省主席马洪奎发去急电，马给他增援了两个师，都是彪悍的穆斯林骑兵。这是国民党军队少有的几次成功的兵力调遣，在通向四川的一条河流要冲宝鸡，共产党军队遭到装备先进的国民党军队的猛烈打击。
共产党的电台则用寥寥数语描述了这场战斗：“在成功地驱散了敌军，并且消灭了他们的防守部队后，人民军队又主动撤离了宝鸡……”其实，对共产党而言，主动权是掌握在胡将军的手中。在接下来的几场战斗中，彭德怀损失了2万人，共产党军队不得不撤退到地势崎岖不平的甘肃省东部。
但是，在其他战线上，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却节节失利。山东省几乎全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在从华北到东北一线的战略通道上，共产党军队似乎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所以，对于胡将军和所有国民党人士而言，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
陈毅
具有学者风度的陈毅将军喜欢在沙场鏖战之余或是在被攻占城市的废墟间作诗。
14年前，陈毅就写下了一首古体诗。那是在福建深山的一个夜晚，陈已受伤，他的部队也处于饥饿状态，他们都被国民党包围。他在围困中写下了据称“充满浪漫的革命理想主义”的诗句：
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写下这首诗后，陈毅和为数不多的部队在夜色中安全突围。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陈将那些幸存者编入了共产党的新四军。他取道攻入山东，日军已将那里的国民党部队打得元气大伤。于是陈长驱直入进攻已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队，并写下了另外一首诗，以抒发胜利的心情：
又见同侪并马归，红旗十月满天飞…
去年，国民政府为了将陈赶出山东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但代价惨重的进攻，横跨整个山东，直到沿海城市芝罘。低空扫射的国民党飞机击中了陈毅的座车。他的部队又一次被逼进深山中隐藏起来。但是到了1948年6月下旬，陈又一次证明了他大难不死的能力。陈带领部队把握好时机，通过迅速的机动，转移到国民党的后方。这一战役使陈毅的部队几乎夺回了山东的全部土地。而国民党的山东省省长王耀武将军只好龟缩在省会济南。陈如潮般的部队将有可能冲出山东省的范围，威胁到国民党华中地区整个脆弱的防御系统。陈毅将军甚至用一句诗概括了当时的局势：
故人相见问消息，
敌后荆榛仔细看。
蒋介石在庐山上的忧虑
20年来，蒋介石一直统治着中国，他现在有可能让位退出吗？现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士气异常低落，蒋介石的一些忠实的支持者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的厄运似乎不可动摇，”一位高级官员说。“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可谓丧失殆尽，所有人都感到他被笼罩在即将到来灾难的阴影中。在一片悲观情绪中，人们相互斥骂指责，但却发现无路可走。他们到政府工作只是为了捞取个人的好处，根本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这就是我们的危险所在。如果我们不能重新振作士气，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获得信心，政府真地要完了。”
但是如何才能修补好中国已经支离破碎的士气呢？1948年8月，蒋总司令带领几位最为信任的谋士来到经常闭门思过、重省自我的庐山之巅，寻求答案。以下是中国可能面临的几个选择：
*蒋总司令依然担任国家领袖，重整旗鼓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与共产党进行争夺。
*蒋总司令下台，让位给新生的“改革”政府。（最有可能的是首脑：副总统李宗仁）
*中国可能分裂成地方割据状况。
*共产党可能征服全中国。
共产党表现出实现大范围和解的愿望，因此他们采取的是和谈的政治战略。但是随着今年夏季取得的胜利，共产党对和平的要价高了起来。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引用了一句中肯的谚语：“能战能和”。蒋周围的那些人，即使是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副总统李宗仁，都站在坚定的反共立场上，不愿意让中国被共产党侵吞。
另外一个可能成为蒋介石接替者的人是国防部长何应钦，他领导着黄埔军校派系。如果，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蒋总司令自己挑选接班人的话，他更愿意选择何而不是李。
一个更不可能的人是傅作义，他是来自西北军中年富力强而相对成功的将领。傅虽然不是黄埔派系中的一员，但可能比起李来更有可能为他们所接受。傅和李都是杂牌军。
无论是李宗仁、何应钦还是傅作义（或者任何一个接替蒋介石的人）都很难团结他们身后的那些国民党人。仅仅在发生地方割据时，人们才可能提到他们的名字。现在，中国国内地方分权主义的趋势已经显现，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蒋介石听任边远地区的地方军阀自己装备和组织军队。在中国北部，地方政府一直在为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武装力量购买军火，银元的流通在那也很普遍（中央政府在1935年就已禁止使用）。在满洲地区，卫立煌将军已经招募、装备并训练了4个新的师。如果没有蒋总司令，地方割据的过程更会加快。而如果彼此分裂开后，国民党的那些军事领导人们将会更加容易地成为共产党的战利品。
但是，无论蒋总司令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与否，无论地方割据的趋势加剧与否，共产党都认识到，征服整个中国是非常艰难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台最近广播说：“中国革命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进行几年的艰苦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某些地方出现暂时的曲折是可能的。”
在庐山会谈后，蒋总司令似乎决定继续留任。因为，没有其他一个反共领导人能够组建一个既能维持住中国的统一，又能抵抗住共产党压力的政府。但是，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响应了来自南京国民政府内要求进行国民党内改革的呼声。一位官员说：“国民党已经极其败落，它不再是镇压共产党的武器，而是一个障碍。”上海出版的《新闻报》在庐山会谈后却发表了悲观的看法：“多数大谈改革的党内官员自己就应该成为改革的目标。如果指望他们实施改革的话无异于与虎谋皮。”
如果想要获得士气低落的中国人的积极支持，蒋总司令的改革恐怕任重道远。到了最后，为了不得罪现在支持自己的那些人，他很可能会决定坚持到底。一些国民党人士认为，蒋的政府即使没有现在美国不断增加的援助，也能维持2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们的政策可能就是撤退，最终直到中国南部地区，可能将广东作为总部。在那2年的时间里，来自中国国外的决定性力量将可能拯救国民政府，就像中国与日本发生的那场漫长战争时的情景一样。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948年8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引用了这句成语。“在这样一个时刻，猖獗的共匪使整个国家面临着严峻危机，全体民众、政府和国家应该患难与共。”
八天来，蒋总司令一直呆在清凉的庐山上，思考如何将中国拯救出越陷越深的灾难。而现在，他终于带着答案飞回了酷暑的南京——进行一场财政改革，与失控的通货膨胀做斗争。中国将发行名为金圆券的新纸币，由价值2亿美元的金银和美元作为后盾支持。已经天方夜谭般贬值的旧货币将以1200万:1的比例与新钞进行兑换。政府承诺将不会印制超过20亿元的新钞，并将严厉打击投机商、囤积者和黑市交易贩。
一位在中国的美国高级经济专家视这项计划为一次冒险而勇敢的努力，以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拖出绝望的泥潭。政府其他有益的财政改革得到忠实并有效地执行，是新货币发行必须具备的后盾，但是这些改革将会使许多特权阶级的利益受到丧害。
政府要求中国的富人捐献出100万美元以救济战争难民。但是“特别救济募捐”遭到了富人们冷淡的反应。其中一人就是杜月笙——上海最富有且权势最大的人，他拥有44家商行、8家慈善机构。以当黑社会老大起家的杜月笙原本连一分钱都不愿出，但当上海市长威胁要将不捐款富人的名字登报时，他才答应捐出2000美元。而其他大部分捐款者更加吝啬。经过5个半月的软缠硬磨，政府只收到不及原定目标一半的募捐。
政府难道真地会强迫那些有特权的大人物交出藏匿的黄金和美元吗？难道中国会出台并实施有效的税收制度吗？难道政府能够抵抗住诱惑，不去用印钞机机械地印出越来越多的纸钞偿还债务吗？难道政府会冻结物价和工资吗？
在新钞发行的第一天，上海的商人们就将物价提高了20%。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的话，那么其它地区的物价将紧随其后。到了那时，新钞将会和旧钞一样变得毫无价值。那种情况不会发生的最可喜的迹象就是，那些囤积者放弃金条转而兑换新钞，这样大批的金条将涌入政府的金库中。
解放军势如破竹
到了1948年9月底，共产党军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攻进了山东省的省会济南。这座城市使共产党同时控制了联接中国南北和东西的铁路和公路交通。最近，共产党宣称要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计划也成为了现实。
山东省省长王耀武将军苦战一年多，却功亏一篑。他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部队一直与不断匮乏的供给、蜂拥而至的难民和支离破碎的士气做斗争。黄河的那一边，在离王将军司令部10英里的地方，老谋深算的共产党将领陈毅——不仅是位战略家，还是位诗人——已经建立起“收容所”，并向四处传播消息：欢迎饥饿的国民党逃亡者。
今年夏天，陈毅的部队如潮水般越过了山东南部的铁路线。于是处于孤立和包围状态下的王耀武加紧了防御。他派人在济南的城市外围修筑了四道碉堡，并用带刺铁丝绕城一圈，同时挖掘了深达10英尺的护城壕。在看到内城四周旧砖墙已用沙包层层地加固后，王将军才放心地乘飞机前往南京。在那，他要求再增援一个师的兵力——有了这个师，他说，济南城才能保住。当他还在恳求时，陈毅却进攻了。
在匆匆赶回济南时，王将军将其最精锐的部队——由他信任的吴华文将军指挥——放至在济南防线上至关重要的部位，即机场、火车站和商业区，它们全部处于老城墙的外围地区。突然，在战斗进行的第四天，吴叛变了，他率领8000名部下投入了共产党的阵营。济南的外围防线彻底崩溃。
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了一个拥有60万人口的城市。在攻占济南之前，共产党的战术是固守农村。但是现在，他们准备承担起管理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省的重任。
共产党未来实行的政策将与以前大不相同，其中的区别可以用诗人陈毅的几行诗句概括。陈毅将军在游击战争时代曾满怀渴望地写道：
故人相见问消息，
敌后荆榛仔细看。
但是陈毅还有更大胆的梦想，可能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他曾写道：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陈毅的20万人马将向西——挥师南下直指长江。
自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以来，中国的前景还从未如此痛苦。在满洲，共产党的秋季攻势已经击溃了国民党；生死攸关的华北走廊正遭受猛烈攻击。在一代之内，国民党正在做第二次大撤退。为了省出人力物力打一场长期消耗战，孤立的据点正被撤空，战线正被缩短。
国民党这种撤离行动的一个例外是沈阳，全中国最好的武器库所在地。过去两周内，蒋介石总司令两次北飞到这里与卫立煌司令进行商议，并敦促他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长春正在闹饥荒，当地驻军向南挺进，加入了沈阳部队。卫的纵队驱车南下，收取营口港，以重新打开沈阳的海运门户。卫军大部则向西猛攻，以解救锦州。
卫军没有成功。锦州上个星期也失守了，这里原本是国民党通往沈阳和长春的生命线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当初，国民党架设了一条通往沈阳的天桥：铁路上经锦州可从华北接受补给，海上又占有葫芦岛这一港口。锦州的失守使得沈阳的补给依赖于营口（十一月为冰冻期），除此之外，则要靠从北平（北京旧称）和天津飞来的漫长而危险的空运。
尽管这已经够糟的了，但锦州的失守还带来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有了锦州之后，通往华北的东北门户就向共产党洞开了。
这一新的威胁使得华北司令傅作义处境危急，腹背受敌。两周以前，共产党的部队经长城以北、大同以西向北推进。当傅的部队急奔向西去击退他们时，共产党的另一支部队又在它们后面从北面直袭北平以西的铁路线，企图彻底截断铁路，并把傅部分割成两半。如果共产党军队的计划成功，那么北京、天津以及整个华北都会失守。
南面，共军完成了对山西省会、富裕的太原的合围，准备作最后一击。像沈阳一样，太原有一个很好的武器库。几个月前，在共军对太原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国民党的空降部队赶来挽回了败局。这次，人数处于劣势的4万守军看起来得独自应付了。
太原东面，攻下济南的陈毅将军，已经完成了对山东的清剿，并已向南对山东以南边境对面的主要据点苏州造成压力。
在陈将军南面，共军的进攻掌握在刘伯承将军手中。刘一面沿铁路线向南机动，一面从他的主力中抽派了一支纵队拼命南下至信阳一带，以摸清该城以南铁路沿线的防务情况。如果刘能够切断铁路的话，那刘就会将信阳置于包围之中，并使十多万国军受困。此外，通过切断铁路，刘也能与其南面的共军连成一片，对汉口至宜昌段的三峡构成威胁。
正当汉口守军打起精神准备迎战刘的进攻时，跟天津、上海以及中国所有的商业城市一样，汉口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前线崩溃这一更为急迫的威胁。
1948年10月中旬，有些成队的苦力正在码头上往浅底的渡船上装货。突然来了一个相反的命令，叫把已经装上船的货再卸下来。汉口的禁运令是为了挽救日益萎缩的股票所做的最后努力。
汉口正受到经济封锁，在遭受各种限制、通货膨胀以及贸易的普遍枯竭之后，这个曾经被自豪地称为“中国的芝加哥”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除了汉口的麻烦以外，曾经被誉为中国经济救星的金圆券也呈现颓势。在黑市上，金圆券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官方的4比1跳到了15比1。农民们根本不要金圆券——他们卖东西收的是银元。商人们也在黑市上抢购大洋。当被问及这些非法买卖时，一个老板回答说，“没有法子，没有别的法子。”
这位老板对政府很不满。问他怕不怕共产党，他耸耸肩膀说，“我们生意人要的是和平跟稳定。至于谁来给我们，我们现在差不多不太关心了。”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沈阳失守，国民党军队的撤退已变成了溃退。1948年11初，当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大本营时，南京方面接到了以下电文：“无需报告，无法走出办公室，再见。”此后，国民党的飞机开始对该城进行轰炸。
撤出沈阳的决定是蒋介石在北平与其他高级将领举行的紧急会议上作出的。这次会议召集之前，政府重新占领了营口，从而在沈阳的包围圈中打开了一个出海口和长达100英里狭窄的通道。
但是不幸的是，要想从营口进行整个满洲的大规模撤退行动不再可能了。这次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廖耀湘将军的12个师能否保持逃亡通道的开放，以使剩下的7个国民党师得以逃脱。但就在此时，共产党的电台宣布，廖士气低落的部队已经被歼灭。意义重大的是，共产党的广播还补充说，这场大劫发生在“美国选举前夕”。
共产党已经攻克了满洲，物价在疯狂飞涨，杜威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败北。两星期内，金元对美元的汇率急速降至40：1，是原来价值的1/10。国民党内到处蔓延着失败情绪。一些派往中国的美国官员也感染了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大使馆劝告美国公民不仅要搬出华北，甚至还要远离南京至上海一带。美国军队开始把军事人员的妻子儿女护送回国。
刘浦廷是立法院中对政府批评最激烈的人，在他的鼓动下，南京的120名教授起草了给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公开信。“全国人民，”教授们写道，“都在祈求和平能够早日来临……现在是拯救国家于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应该恢复和谈，组建多党联合执政的政府。”
蒋总司令是能够维系国民政府，使其不致崩溃的唯一力量。他对自己在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中的地位不抱幻想。11月上旬，他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协商抗击共军的计策。到会的有全权负责北方战区的傅作义将军，从大西北赶来的陈至诚将军和从华中汉口而来的白崇禧将军。
将军们最关注的是苏州地区。这是关系南京和长江流域安全的重要门户，如今受到陈毅将军指挥的18万5千人共产党军队的威胁。正如一个部长所说的那样：“满洲这一肢被截去了。尽管截了肢，身体还能存活。华北是另一肢，万不得已时也可以牺牲。但华中是国民政府的心脏――如果心脏被刺穿了，身体就死了。”
为了保卫中国的心脏，国民党调集40万重兵，驻守在苏州周围遍布河流湖泊的富饶平原上。本周末，蒋总司令的军队和陈毅的军队第一次开火交战。此外，蒋还努力把人民团结在他的阵营中。在南京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他高喊：“打击共匪是一场国民战争，是抗日战争的延续……我们必须准备和共产党打8年或者更长时间……政府决心战斗到最后的胜利！”
沈阳攻克后，太原成为共产党在华北的主要目标。山西省省会太原四面受敌，是保卫傅作义将军华北走廊南翼、抵抗共产党的最后一座孤岛。3年来，太原总司令、老牌军阀阎锡山将军打退了共产党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时代》记者罗伯特·多伊尔乘飞机到山西采访了他。多伊尔写道：
飞临山西省西部边界时，我们低头看见陡峭的山峰连绵不绝，山坡上是一层层梯田，干涸的河谷成为一片焦土。太原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座正方形的城市四周筑有围墙，与一面山坡相对，山上遍布共产党军队的碉堡。阎将军的军队占领了西侧一线的几座山，那里有太原丰富的煤铁矿。在距离城墙2英里近的地方，红军可以炮轰太原城，火力范围在南部可以覆盖两个大飞机场的区域，北部可以覆盖一个大飞机场的区域。
阎锡山将军在他宽敞官邸的一间小会客室接见了我们。房间里摆着加了厚厚软垫的椅子，雕刻精美的桌子上放着景泰蓝烟盒，里面是菲利普·莫里斯香烟。墙上的一副标语显示这是阎锡山将军战后复兴山西5年计划的第二年。65岁的他患有糖尿病，显得很疲惫。他长着一张长脸，面颊松弛，花白的胡子有点凌乱，身穿一件松垮的不加装饰的灰绿色军装。（医生说入夏以来，他的体重减轻了25磅。）此刻，这只疲惫的老鹰即将失去掌握了多年的权力，阎锡山谈起了他应付局势的对策。
他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短缺，目前的储备只够士兵吃40天，因此必须每个月给他空投5000吨粮食才能支持下去。他向蒋介石请求6个师来支援他现有的12万人，蒋答应给他3个师，而现在只调来了一个师。阎锡山可以在自己的军工厂里制造重机关枪、步枪和子弹，但是每个月还需要空投1000吨炮弹。
阎描述了他挽救华北的最后处方：由200名美国飞行员及飞机组成的志愿团在克莱尔·切诺特将军的指挥下驻守在北平，还有10万日本雇佣军（阎现有400名日本人在战事吃紧的东北防线）一同驻守。这些军队的开支需要美国的援助，“尽管这个策略违反了国际法则，”他慢慢地说，“这却是唯一有希望阻止共产党军队的办法。”
“国民政府的空军，”他接着说，“也能发挥些作用，但他们距离目标很高就投弹，而且随便乱投。一个美国人告诉我5名美国飞行员在3 天内，用凝固汽油弹可以把太原周围的共产党军队消灭干净，我相信这是真的。”
神色忧郁的阎锡山坐在一张普通书桌旁，书桌上有一张切诺特将军的大幅彩照和一张较小的马歇尔将军的照片。他会战斗到最后吗？阎晃晃他头发剪得很短的头，笑着说：“一定，一定。”“但是如果共产党攻进城呢？”他叫来一个勤务兵，不一会儿，勤务兵拿来一个小纸盒。他打开盒子，里面有500小瓶的氰化钾，这是一个德国医生给他的。他拿出3瓶，说：“这是给我和我的家人准备的。”其余的是给他的随从和家丁。阎将军不仅不想被共产党活捉，还不想人他们发现他的尸体。壁厨里储存了很多汽油，一旦他自杀了，就把房间点燃。
当我们乘飞机返回北平时，阎锡山依然坐在书桌旁摆弄毒药瓶。他头顶上是一幅红底金字的浅浮雕座右铭：“我是有耐心的”。
大多数美国军事观察员都一度认为共产党军队将在苏州击败蒋介石的军队，占领首都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
蒋介石没有在苏州战场上退却。他把兵力集中在苏州城东面，北面和西北面则倚仗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来阻止共产党军队。他猜对了。共产党主要在东面发起进攻，蒋介石的军队正好在那里迎战40万共产党军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斗之一。
蒋介石的空军以前没有取得什么辉煌的战果，这一次却阻止了共产党的进攻。几天来，白天和夜里天空都没有云彩，晚上月亮又很明亮，蒋的飞机在老天的配合下截断了共产党的供给线。
经过12天的激烈战斗，双方都损失惨重，处境危险。蒋的一支军队被共产党包围，另外两支前去救援的部队已经深入敌方防线。共产党将领陈毅和刘伯承试图增援他们伤亡惨重的部队，但是他们的供给线从北方连绵至此，在无遮无掩的平原上完全暴露在飞机的轰炸下。
如果蒋介石在苏州一战中赢得了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个喘息之机罢了。国民党军队在苏州和北方前线的处境依然十分危急。然而，蒋介石还是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证明了他的军队仍旧可以支持下去，还能够打许多仗。不过这股精神能否阻止共产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要完全取决于美国能够提供多少援助。
共产党非常清楚美国给予蒋介石越来越多的援助对他们是个危险，于是他们就威胁说：“如果美国政府胆敢派遣军队，不管是全力保护国民党政府，还是片面保护，都将对中国构成武装入侵……因此，一切后果将由美国政府自己承担。”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在华盛顿研究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的建议正是共产党最担心发生的事实。前参议员D·沃斯·克拉克受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委派，到中国调查情况。他马不停蹄地走了许多地方，同各个级别的中国人交谈，回国后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立刻向中国提供广泛的直接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提供经济援助以维持军队开支和稳定货币，还要派人严格监督美国下拨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是如何使用的。克拉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点点滴滴的援助将不能挽救中国坠入共产主义的深渊。对于中国问题，我们要么全力以赴，要么什么都别做。 要么钓到一条大鱼，要么就干脆收起鱼饵。”
共产党人正在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蔓延。沈阳及整个满洲都已经丢掉了——和它们一起丢掉的还有中国60%最好的部队。在广阔的南京至苏州的铁锈红色的平原上，在中国中部的最后一支政府军正遭遇一支以前曾击败过他们的敌人。美国军事专家说，南京也只剩下“十天到三周”的时间就可能不保。
在大城市，蒋介石总司令的威望已一落千丈，跌到扬子江水面以下了。一位在上海的美国旅行者在写回国内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名字在所有的阶级中都是一文不值——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美国人在1933年对赫尔伯特·胡佛的感觉一样。美国使馆在以最快的速度撤回自己的侨民。而美国自己的新闻标题也醒目地报道了糟糕透顶的消息。在头版上是中国——连同该对它怎么办；尽管美国对在中国战争中下多大本钱仍然未有完整的想法，但现在，在堪萨斯城可以听见亚洲的榴弹炮声了。
虽然面临灾难重重，蒋介石外表看起来依然轻松。他出入于他私人的地图室，通过长途电话向他的野战指挥官们发布命令。1948年11月底的一天，他驱车来到国家会议大厦，20分钟后他笑容满面地出来了。他成功地说服了孙科出任新的战时最高内阁的总理。在被问及政府是否计划撤离南京时，蒋说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计划。他要求中国人牢记孙逸仙的临终遗言：“你永远不要向敌人屈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周末，总司令的信心发挥了作用——至少是在短时间内。“十天到三周”临近了，共产党没有攻克南京，而且他们还处在对苏州的前沿进攻的短暂休整之中，他们目前正在重新部署，明显想从南面进行合拢包围。
蒋介石曾经预言他会成功。这次他还能行吗？他派蒋夫人到美国，呼吁美国全力以赴援蒋。假如总司令能够将他的国家暂时凝聚在一起，假如蒋夫人能够改变美国的政策，那将会是一个双重奇迹。假如这个双重奇迹不会发生，那么一个时代无疑将宣告结束。
对中国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狂热的表面上取得进步的时代。“西方化”带来了铅工业，带来了立法政府和大众教育；也带来了机关枪、基督教还有卡尔·马克思。蒋介石一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
1943年开罗会议时，弗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向蒋承诺，打倒日本之后，将恢复半个世纪以来在与日本人的抗争中丧失的全部中国领土，中国正式成为“五大国”之一。当战争结束时，中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并转向重建工作。蒋所计划重建中国的先锋就是满洲，连同它的煤、铁和工厂一起。在最后一刻，它从蒋的手中滑走了。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向约瑟夫·斯大林做出妥协的部分代价就是支持俄国在满洲享有“特殊地位”的要求：控制南满铁路、大连和旅顺港。在几个月后被告知这场交易后，蒋不情愿地接受了。更有甚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三天之后，俄国人出兵满洲，解除了日本人的武装，然后把这些武器交给了中国的共产党人。蒋对此并不惊讶。即使当他与共产党共同对日作战时，蒋经常说：“日本人只是外伤，而共产党却是癌症。”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
华盛顿对中国的前景做出了如下几个论断：
蒋介石可能会被共产党击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对他的援助被“贪污”了。
在他走入穷途末路之时，不要对他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来帮助他，美国也不要压服他下野并为其他人让路。
在由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一个由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可能会成立。有些认可此事的华盛顿的顾问们仍然认为美国应对联合政府进行援助，以期壮大非共产党的力量。但这项工作如何实现还不清楚。
华盛顿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下一步是什么？它还没有防止“中国悲剧”在亚洲其他地方重演的计划。它还没有对一旦共产党全面掌权，“解放中国”的艰苦性做出估计。
英、法两国的领导人抱着同样的希望，即美国“无效之后不要再把有效的钱投给”中国。荷兰驻联合国代表团的J.H. 冯·荣仁先生希望不再做拯救中国的另外的努力。稍后，他表示了假如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那么其他亚洲国家也会早晚跟随其后的担心。他说：“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反弹将会是灾难性的。”
假如中国的陷落意味着一个共产主义的远东（正如欧洲的政治家们设想的最终的结局），那么马歇尔计划的美元对欧洲也没多大的帮助。比如荷兰，直到它恢复了以前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贸易，马歇尔计划所做的一切才能帮助它克服难关。一个共产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将会关闭这种可能性。目前在马来亚，英国正在与共产主义进行一场不顾一切、但有胜算的战斗。在他们的支持者当中，马来亚有近百万在中国出生的华侨，他们目前是反共产主义的。假如中国走向红色，那些中国人会趋向于转变；共产主义可能会接着关上马来亚的大门，它目前的贸易美元是每年2亿美元。
克里姆林宫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假如亚洲走向红色，欧洲就不可能复苏的基础之上。欧洲明显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些大讲欧洲是比亚洲“好的投资地”的华盛顿领袖们也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那是同样的投资。
西方对亚洲共产党力量低估的悲剧不是在蒋介石或乔治·马歇尔的错误中发现的。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人或某个派别的责备。整整一代西方外交官、军人、新闻工作者、学者、传教士和商人都对亚洲出现的西方化和进步击掌相庆，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事实同时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的双重效应。
对这场亚太危机最好的重新评估可能是最近发布的一个100页的小册子，它带有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第五附属小组的标记（由国会议员弗朗西斯·P·博尔顿领导），美国人可以指望他们的国会拥有几乎所有的东西。这个文件以解析般的精确和道德激情写出的，它解释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可以作为一个类别，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进步主流之外的任何工业落后国家重演。博尔顿的报告说：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才出现工业能源的运用、生产与组织，大约比充满活力的复兴时期的欧洲晚了400年……中国不得不用15世纪的政治来面对19世纪的进步。即使在欧洲，进步所产生的力量也如那些伟大的宗教战争和法兰西革命一样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出现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习俗为依据的……作为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机构，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法律是会在将来不断变化的法律。从习俗运行作为法律到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意味着从思想、原则、传统的统治向指挥的权威、组织的权威和我们所称之官僚机构的权威的巨大转变。这是所有事物在本质上的变化，它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并将一个人类群体演进成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或民族国家……
“中世纪的西方人同意或赞成已知与不间断的法律的实质。现代西方人却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他将来的法律，因为它始终处于被缔造之中。同意与赞成不是赋予了实质，而是赋予了有权缔造法律的权威。为了建立民主，不仅必须自由挑选代表，而且还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给代表行使职权的立法机构。在由习俗统治的国家播种民主，要求同时执行两个伟大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在西方是先后执行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状态，思想在每个人的意志里面起到较大的作用，而在有组织的政府中却起到较小的作用。这对共产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条件，靠精心阐述与雄心勃勃的理论学说，共产主义准备以新学说代替老学说……
“在西方，我们对自己不用指南就可以向前、用研究来找出某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能力持有某种信心，因为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么做的。那不是一种轻易能够传承的信心；它也没有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包装起来。”
贪污被当作为什么美国不能“援助中国”对付共产党的理由，解释给许多中国的领导人听。针对博尔顿报告给定的背景，贪污具有不同的一面。它不只是旧中国的一个陋习，也不是一个坏运气。它是在占世界3/4的工业落后国家中，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正常现象。这3/4的工业落后国家，正如英国和其他国家得出的一样，不能置于西方思想的监护之下。它将融入到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进步潮流中。当它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挣扎而踌躇不前。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效。它几乎适用于所有14亿目前既没有彻底民主化也没有彻底公有化的人。假如它在中国没有被打败，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奢望它在世界3/4的其他任何地方会被打败，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的斗争都有赖于这些地方的支持。
按照杜鲁门主义，美国承担了在世界范围内与共产主义做斗争的责任。在相对容易取胜的欧洲战场，它正在缓慢地，但并不确定地赢得胜利。在更大范围的战场上，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美国仅是依靠少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所组成的防御，它是今天的防御，但不属于明天。在10年之内，共产主义可能会在现今落后的大部分国家实现工业化，有可能使世界丧失斗志，并转而对付我们。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并不完全是那种对我们朋友的援助。它是为了挽救我们自己，击退共产主义。
在亚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正在上演。陷入困境的国民党继续向西方盟友伸手要求援助。1948年12月初，宋美龄在南京登上一架美国海军的飞机，启程前往华盛顿来请求援助。
政府官员对蒋夫人访美并不热心。1943年，当时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赢得西部战场胜利上，她曾来美国要求给予东部战场同样的援助。她深深地打动了国会，她的坚毅给各级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她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乔治·马歇尔拒绝改变盟军的战略。现在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冷静默然地等待着这位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求援者，她是来为国民党政府的生存而奔走的。
美国向蒋介石表示“更多的同情”。杜鲁门总统把国务卿马歇尔叫到办公室，用25分钟时间，讨论了紧急援蒋的可能性。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来到白宫请求提供紧急援助。走向杜鲁门的办公室后，顾维钧说杜鲁门总统给他以鼓舞，他说，按照东方观念，“他是极负同情心之人。”
国民党大势已去
到了1949年，蒋介石几乎都要再次提出辞职和与共产党和谈的请求。但当西北军司令陈企群（音译）提议进行再一次和谈努力时，蒋介石却怎么又拒绝了呢？当蒋介石正在南京组织防御时，强硬的白崇禧却发电报要他靠边站。即使蒋的结拜兄弟，前总理陈诚也敦促他“退居归隐”，让另外一个共产党不那么反对的人去提出和平的建议。副总统李宗仁已经呼吁停火，立即进行和谈。
不久之后传来了共产党广播的“战犯名单”——包括了整个国民党的领导层。委员长大发雷霆：“毕竟我也为中国做过贡献，他们竟然把我称作战犯！我们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谈判？”尽管李副总统的名字也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但他对中国现在所处的危机没有夹杂那么多的个人感情。可是，其他国民党的领导人却站在蒋一边。《大公报》指责“那些主张和谈的政客为斯大林的传话筒”，将“有关和平的传言”说成是“意在破坏国民政府的糖衣毒药”。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5天。政府官员和将领纷纷从内地涌入以加入。在新年前夕，大约30名领导人聚集在蒋总司令红色的官邸里进行一场声泪俱下、兵戎相见的摊牌。主战派竭尽全力要删去蒋新年致辞中暗示将要辞职的词语。他们在两方面上取得了胜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和平条件以及推迟蒋总司令的退位日期。
蒋介石阐述了他的和谈条件，以及共产党不可能会接受的他下台的条件。此后，他又回到了令人熟悉的立场上：“我坚信政府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全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只有进行这场自卫战争，真正的和平才能保证。“
尽管蒋发表了这一强硬的讲话，但上个星期，南京政府似乎有可能愿意与共产党达成某种交易。南京总统府澄清了一个谣言，即美国和苏联大使在国民政府的请求下将介入和谈成为调解人。除了在长江沿岸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外，军事行动已经停止。
如果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能够组建起来的话，那么李副总统可能会接替总统的职位，而蒋总司令可能退居台湾。上个星期，似乎为了做准备，蒋的亲信前参谋长陈诚将军被任命为台湾省的省长。蒋的大儿子蒋经国则成为台湾省的国民党主席。
在上海冰冷混浊的苏州河里挤满了帆船或更小的舢板。面对共产浪潮的不断高涨，一部分的民众正在准备逃亡，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正渐渐接受共产党统治的前途，共产党人改头换面，开始执行“温和”的路线。
正如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采用了同样的技巧，他正努力通过谈论现代化来减小革命的损害。他希望平息资本家和技术专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恐惧。
在济南，一名红军战士说：“在农村，我们要消灭死亡，增加粮食产量；而在城市，我们要保护工业和商业提高产品产量。”在共产党内部，高层领导人正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左倾倾向”。
石家庄是距北平175英里远的京汉铁路枢纽城市，一个美国人报道了那里6个月以来长足的经济发展。共产党建设了一些小型的工业设施，一切都欣欣向荣，他发现富有的商人仍然做着生意，许多妇女在重新开业的美容院里做烫发。
在河南省省会开封，共产党顺利完成和平接收。一个美国女传教士说：“他们冲进来鸣枪警告，命令国民党士兵举起双手。他们要求市民回到家里——慢慢走，不要跑！”政治委员们颁布了一项权利法案，其中的一条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粮食运进来了，物价也降了下去。在公布新政策之前，许多中产阶级都很害怕人民法庭。共产党人不无遗憾地说：“有些地方毫无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和富农。”在占领开封之后的一个月里，人民法庭并没有进行“清算”。
北平附近，一位在清华大学教授英语的美国教授与一队骑着自行车的共产党士兵迎面相遇。他说：“我是美国人。”其中的一个士兵回答说：“我们并不介意您是美国人。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反对我们。”那个士兵还笑着说：“我们知道蒋夫人在美国并不成功。”
燕京大学附近地区被占领后，当地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政治委员出面组织了“大学管理委员会”。他们为停电的事情致以歉意，并许诺在3天之内从新近占领的北平发电站得到电力供应。他们做到了。
1949年4月底的一天，南京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到处活动，张贴欢迎红军的标语，为共产党接管这座城市做着准备。在第二天的黎明到来前，2万名陈毅将军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士兵从南京的西北城门进入这座城市。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唱着爱国歌曲表示欢迎。
至今为止，总的来说外国人没有被骚扰。但是值得一提的例外发生在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身上。3个共产党士兵冲过大使馆的门卫，闯进大使的卧室，粗鲁地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在他身边走动，然后离开了。
在南京的街巷和广场上，共产党都很遵守次序。他们大声地做宣传，或是听他们军官的长篇大论。他们看起来和他们的国民党军兄弟们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们更有精神，更勇敢。南京市民聚集在他们边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
排水量1470吨的英国驱逐舰“紫水晶号”缓慢地沿长江溯流而上，朝南京驶去。在它的船右舷，集聚着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准备着向对岸发动攻击。“紫水晶号”在它的灰色钢铁船身的两边都画上17英尺大的米字旗，放心大胆地在黄色的江水上游弋，就像是西方势力在中国不断衰落的脆弱象征。“紫水晶号”准备停靠在中国的首都，保护英国的侨民。但是，它再也做不到了。
在南京下游60英里的玫瑰岛附近，两发从红色军队控制的北岸发射的炮弹击中“紫水晶号”，破坏了它的舰桥和舵手室。船舵失去控制。“紫水晶号”无助地顺流漂移，在岛附近的一个沙洲上搁浅。它的4门前主炮因为朝向小岛，根本用不上。但是它的后炮开始组织起有序的射击，把4英寸的炮弹倾泻在共产党的阵地上。 来自岸上的炮击又一次变得猛烈起来。“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一个幸存者这样说道。
上海派出了更多的救援人员。“紫石英”号的姐妹舰“黑天鹅”号在被赶走前驶到 “罗斯岛”附近。10，000吨级的巡洋舰“伦敦”号从香港赶来，溯江而上，但它未能到达离“紫石英”号更近的地方。在近距离内，中共的炮兵打坏了“伦敦”号脆弱的上部船体；当它返回上海时，炮弹在它的左舷击穿了22个洞眼，右舷也有一些破损；一发炮弹在弹药库内爆炸。为了在3英里或更远的区域作战，也为了适应开阔水面上机动性要求，英国的战舰通常都建造得比较庞大，但这种大型巡洋舰一旦来到较狭窄的长江水道就不如小船灵活了。“伦敦”号的船员中15人死亡，23人受伤。
“紫石英”号仍然无助地暴露在岸防炮兵的炮火之下。第二天，船员们设法使军舰再度浮起，并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支干水流中。在命令伤员登陆后不久死去的船长的尸体也被运到陆地上。近乎一半的“紫石英”号的军官和士兵仍然坚守着他们的军舰。一艘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艇两次试图接近它以便空投医疗求助物资和一名牧师来埋葬死者，但两次被共产党的猛烈炮火赶走。最终，17名船员葬身江底。
总共有44名英国人死于这场战斗，大约100人受伤。中共电台自豪地宣称英国人“必须为他们的‘干预’做出赔偿并道歉”。
这是中国令人震惊的历史性的一个星期（1949年4月底）。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像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共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目前他们正向中国其他还未被红色浪潮席卷过的地区推进。
在当天的一道联合命令里，共产党政治和军事领袖毛泽东与朱德指示说：“勇敢坚决地渡过长江去，彻底消灭所有负隅顽抗的敌人。”
那里几乎没什么抵抗。在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所规定期限的前7个小时，中共北岸的75毫米和105毫米大炮就开始了炮击。下午2点，最后期限之前1个小时，部队挤进渡江的小船，在南京两侧宽阔的水面发起攻击。陈庚将军指挥下的第一野战军占领了南京上游西南方80英里远的TIKANG。另一支由陈毅将军指挥的部队在南京下游东面35英里到65英里的地方渡过长江，并很快夺取长江渡口江阴，那里并没有大炮射击。
欢欣鼓舞的共产党电台描述了渡江的情景：“江面上枪炮隆隆，号声阵阵，数以千计的小船在北岸与南岸之间穿梭行进，当1000门大炮轰鸣着齐声发射时，耀眼的强光点燃了长江水。”
中共开始渡江时，南京下游两艘卷入战斗的英国军舰造成了中共计划（向后推迟24个小时执行）的改变。
为逃出中共步步紧逼的包围，国民党军队开始撤出南京。在中共发动攻势的4天之后，大批的国民党部队涌出首都，沿着栽满绿色蔬菜和黄色油菜的田地中的干硬道路，懒散而漫无目地逃走，他们的目标是向东去往海滨城市上海和杭州或者向南面到达福建和江西的山区。
控制南京之后，中共开始向东西两面发起攻击。看来作为长江中游交通要地和中国钢铁中心的汉口马上就要步南京的后尘了。一支由满州南下受林彪将军指挥训练有素的部队正由北侧向汉口进军。在中国北方，太原这一国民党手中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也在长期的围攻之下失守。
中共的主攻点是向大海沿岸迅速强行东进，以便切断上海到广州的铁路联系和对上海实行包围。北面稍远一点的地方，另一支共产党部队正在向距上海120英里的杭州强行推进。看来占领上海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上海的主要防御工事仅仅是“长35英里由10英尺木桩搭建的木障”。上海和杭州的35万的国民党兵被装进背靠大海的“大口袋”。
当长江地区的主力部队被包围消灭时，国民党领导人只好把分歧放到一边。已退休的总统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代理总统李宗仁、总理何应钦和其他来自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地方长官们参加了会议。据报道，他们的决定是联合抵抗到底。
现在他们最大的期望是能够推迟南方城市的失陷，撤到台湾岛以图东山再起。但除非奇迹出现，他们不可能阻挡共产党的攻势。
中共发动总攻后的凌晨3点30分。在注定要失守的南京附近的阵地上，国民党军队的大炮仍然偶尔会炮击长江北岸共产党的阵地。撤退的国民党士兵乘坐拖轮和驳船潮水般地涌过来。在首都光秃秃的街灯所发出的昏黄灯光下，他们拖拖拉拉地向火车站走去，而能够把他们带到南方的火车还没有来。一个守卫渡船的士兵看着列队前进的人们说：“整个晚上都在向后撤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十分害怕。”
国民党的领导说：“我们将战斗到底……南京将坚守6个月。”但他们明白这一勇敢的承诺不可能得到兑现；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黎明时分，代总统李宗仁和总理何应钦和南京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们一起，迅速赶到南京机场。士兵保护着他们登上飞机，然后慌忙跳上去，用力关好舱门。他们的身后，南京正等待着新的征服者到来。
潜伏在南京的中共党员从地下现身，张贴标语欢迎中共军队进城，并准备接管南京，20000名由陈毅将军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士兵从西北门进入南京城，所有地方都在一声令下后被完全占领。大学里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唱着爱国主义歌曲欢迎他们。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师永刚 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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