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再次，看看《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的记载。该书原名《中国事变之回忆》，其作者今井曾任日本驻华使馆驻北平的陆军武官助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主管情报和政务的第二课长兼第四课长、派遣军报道部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及派遣军总参谋副长等职，是日本军方高级特务。他自始至终地参与日本从发动卢沟桥事变到被迫投降为止的侵华活动。他由于积极执行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日本参谋总部的重用，一再委以重大的秘密使命。该回忆录里所记载的史实均系本人亲历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书末附录了若干相关原始文件。而无论他本人的回忆录正文，还是书末附录，都记载了日本特务机关与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余汉谋及其代表在广州沦陷前后的“和谈”活动。
据该回忆录正文记载，1938年夏，“华中派遣军送来了报告说：防卫广东的旧广东军长余汉谋已派遣使者到日本军来，应与其研究联络办法”。“恰好此时日本军队正从大鹏湾登陆，企图攻下广东。为了便于作战，迫切希望能与余汉谋取得联系。所以，首先派遣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和朝鲜人林当联络员，随后，我也同华中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一同去香港。因为有必要对余汉谋的联系工作的真正价值进行判断。”“……因为我已掌握了同余汉谋的联络情况，就把日后的工作委托给顿宫博士，随同高桥离开香港，于七月三日到了东京。”“同余汉谋的联络，后来由日华双方的联络人员往返与彼此之间进行工作。但由于这年的十月底，日军进攻广东时，余汉谋军几乎未加抵抗就撤退了，因此，在广东、香港地区有人散发了谴责余汉谋的传单，指责余被日军收买通敌，不进行抵抗。”上述记载，提供了在1938年夏秋间，余汉谋通敌的若干线索，并隐约透露出由于广州沦陷后余汉谋受到谴责而使日本对余秘密工作增加了难度。
该书附录有关余汉谋通敌的文件与上文互相映证并且说明的若干细节：“今年六月上旬，由余汉谋的机要参谋王子信通过朝鲜人林，向华中派遣军提出余汉谋有反蒋独立的意图，对此希能获日方意见，于是决定和余的代表在香港进行接触。六月下旬，由华中派遣军及大本营分别派出高桥大佐及今井中佐二人与林及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先后到达香港。但由于当时余的正式代表未能如约，按指定时日来港，致使会见中止，返回原地。”“日方派遣人员返回后，林单独留在香港，多次返回港粤间和余汉谋会见，但八月二十八日被英国官宪派香港警察绑架，送回上海。据林称，此乃出于中央系第四路军参谋长王俊的唆使。然而到了九月十九日，余汉谋的机要参谋王子信及副官鲍毓光二人来到浙江省定海县，再次提出与林会面的申请，林亦于前往该地进行联系。这时,王等出示名片，作为代表余汉谋的证件。林因此劝说王等赴沪，但王等恐怕暴露企图，遇到危险，声称必须征得余的同意而返回南方。九月二十九日收到鲍某自香港的来电称：根据余汉谋的指令暂难赴沪，务希林及顿宫博士在汉口陷落前来粤。十月十二日鲍再次致电林称：趁日军登陆的良机，希速来粤。对此，我方于十月十六日由林要求余汉谋派全权代表来沪。十月二十一日在香港的鲍毓光再次来电约日方代表去港，而我方则仍重复前述要求。”“本工作的成败，虽尚难预料，但至少将探知余汉谋的真意，特别是探知十月十二日日军在白耶士湾登陆后其反蒋独立的意图，作为谍报手段来说，仍不失为有效的方法，因此有继续进行的必要。”上引材料说明：第一，广州沦陷前余汉谋的确与日军勾勾搭搭；第二，余汉谋通敌谋求自保的一个原因是国民党中央系对地方派系的压迫。
至于谈判中有没有使用“银弹”的问题，正如黄秋耘回忆录说的：“今井武夫没有说，也许他也不知道。”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句，用钱收买的肮脏事，就是知道甚至做了也不会说出或记下。退一万步说，纵使余汉谋、莫希德等人没有接受日军的重金收买，但既然与日军勾勾搭搭，哪还有心思抗日，广州快速沦陷之谜也就解开了。
《今井武夫回忆录》附录还有其他电报说明广州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人员与余汉谋代表接触的事实：“林于十一月三日由上海急迫地前往香港，林及顿宫所商定的有关本工作今后的预定计划如下：甲、林通过在香港等待的余汉谋部下的引见访问余汉谋，由余汉谋手中取得反蒋通电后返回香港，向顿宫报告。乙、顿宫在收到该报告后，前往香港，在收到通电电文后，和林一起再次访问余汉谋。丙、然后，顿宫返回香港，见到通电实现后，即返回上海。……”“林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到达香港，曾来往港澳之间，与驻澳门的余汉谋代表鲍毓光进行畅谈。二十三日林又经由澳门赴肇庆以西的长岗，一月五日返回。一月六日余汉谋的代表余武祥亦来香港，今井中佐与其交涉，结果如下：一、余愿恪守去年夏天和日方交涉的各项条件，不抵抗放弃广东。今后尚希日方给予诚挚的援助。二、为了实现（建设新东亚）理想，余正在说服李汉魂、蔡廷锴成为同志。三、余目前虽无流亡日本之意，但鉴于蒋介石对余态度之冷淡，故应经常保持警惕。四、希望日本代表常驻香港。”这段史料除直接证明广州沦陷后余汉谋继续通敌并间接反映蒋介石和地方势力派的矛盾外，还证明广州沦陷前的1938年夏季，余汉谋与日方有过交涉，双方订有协议。
其实在广州沦陷前，中共有关组织也可能意识到国民党广东守军将领有问题。这些问题有对日寇为策应武汉会战并切断中国唯一海上交通线而必然要很快发动攻占广州的敌情估计不足，也有不支持民众武装自卫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可能还有守将被不抵抗主义气氛包围乃至被敌人买通的可能。至于党组织当时是如何获得情报的，是不是从黄秋耘那里或其他什么途径得到的情报，未见明确记载的史料，黄秋耘的回忆仅仅说：“……这些情报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可惜那时候我们在广东直接掌握的只有小量人民武装，只能及时做些准备工作，要想进行有组织的、给敌人以沉重反击的抵抗是力所不及的。”就在日寇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于《新华日报》发表了《论日寇华南进军》。其中说道：“很奇怪吧！敌在华南进军，竟敢公开说出：‘对抵抗者，坚决予以打击，不抵抗者，则可予以宽恕。’我们在敌寇的狂吠声中，难免有人感觉到广东人民和军队，难道还有不抵抗分子存在吗？这无疑的是敌寇的造谣中伤和分化的毒计。我们相信华南方面行将到来的胜利，将给全世界全国人士证明：广东军民的团结，广东军民抗战的英勇。不论敌军行动如何，广东军队应当坚决地执行最高统帅所给予的任务，英勇抗战，保卫华南，为着保持国际运输线——广九铁路和海上交通而斗争！”这是一段令人费解和颇值得注意的话。在阅读前述有关广州沦陷前广东守将通敌的史料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表面上看叶剑英是在辟谣，实际上他也在怀疑广东守将内部可能存在问题，只是大敌当前必须正面提醒广东当局和部队将领，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消除外界关于“不抵抗分子存在”的议论。这也好像一个人估计另外一个人犯有错误但还没有充分证据或出于策略考虑，不能直接指出问题所在，而只好从正面要求他应该怎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