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中经济政策：带领韩国走出经济危机阴霾

1998年2月正式上任的金大中在学者和百姓眼中都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仅学识渊博，饱读诗书，而且非常擅长演说。他是第一个参加电视访谈接受公众辩论的韩国总统。熟悉金大中的人说：“他可以不用稿子，跟周围的人辩论上两三个小时。”提起他，今日的韩国百姓无不表示爱戴和尊重。

“是他带领韩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年近花甲的申炫得，常常在家附近的一间小酒吧泡上一杯大麦红参茶，看看报纸。谈起10年前的金融危机和金大中，老人家依稀还记得，“当初为了响应他的号召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把自己获得的唯一一块金牌都捐献了出去。”

金大中就是这样一位受民众爱戴，并且擅长说服韩国民众接受棘手的政治决策的总统。上任伊始，他开始一丝不苟地贯彻IMF的处方。

作为IMF实施救助的前提条件，韩国必须首先实施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的改革。1998年2月，韩国政府出台了针对财阀集团改革的《公司改革五项任务》，这是一个月前金大中和韩国五大财阀(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掌门人在一次早餐会议上商议的结果。一个星期后，现代集团首先宣布推出公司的改组方案，几日后，三星效而法之。

事实上，财阀集团同样也不能再等了。到1997年底，韩国28家最大的企业集团负债总额为1775亿美元，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450%。其中现代集团的债务一度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财阀集团改组迫在眉睫。

根据《五项任务》以及后来补充的三项补充任务，IMF为韩国企业集团开出的药方包括“提升企业管理透明度，取消公司子公司间互相贷款担保，优化资产结构，制定企业核心业务，增强企业经理和大股东对小股东们的责任感，限制集团子公司内部不公平内部交易，剥离金融业务出去，以及禁止大股东转移股份给后代”。“5+3任务”为韩国企业集团重组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金大中政府采取的措施关键词有三: “关闭、帮助和交换”。针对“重度患者”，即那些被挑选出来认为没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通过破产、变卖、合并以及法庭接管等措施对其实施“安乐死”，直到1998年6月，一共有55家公司关闭;其次，那些负债严重但却仍然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韩国政府则要求债权银行对其实施帮助，1998年6月前，共有83家公司得到了自己的债权银行的资金支持，走上了重组的道路。

然而，对于那些占据产业支柱地位的大财阀又从哪里入手，同时又不会招致后者的过度反对?这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困扰了金大中很久。1998—1999年担任金大中政府财阀重组工作小组首席经济学家的三星经济研究所国际研究部部长金荣涣告诉《商务周刊》，政府当时实施了“大规模业务互换”政策，也就是俗称的“大交易”——大企业之间相互交换企业公司，以解决金融危机前这些公司积累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大的问题。

“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大交易’却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金荣涣感慨到，很多交易简单沦落为两个公司的合并或A公司购买B公司，业务互换的目的并没有如期达成。例如三星并没有遵照政府的计划把自己的重工机械卖给韩国重工集团，而是与后者合并成立了新公司;现代火车、大宇火车以及韩进火车公司虽然如期合并成为新的韩国铁路集团，但三大集团仍然各自持有股份;而人们所期待的现代石化与三星化学的合并始终也没能实现。

“财阀集团的游说力量和政府的立场不坚定，为韩国企业集团重组改革的不彻底留下了伏笔。”金荣涣这样评价道。事实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韩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改革之中。他说: “韩国大财阀集团改组的不彻底在后来的韩国经济中可以看出，仍然在进一步威胁着金融体制的健全。”

在《五项任务》推出的同时，韩国政府于1998年2月同时提出了针对综合金融社、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立即纠正措施》，并于1998年一年向银行领域共注入556亿韩元的公共基金，以帮助快速消化“不良贷款”以及帮助金融组织解困。

面对IMF停止保护那些已经丧失清偿能力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要求，韩国政府没有丝毫犹豫。从数字可以看出，1998—2003年初，韩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减少了32.4%。其中，不良贷款问题最集中的综合金融社，至2003年仅剩下3家仍在正常运营，93%被关闭。

与此同时，在IMF框架下，韩国政府与各外国银行达成的协议也开始发挥效用，外国银行提供给韩国各银行的220亿美元短期贷款在韩国政府的全额担保下，换成了等额债权。在濒临违约和破产的边缘，一批韩国银行被政府和IMF联手拉了回来。

然而，韩国民众却没有如此好运。尤其是1998年，由于大批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GDP增长降至-6.7%，大约有150万韩国人失去了工作。曾经担任一家电梯公司经理的洪永涣，危机前是一名生活美满的中产阶级，与妻子和9岁的儿子住在首尔郊区一套宽敞的三居室里。随着经济衰退和建筑商终止建筑工程合同，洪永涣破产了。他无法面对妻子和儿子，最终成为栖身于首尔火车站附近一个公园的流浪者。

洪永涣和其他韩国百姓承受的痛苦，除了国家的泡沫经济应该对其负责任之外，同时也是IMF提出的一些不符合韩国经济现实的治疗方案的苦果。

高利率是IMF的传统药方，这一策略已经在韩国金融危机当时及以后饱受经济学家的诟病。前苏联“休克疗法”的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和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一再警告，“高利率政策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林昌烈与二者观点一致，他认为：“韩国不同于拉丁美洲，首先，韩国的物价比较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迹象;其次，韩国公司的金融结构同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不一样，他们是韩国经济的支柱，如果强迫执行30%的利率，没有哪个公司可以承受。30%的高利率意味着很多韩国公司要破产。”

在强大的韩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压力下，从1998年年中开始，IMF同意韩国政府“谨慎”地降低利率，直到1998年10月，利率水平降到20%。

“从百分之百的严格执行IMF政策到1998年中期的利率调整，韩国经济复苏的手脚才被真正放开。”金荣涣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性格急躁的韩国人在调整利率后并没有停歇，此后连续降低利率水平，1999年韩国银行制定的利率仅为个位数。“过低”的利率又将自己带向了另一个经济陷阱，不过这是发生在2002年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