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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操戈》:黄埔将帅战场争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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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胜伟/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一、徐向前与李默庵:冯寿二遭遇战

人物简介

徐向前:原名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4年2月徐向前投笔从戎,前往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后又至广州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至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编在学生第一队。学习期间,参加了北伐战争和东征。1927年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率第六联队同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起义失败后撤离广州,在太和圩追上了教导团。随教导团等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任第十团党代表。1928年元旦,升任第四师参谋长,率部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6月,接任红四师师长。翌年受中央军委委派,到鄂豫边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负责全师的军事指挥工作。当时全师共400余人。同年6月至10月,红三十一师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部队发展到700余人。1930年2月,党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委,对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而鄂豫边的红三十一师、豫东南的红三十二师和皖西的红三十三师,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后,根据中央决定合编为红四军,徐向前任参谋长。相继指挥了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尤其是双桥镇一战,歼敌第三十四师,俘师长岳维峻以下5000余人,取得空前大捷,红四军也发展到1.5万余人。1931年7月,升任红四军军长,全军2万余人。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辖第四、第二十五两个军,共3万余人。徐向前任总指挥。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动了黄安战役、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川)光(山)战役。这四大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使鄂豫皖根据地的总面积达到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50多万,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总兵力达到4.5万人。1932年8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奋战,但未能扭转被动局面。10月12日,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经过两个月艰苦转战,进入陕南川北地区,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组成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武装。张国焘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徐向前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1933年2月至6月,组织指挥红四方面军发起反“三路围攻”作战,歼敌2.4万余人,缴枪8000余支,使川陕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7月,红四方面军由4个师扩编为4个军,全军总人数由入川时的1.4万人增加到4.5万人。8月至10月,又先后指挥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和宣(汉)达(县)战役,歼敌近2万余人。至此,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15个师,共8万余人。1935年1月,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一起,率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致使红四方面军和被迫随同南下的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少到4万余人,10月8日,部队到达陕北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随后,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九、三十军从靖远附近西渡黄河,准备进取宁夏。11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并令渡过黄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西路军在敌强我弱、孤军奋战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战斗了5个月,共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2.5万余人。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挺进山西,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参与指挥粉碎日军“六路围攻”作战和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作战。这些战斗的胜利,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8年4月,徐向前奉命率由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和八路军第五支队等部队组成的“路东纵队”,由辽县进军冀南地区,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离开冀南到山东工作。8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徐向前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领导山东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1941年10月,与叶剑英等发起成立延安黄埔同学会,并当选为理事。1942年5月,党中央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3月,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47年8月,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领导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担负解放山西的任务。1948年3月至5月,指挥所部发起临汾战役,歼敌2万余人。5月,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同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华北野战第一兵团,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兵力6万余人。6月至7月,指挥第一兵团发起晋中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使太原陷于孤立。1949年3月,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8月,根据军委指示成立了太原前线司令部,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第十八、十九、二十共三个兵团及晋中军区部队、第一野战军第七军、第四野战军炮一师等部队,总兵力25万人发起太原战役,4月24日攻克太原,共歼敌13.8万余人。

李默庵:字霖生。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中将军衔。1923年12月南下广州,考入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学习。1924年9月,李默庵和陈明仁、袁朴等12人作为该校学生代表,面见蒋介石,要求到黄埔军校学习。11月,随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编在学生第六队,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时毕业。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李默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在军校政治部工作。8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包惠僧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党代表时,李默庵随同前往,任第三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年初,升任第一军第二十师第二团党代表。蒋介石强迫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共有250多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其中李默庵是第一个声明退出共产党的人。6月,蒋介石自兼会长的黄埔同学会成立,李默庵被任命为总务科科长。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第一营营长,转战鄂、赣、浙、苏等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先后担任第一军六十五团副团长、团长,参加龙潭战役和攻克徐州、蚌埠等战役。1928年4月,又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率第六十五团首先攻入济南城。北伐完成后,升任十一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1929年,参加蒋冯(玉祥)、蒋唐(生智)战争。1930年4月,参加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中弹负伤。1931年,升任第十四军第十师中将师长。1932年7月,率部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10月,蒋介石结束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把“围剿”的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李默庵的第十师又被调往江西,隶属陈诚的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后,李默庵又奉蒋介石之命率第十师进入福建,隶属卫立煌的第五路军,参加围攻十九路军。“福建事变”被镇压后,第十师隶属蒋鼎文的东路军,又一次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5年,李默庵升任驻闽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并仍兼第十师师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时,曾奉命率第十师参加围攻西安的军事行动。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李默庵正在庐山受训。7月12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第十四军中将军长,并仍兼第十师师长。7月15日,奉命率第十四军(辖第十、第八十三两个师)从河南信阳和湖北广水进军华北,参加对日军作战。10月参加忻口会战。在这次战役中,李默庵担任左翼兵团指挥官,指挥十四军的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和晋绥军的第七十一师及独立第八旅等部队,同日军血战十余日,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左翼兵团为国捐躯及负伤者亦达5000人左右。11月1日,奉命率部撤退,到赵城、洪洞休整补充。1938年7月,十四军扩编为第三十三军团,下辖十四、九十三两个军,李默庵升任军团长,奉命率所部开赴晋东南中条山区,利用山地有利地形,同日军开展游击战,历时年余。1939年秋,调到湖南祁阳,任军政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为国民党军队培训抗日游击战的军政干部。1940年初,改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司令,下辖第一、四、五、六共四个挺进纵队,并兼任湘鄂赣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底,奉派与英国军事代表团合作训练突击部队,并任陆军突击总队司令。1943年,升任三十二集团军中将总司令,下辖二十五、二十八两个军又两个突击纵队,隶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在苏南、浙西地区参加对日作战,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主持浙东地区的日军受降事宜。解放战争初期,李默庵仍任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浙东地区。1946年6月,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李默庵被调到江苏常州,接替汤恩伯任第一绥靖区中将司令官。7月,指挥第二十一、第二十五、第四十九、第六十五、第八十二5个整编师(相当于军)15个旅,约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参加反共内战。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等指挥下,奋起迎战,七战七捷,取得苏中战役的胜利,李默庵部被歼5万余人。此后,指挥第四、第二十一、第四十九等整编师,继续在苏中、苏北地区同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作战。1948年9月,被撤销第一绥靖区司令官职务,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驻常德。同年夏,参加程潜、陈明仁等准备举行长沙起义的一些筹备工作,旋退出军政生涯,移居香港。1949年8月13日,李默庵和覃异之、潘裕昆、黄绍竑、龙云、贺耀祖、刘斐、刘建绪等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香港发表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严斥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实行独裁统治的反动行径,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电起义人员大多陆续到北京,李默庵仍留香港。1950年11月,举家移居南美洲的阿根廷。在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了13年。1964年秋,又移居美国。1984年6月,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在北京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后,徐向前当选为会长,李默庵、侯镜如等5人被选为副会长。积极从事联系港澳和海外黄埔校友,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

冯寿二遭遇战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昂的斗志,先后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共歼敌六万余人。随后又挥师东进,发起了麻城围困战。

其实,就在麻城之战进行之际,从7月10日起,集结在平汉路沿线的敌中路军各纵队就已经开始向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试探性攻击。陈继承的第二纵队率先出信阳,向东南进击罗山。罗山县委一面组织指挥县独立团顽强抵抗,一面将敌情火速报知张国焘。可一心要夺取麻城的张国焘,对此却置之不理。但由于罗山独立团寡不敌众,终于抵挡不住,陈继承轻轻松松地占领了罗山县城。

轻易占领了罗山,使陈继承对这么容易到手的胜利产生了诸多怀疑:本来重兵压境,大敌当前,徐向前竟然去攻击麻城而对罗山置之不理,难道又是一个声东击西、诱敌深入的圈套?为防万一,他下令部队停止前进。

陈继承占领罗山之后,紧跟着采取行动的是集结在花园镇、孝感的卫立煌的第六纵队。蒋介石给卫立煌的命令是:首先向东进击黄安,而后策应陈继承的第二纵队、由豫南南下的张钫纵队进攻苏区中心七里坪。对于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卫立煌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认为,该计划“与兵法不符”。在蒋系将领中,敢于直接给蒋介石的军事计划“进谏”的人并不多,但卫立煌算是一个。蒋介石也不是一个容易接受下级将领“进谏”的人,唯独对卫立煌,却能时常容忍甚至接纳。

根据蒋介石的总体作战意图,卫立煌确定的进攻部署是:第一步,攻战七里坪南翼苏区重镇河口,立定脚跟,然后待机与陈继承、张钫两纵队会师七里坪。卫立煌这样部署的真正意图是:他认为对红军的“围剿”,其目的应该以消灭红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在于攻取一城一地。而根据这样的作战目的,只要留下黄安不取,就有可能吸引红军主力前来。与其到处寻找红军主力,不如以黄安为诱饵,吸引徐向前主动来攻,这样就可以造成各路纵队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态势。卫立煌深知蒋介石存有忌妒下属之心,于是并不将此意图表明。但蒋介石的幕僚们苦思冥想之后,竟看出了卫立煌兵出河口的真正意图。蒋介石“复电照准”卫立煌进军河口的作战计划。7月下旬,卫立煌令李默庵的第十师为前锋,出花园镇向东攻击,步步为营地占领了苏区西缘的蔡店、夏店、长岭轩等地。

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的行动带动了潢、光地区的张钫第一纵队和武胜关前的马鸿逵第三纵队。7月下旬,敌人的四个纵队分别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七里坪中心区谨慎地开始了攻击行动。

面对各纵队敌人的大举进犯,战况从各个方向传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审时度势,再次向张国焘提议应立即撤麻城之围,收缩红军主力,待机歼敌。此时的张国焘却仍未看到战场态势的严重性,还在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红军打下麻城,歼灭了南线之敌,便可回过头来歼灭敌另一路,从而彻底打破蒋介石的又一次“围剿”。张国焘根据自己的决策对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作出了新的部署:他命令沈泽民领导的鄂豫皖省委组织各县地方武装,对各路敌军进行“最顽强的抵抗”,迟滞其推进速度,掩护麻城的攻城作战;发布中央分局作战通告,要求苏区所有武装力量奋起反击敌军“围剿”。另外,根据徐向前的一再建议,张国焘不得不调曾中生的黄安独一师西归,在黄安城西南构成防御线,“警戒东犯之敌”。张国焘满以为这样部署完全可以实现确保攻取麻城,再及其余的意图,但是他唯独没有作出最应当作出的部署,那就是将麻城这个包袱甩掉,恢复红四方面军的主动地位。

由于攻取麻城的这个包袱束缚住了徐向前的手脚,在敌大兵压境的危急情况下,不能不加紧围城,争取早一天结束麻城之战,回头对付来自苏区南、西、北三个方向的严重威胁。8月3日,方面军总部以红十师掩护南翼,集中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红七十三师,向麻城外围再次发起突击,重新控制霸王山、麻姑洞,歼敌一个团。

徐向前的作战行动,反倒让陈继承和卫立煌更加迷惑不解,越发看不懂了。陈继承纵队占领罗山,徐向前对此置之不理;陈继承部在罗山停下来,等候徐向前回兵反击,可徐向前仍没有挥师相顾,相反却举兵南下,打了仓子埠,闹得武汉虚惊一场。对此,陈继承和卫立煌二人认为,徐向前此举对于解整个鄂豫皖苏区之围毫无作用。大战在即,徐向前为什么会如此用兵,他们对这个黄埔一期出身的红色将帅真正的作战意图实在琢磨不透。陈继承、卫立煌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观望、分析、判断之后,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第一,徐向前可能真要打麻城,并没有声东击西、诱敌深入的计划;第二,徐向前也许不想如此行动,是别人要他如此行动,这样,徐向前就仍有可能真的在打麻城!

麻城之战战至8月初,徐向前的红军主力仍没能按作战计划打下麻城。可就在此时,卫立煌和陈继承却突然地发现了一个可以长驱直入苏区腹地的良机。8月7日,同样看出“破敌良机”的蒋介石再次电令中路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放弃战前定下的“步步为营、并列推进”的战术,以苏区要地七里坪为中心,发起“总攻”。蒋介石特别下令给拥有四个主力师的陈继承纵队,要他务必于14日占领七里坪;下令给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加入卫立煌的第六纵队;又从总预备队中抽出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加强给卫立煌,投入黄安以南战场。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陈继承立即指挥纵队前锋黄杰的第二师直出罗山,李玉堂的第三师紧随其后,一路东南,直指七里坪;卫立煌纵队前锋李默庵的第十师出蔡店、夏店,朱怀冰率领夏斗寅的第十三师紧随其后,快速向东突击河口镇。在鄂豫皖苏区的西线,一时间战云密布。

西线敌情的急剧变化,给张国焘带来了强烈惊颤和恐慌,他的如意计划被打破了。麻城没有打下来,敌八个师的重兵集团却正向苏区中心齐头并进,一两天内便可攻占七里坪和黄安。麻城与七里坪和黄安相比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此时的张国焘不得不撤收麻城之围,命令徐向前回师黄安以西,“保卫根据地”。

徐向前对于这个迟到的命令来不及多想谁是谁非,眼下最为重要的是他必须迅速将这一命令变成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动。于是,徐向前一刻也没敢拖延,当夜就命令围城部队依序撤出阵地,准备西行。10日凌晨,陈赓率红十二师最先出发。

麻城到黄安,地图上量取的距离是四十五公里,但实地距离却有六十余公里。陈赓率部拂晓出发,一路急行,120多里的山路,先头团的先头部队竟于次日清晨6时赶到,在黄安城西南的冯寿二地区休息待命。徐向前率总部机关也随后赶到,并接到了最新的敌情通报:昨天,李默庵的第十师已经以优势兵力占领河口;今天拂晓,该师又以一个旅由河口出发,向东攻击前进。卫立煌这样做的意图有“一箭双雕”之意。一方面要在河口东侧构筑阵地,以掩护第十师的侧翼安全;另一方面是要留下黄安城吸引红军主力。卫立煌的作战意图可谓高明。为此,徐向前立即命令先头部队红三十六团沿冯寿二方向展开,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为后续部队到达赢得更多的时间!

红三十六团奉命出发。这个团的前卫营尖刀连立即组织强行军,迅速赶至冯寿二村南,此时敌人的先头搜索分队正好也进到村内。尖刀连指挥员大吼一声,率领全连向村里扑去。乘敌立足未稳,迅速展开突击,使敌慌忙向后逃走。尖刀连抓紧时间先敌抢占了冯寿二村西的几座小山包,迅速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更大规模的冲击。就在此时,发现了由西而东正向冯寿二开来的大批敌军,便组织部队就地向敌人展开猛烈射击。尖刀连的阻击行动,迟滞了敌人的前进速度,为全团展开赢得了时间。

被尖刀连阻击在冯寿二以西的是李默庵第十师的一个加强团,2000多人,全副德式装备,战斗力很强。当前面的部队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后,李默庵觉得不辨虚实,没敢让部队继续前进,反让他们后退一段距离,就地挖掘工事,把团属的六门迫击炮架起来,向尖刀连阵地猛烈轰击了一阵子,才命令部队发起冲击。此时红三十六团三营赶到,立即调整了部署,加强了力量,并同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对战。

冯寿二方向激烈的枪炮声就像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徐向前指挥后续部队加快了向冯寿二战场开进的速度,并命令部队先到先展开,谁到谁加入战斗。红三十六团的第二营赶来,立即加入了战斗。在冯寿二东面的路口,徐向前指挥临时赶到的部队向不同的方向增援。来一个营投入一个营,来一个团投入一个团。敌人也在不断增兵。徐向前考虑到,目前我军投入战斗的兵力还是有限,一旦冯寿二阻击阵地失守,让李默庵的第十师长驱东进,那样不仅黄安不保,就连正处在开进途中的我军也会被打乱,无法收拢,那样可就被置于完全被动地位,仗就难打了。

而此时的李默庵见先头团受到红军的顽强阻击,便命令后续的两个团向两翼展开。红军新到的部队与敌人两翼部队又在冯寿二以西红三十六团阵地两侧的稻田水网间遭遇,展开激战。冯寿二遭遇战,战线越拉越长,战场越打越大,兵力越投入越多,正由一场遭遇战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攻坚战。而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仍是红三十六团坚守的主阵地。从早上到中午,坚守阵地的官兵与敌反复争夺,打得十分顽强。李默庵见两侧迂回受阻,又重新把攻击的主要方向放在我军防线中央,在炮火掩护下,将一个梯队又一个梯队投向红军的主阵地。坚守部队的子弹打光了,便一次次跃出堑壕,用大刀和刺刀,拼死将敌杀退。再后来许多人大刀也砍钝了,刺刀捅弯了,坚守部队的百余人只剩下60余人。中午12时,敌人又冲上来了,坚守部队再次跃出掩体,扑向敌群,展开肉搏。这是最后的搏斗,战士们用石头砸,用牙咬,与敌人滚在一起。血战之中,有的指挥员已多处负伤,仍率领大家,与敌人拼杀,终于将冲上来的敌人再次击退。战斗过后,阵地上只剩下二十几个血人,阵地却仍然控制在我军手中!

下午1时,战斗规模进一步扩大。李默庵对先头团屡攻不克的战况十分不满,便亲率第十师另外两个旅出河口,向东攻击。随后,卫立煌也带一个特务连赶至第十师的前沿指挥所,与李默庵共同组织攻击。为支援一线梯队的攻击,卫立煌向武汉请求飞机增援。2时,敌机4架飞临冯寿二我军阵地上空,俯冲投弹。顿时弹片横飞,烟火滚滚。看到有飞机掩护,敌攻击梯队再次发起攻击。此时红军坚守部队阵地上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指挥员让大家趴在掩体内不出声,单等敌人上来,与其同归于尽。攻击之敌见我军阵地上没有动静,胆子大起来,嗷嗷叫着往上冲。指挥员突然高呼一声:“同志们,跟敌人拼了!”随后一跃而起,一刀砍翻了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十几名红军战士从死尸堆里爬起,与敌展开最后的拼杀。一名只有16岁的小战士率先跃进敌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攻上阵地来的敌人被吓懵了,鬼哭狼嚎地逃下山去。坚守部队又一次守住了阵地。

下午4时,红十一师赶到。徐向前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立即命令该师向敌左翼迂回,与正面阻击的红十二师配合,向敌发起大反击,河口独立团没有得到命令,也主动向敌侧后发起了突击。李默庵见攻击部队的左翼和侧后同时响起枪声,担心后路被抄,立即下令停止攻击,向后收缩。当敌一线攻击部队听到前后左右响起枪声,以为已被红军包围,接到后退的命令,全军动摇,阵势大乱。这时天已黑透,红军越战越勇,败退的敌军官兵只顾逃命,混战中一个加强团2000多人全部被歼,余部仓皇向河口方向逃遁。来到一线指挥部队的卫立煌,在特务连拼死冲杀的掩护下,才得以与李默庵一起冲出红军包围,退至河口以东高地。此时李默庵的第十师兵败如山倒,一直向河口镇方向撤退。狼狈不堪的李默庵喘息未定,要求卫立煌同意他率残部向河口以西撤退。

而卫立煌这时显示出了他的不同凡俗之处:他命令李默庵收拢各部,就地阻击,不得后退;命令已经赶来增援的第六纵队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加入战斗,并在第十师南翼展开,掘地自守而后待机转入反击;命令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加快速度,向红军南翼发起攻击。卫立煌的紧急措置,很快稳住了敌第六纵队的阵脚,将正在发展胜利的红十一、红十二师部队阻挡在河口以东高地一线。由于后续部队没有赶到,徐向前欲图借冯寿二一战灭敌一路的作战意图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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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嫌徐向前“没出息”

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作为一校之长,蒋介石早就将黄埔军校作为自己的发家资本了。

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就拼命装出一副很革命的样子。那时,他常常到军校训话,张口就是“本校长”如何,高唱三民主义,以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自居。甚至故作姿态地说:“本校长向来是革命的,假如不革命,你们就一枪把我打死!”

早有控制军队大权野心的蒋介石,除了自我标榜革命之外,还经常以谈话的方式极力拉拢与学生的关系,培养自己的政治亲信和发展军事势力。有一次蒋介石召集黄埔学生训话,面对满堂学生,他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当年去日本的时候,母亲如何想念他的,接着就说:“本校长对你们就是慈母般的感情,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顿时使在场的学生备感亲切。

除了训话外,蒋介石还坚持每个星期都到黄埔军校,找学生面谈,既是考察学生素质,也是培植自己的亲信。最初几期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与蒋介石见过面、谈过话。

谈话时,蒋介石坐在办公室,要学生们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边问边盯着学生看,并且故作姿态,时而很注意听回答,时而又漫不经心,摆出一副有学问的派头。当时的大部分学生多是刚走入社会的青年人,当然弄不懂蒋校长这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校长亲自找自己去谈话,都觉得很荣幸、很紧张。但跟青年学生说上几句知心的话,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蒋介石通过这种手段的确认识和拉拢了不少学生,以后他的嫡系将领大多出于黄埔军校。

一天,轮到徐向前受蒋介石接见了。

徐向前一进门,就见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戎装佩剑,严肃认真,架子十足,使得五台山沟里长大的老老实实的徐向前有点不知所措。谈话一开始,蒋介石就用满口的浙江腔慢条斯理地问:“你就是徐向前吗?”

“是的,校长”。徐向前用一口五台山话回答。

语言不通,蒋介石不免皱了皱眉头。接着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啦?”

“山西人。”徐向前答道。

“在家都干过什么?”

“当过教员。”

蒋介石问一句,徐向前答一句。校长没有听到学生的吹捧和颂扬,学生也没受到校长的勉慰。一席谈话淡而无味,在蒋介石的眼里,徐向前是个“没出息”的学生。于是,寥寥数语,就挥挥手将徐向前给打发走了。

蒋介石要请回“没出息”的徐向前

徐向前在鄂豫皖、川陕边指挥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威名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他的家乡山西五台县。在徐向前的母校山西省国立国民师范毕业和正在读书的同学,都为国师出了个徐向前而自豪。因此,每当川陕红军歼灭一批敌军,他们就把战果记载在小本子上,每当红军占领一座县城,他们便在中国地图上找到那个被红军占领的县城名字,画个小红圈。

这中间,最关注前线战况的山西人要数阎锡山了。他和徐向前是老乡,两家住的地方仅一河相隔,几里路的距离。徐向前还是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国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有师生的名分。此时,阎锡山正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故而有幸灾乐祸之意。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消灭不了几万人的红军,打败不了山西五台人徐向前。他认为徐向前给山西人争了光。常常对部下说:“当初我们把他这个五台乡亲留下来就好了。”还说:“我倒想什么时候,亲眼见见这位徐向前,和他攀谈攀谈。”从这时起,阎锡山就记住了邻村徐懋准老秀才的儿子是个军事家,不免对徐向前心生敬重,于是命令部下,不准为难徐向前一家。

蒋介石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对徐向前这个“没出息”的学生另眼相看,想出了种种笼络的手段。一天,两名军官模样的人来到徐向前家,态度非常谦恭客气,进门就对徐老秀才说:“我们是南京蒋校长派来的,蒋校长要我们问问老先生知道不知道徐向前的下落。蒋校长很关心徐向前,蒋校长还要我们问一问老先生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

徐向前的老父亲回答说:“自从象谦考上黄埔军校,就不知道哪里去啦?连点音讯也没有,我正要找你们蒋校长要人呢!”

徐老秀才的一席话,弄得两名蒋军军官哭笑不得,只好匆匆而去。

二、徐向前与黄杰:七里坪战斗

在作战部署的地图上,两军进击的箭头全都指向七里坪。一场以七里坪为中心的争夺战即将拉开序幕。徐向前利用倒水河巧妙摆兵布阵,以大刀战法有效对抗黄埔同学黄杰的飞机大炮,使黄杰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无可奈何,兵败倒水河畔。

人物简介

黄杰:字达云。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中将军衔。早年就读于长沙省立中学。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三队。同年11月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侦察队中尉排长、侦察队队长等职。1925年2月和10月,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1926年,升任教导第一团第三营少校营长,后随何应钦的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松口战役中负伤。1927年,升任第十四师四十团上校团长,参加了著名的龙潭战役。1928年4月,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任第二师第七团团长。5月,在济南惨案发生时,护送蒋介石撤离济南。1929年,升任第二师第五旅少将旅长。1930年7月,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任第二师第二旅旅长,在作战中再度负伤。1932年3月,升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驻防河南。7月,率部参加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热河、察哈尔。2月,奉命率第二师由洛阳北上抗敌。3月,在长城一线的南天门、古北口等地抗击日军侵略,给日军以重创,全师阵亡官兵达3000余人。因作战有功,获得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长城抗战失败后,黄杰率部移驻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时,黄杰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并担任队长。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黄杰升任第八军中将军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在大场、蕴藻滨、苏州河一带,与日军浴血奋战两个多月,至11月下旬从上海撤退。1938年5月,率第八军参加兰封战役,因归德失守,被撤销军长职务。9月,被调到成都,任中央军校教育处中将处长,主持军事教育。1940年5月,调任桂林中央军校第六分校主任。1942年冬,任中央训练团大队长。1943年1月,升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驻防滇西。1944年5月,为策应中国驻印(度)军在缅甸北部作战,中国远征军(辖十一、二十两个集团军)奉命在滇西反击日军。5月,宋希濂、黄杰指挥第十一集团军渡过怒江,开始反击。9月,宋希濂调到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后,黄杰升任十一集团军代总司令,指挥4个军11个师。11月初,攻占龙陵,中旬攻占芒市,12月初克复遮放,翌年1月中旬攻克畹町,消灭了侵入滇西的日军。旋越过国境,进入缅甸,继续追击日军,并于1945年1月27日与中国驻印军及盟军美军在芒友胜利会师。黄杰指挥的这次反攻滇西缅北战役,经8个月浴血奋战,以伤亡4.8万多人的代价,击败日本侵略军,打通了中国到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对争取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起了重要作用。因指挥对日作战有功,美国政府授予其“自由勋章”;国民政府授予其“云麾勋章”,并正式晋升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3月,升任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中将副司令官,并兼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副司令。194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战胜利。12月,被任命为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负责对编余的30万军官进行复员转业训练。1948年7月,任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1949年1月,任国防部中将次长兼陆军第五编练司令部司令官。8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后,黄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绥靖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10月,在人民解放军打击下,黄杰率第一兵团由湖南退到广西。12月,率第一兵团残部3万余人由广西逃入越南。进入越南后,被占领越南的法国军队监禁于蒙阳、来姆法郎两个集中营。1950月8月,又移到西贡西南的富国岛监禁。1953年5月,法国政府才将黄杰及其3万多部众遣送到台湾。

到台湾后,黄杰于1953年8月被任命为台北卫戍司令官。10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954年7月,升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1957年7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1960年7月,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1962年12月至1969年7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72年6月以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

七里坪战斗

冯寿二遭遇战重创李默庵部以后,战场态势更加明显。北面,陈继承的四个师正在急速南下;南面,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师正在迅即北上。两军作战部署的地图上,进击箭头所指的目标全都指向了七里坪。可见,一场以七里坪为争夺中心的更大规模、更具决定意义的战斗即将拉开序幕。

七里坪是中央苏区的中心。倒水河由北向南流经七里坪西门外,河东岸自北向南依次耸立着酒醉山、大小雾山和古风岭。7月13日晨,正当卫立煌的第六纵队攻击黄安的时候,徐向前已经指挥红十一、红十二、红七十三师和黄安独一师相继到达,并立即沿倒水河东岸选择战场,部署兵力,着手作战准备。徐向前让全军在东岸一线排开:红十一师、红十二师居北,控制酒醉山;先期到达的红十师、红七十三师居中,控制大小雾嘴山;曾中生的黄安独一师和曹光南的少共国际团部署在南面,控制古风岭。各部随即挖掘工事,构筑多层阵地,组成防御体系,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徐向前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大小雾嘴山山顶,然后一个团一个团地巡视各师阵地,指导各师确定防御重点,合理安排兵力。此后,又让各部在西岸设置了部分阻击阵地。徐向前准备使用的仍然是他屡试不爽的老战法:先用顽强的阻击战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疲惫其士气,待敌力量与士气渐次耗尽时再发起大反击,两翼迂回包抄,分割聚歼,将敌“吃掉”!徐向前深知此战胜负关系重大,所以他还动员当地政府,积极地行动起来,组织成千上万的群众,全力支援前线。

7月15日天不亮,敌人进攻的炮声隆隆的响了。倒水河西岸,担任主攻的黄杰第二师已到达位置,并开始行动。黄杰的第二师早在商潢战役中遭到惨败,蒋介石用黄杰取代了汤恩伯,将部队撤至信阳,“严加整饬”,用国民党军政部官员的话来说,是“全师赖以复振”。所以,此次“围剿”,蒋介石特令黄杰率部做陈继承纵队的前锋,只为一雪商潢战役之“耻”。

黄杰1923年冬与陈赓、李默庵等20余人一同考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在蒋系第一军何应钦手下东征西讨,参加过几乎每一场大战,七年中由中尉排长升为中将师长,可见其智勇兼备。对于徐向前这位黄埔同窗,黄杰虽印象不深,却对他率红军不断取得震惊全国的大胜深感畏惧。进入苏区后,黄杰一改中原大战时纵横捭阖大进大出的作风,一直小心翼翼,不愿孤军冒进,重蹈汤恩伯兵败身辱的覆辙。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他的第二师作为陈继承纵队的主力已与红军主力在七里坪地区正面相遇,直接交火了。徐向前沿倒水河布阵之日,蒋介石也亲自对七里坪之战做了详细部署:黄杰的第二师担任主攻,李玉堂的第三师第九旅配属给该师;第三师的其余部队在第二师北翼助攻,用以牵制红军兵力;南线以卫立煌部迅速北上,威胁红军南翼阵地;北线张钫纵队快速南下,威胁红军北翼阵地。蒋介石的作战意图是:争取在七里坪地区将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合围尽歼”。

黄杰在河西一座不起眼却视野开阔的小高地上设置了自己的指挥所,随即命令部队展开:以第五旅由周田过倒水河,正面突击七里坪西门外大小雾山的红军主阵地;以第六旅经小明家、双河口渡河,向红军南翼主阵地古风岭进攻;以第四旅为预备队,部署在第五旅和第六旅侧后,随时准备加入战斗;为加强中路突击力量,黄杰又将配属给他的第三师第九旅(旅长李仙洲,又是一个黄埔一期生)向大小雾山北麓攻击。陈继承的指挥所设在距倒水河西八九里的白马嘶河。在黄杰开始行动同时,李玉堂的第三师一个旅在第二师北翼展开的助攻也发起了,用以牵制红军酒醉山阵地。刚刚还十分平静的倒水河两岸,一时炮声隆隆,兵势汹汹,天地似乎都要炸裂开了。

七里坪大血战一开始便显出两军都竭力拼杀,一决雌雄的趋势,彼此具有的优势战斗打响时即被充分使用。敌军比红军多的是飞机和大炮,攻击发起之前,黄杰便命令全师所有山炮、迫击炮一齐向我大小雾嘴山、古风岭及河西警戒阵地猛烈轰击;炮击还没结束,十几架敌机又在陈继承的要求下,由汉口飞来,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这是敌军的火力优势充分显现的时刻,红军指战员除了将自己埋在战壕和掩蔽部里,没有别的应付对策。黄杰的攻击部队,在将近两小时的狂轰滥炸中,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武器装备的优势和战斗力的强大。

两小时的饱和轰炸后,大小雾嘴山和古风岭的红军阵地上,浓烟滚滚,包括大批活着的绿色植物在内的一切,似乎全在燃烧。黄杰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然后命令攻击部队开始发起进攻!

敌人的炮火向纵深延伸以后,又轮到敌军攻击部队显示其轻武器性能的先进与优越了。黄杰的第二师攻击部队中,每排有一挺轻机枪,每班有一挺与机枪相差不大的德国造自动步枪。进攻展开后,红军在河西的防御阵地立即受到凶猛的攻击。顽强地阻击了大约四个小时,红军河西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放弃阵地,涉水撤过倒水河,转移至河东阵地。

红军撤过倒水河以后,利用河水的障碍作用继续组织抗击,战场情况才开始发生转机。倒水河最深处不过齐腰,宽不过百米,但它毕竟是一道敌军进攻中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起到了迟滞敌军攻击速度的作用,使其在涉水过河期间,没有地形地物可以利用隐蔽,成为红军射击的“活靶子”。

其实,早在构筑阵地时,徐向前就让各师派出几个连队,前出到山脚下河滩前,构筑前进阵地,准备在敌涉水时予以沉重打击。前进阵地后面又有二线阵地,用于接应河滩阵地,二线阵地后是山腰阵地,最后才是山头主阵地,它居高临下,视野和射界都十分开阔,是红军整体防御线的最后支撑,也是对包括前进阵地在内的每一道阵地的掩护力量。这一道接一道的阵地配系,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像兵法所说“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

此时,攻占了红军河西阵地的敌军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以整团规模的兵力开始涉水渡河。东岸河滩阵地上,红军的武器性能低劣,只能打百米甚至几十米内的目标。这就使白军的前锋下水时没有遭到更多的火力压制。进攻大小雾嘴山的敌第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率先进至河道中央。这时就听对岸河滩红军阵地上一声枪响,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一个连突然开火,攻击的敌军官兵纷纷中弹,倒入河中。瞬时间,在他们的北翼,红十师第三十团前进阵地也向敌第六旅攻击部队发起了猛烈的火力袭击,进攻之敌一排排倒在河中,鲜血迅速在河水中散开。敌人受此打击,慌忙向后撤去。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就这样被击退了。

“谁让他们退却的?……传我的命令,不许退却!”黄杰在后面山头上放下望远镜,怒冲冲地喊道。

随后的战斗就更为激烈、残酷了。黄杰的第一次攻击虽然失败了,但却让敌军发现了红军在河滩上的前进阵地。所以,在第二次攻击前,黄杰首先令炮兵集中火力向那里实施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在炮火的轰鸣中,他又命令第六旅和第五旅旅长亲自前出到前沿团指挥所,督促部队重新发起攻击。敌人的炮火加重了河东岸红军的伤亡,浓重的硝烟也妨碍了他们的观察与射击,难以对涉水过河的敌军实施有效的阻击。大批敌军乘此一举涉过河水,与河滩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

就在敌军突破河滩阵地的同时,敌军的炮火又继续向红军山腰和山梁阵地延伸射击,意在掩护攻击部队对河滩阵地的突击。与此同时,黄杰又命令第五旅、第六旅后续兵力全部投入战斗,巩固河东岸立足点,向大小雾嘴山山梁展开。

大小雾嘴山北麓,敌第三师九旅一部也过了河,与红十师前进阵地上的坚守部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此时的黄杰显得十分紧张,眼下的战局正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北伐战场上,在中原大战的战场上,他每次都能出奇制胜,今天与黄埔军校的同学徐向前较量,幸运之神也许还能与他同在!

河东大小雾嘴山的山梁阵地上,徐向前一个人从黎明起就隐在一座简单的掩体后面,透过漫山遍野的硝烟烈火,注视并指挥着山下河边的激战。敌攻击部队已越过倒水河,进至我前进阵地;敌正欲在山下河滩上建立起立足点。然而这一切全在徐向前的意料之中。黄杰的这套战法乃是德军或者日军操典上的规定战法,他对这位老同学在黄埔读书期间学到过什么内容是一清二楚。此时的徐向前很清楚,红军不可能将敌军攻击部队全部消灭在河道中流,因为红军没有这样的火力,再说也不能这样做,那样就会给敌人留下更大规模使用炮兵和飞机等火力优势的机会,红军近战歼敌的优势反而没有机会发挥出来。红军要大量杀伤敌人,靠的仍然是肉搏战,是大刀和枪刺。

于是,他对电话员说:“给我接王树声!”

送话器里传出第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沙哑的声音:“总指挥,敌人过河了,我想出击!”

“好!注意,要合理使用兵力,防敌炮击!”徐向前补充道。

“明白!”王树声回答说。

紧接着,徐向前的电话又转接到红十师师长王宏坤的指挥所。

“王宏坤,放敌人过河!准备肉搏战,要一批批把他们消灭在河滩上!”徐向前的声音坚定而自信,压过战场上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传到王宏坤耳朵里。

“请总指挥放心,该是我们唱拿手好戏的时候了!”王宏坤回答道。

新任红十师政委的甘济时亲自下到河滩一线前进阵地组织部队的反击战。“同志们,与敌人拼大刀,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一定要以勇猛的气概,坚决将敌人杀回去!”甘济时大声呼喊,挥舞大刀,飞奔着跃下河滩敌我战阵之中。河滩阵地上的官兵们得到支援,士气大增。两军合为一处,态势立即为之改变。

但过河的敌人采取的是“填油战术”,越来越多,王宏坤也在不停地增加着兵力,以新生力量投入肉搏战。阵地上敌我两军混作一团,两两相对,以命相搏,杀得天昏地暗。双方一直战到中午12时,李仙洲旅的多次攻势被击退,扔下了1000余具尸体在河滩上,红三十团也有伤亡,尤其是团长壮烈牺牲,师政委甘济时多处负伤,清澈的倒水河,此时已成为一条滚滚涌流的血河。

而此时在大小雾嘴山,红七十三师的阵地前,肉搏战仍在激烈进行。整个上午,对徐向前将敌人放近了打的战术还没有认识到不利的黄杰,一直为自己的部队冲过河去与红军展开肉搏这一点所激奋。战斗开始时他最担心的就是横在面前的倒水河,徐向前若令人死守这条河,他的部队虽众,装备虽好,但也不见得能顺利突过河去,突不过河去,在他看来无疑就是失败。现在他的担心不存在了,他的部队过了河,正在河那边与红军激烈厮杀!但这种欢乐心情到中午时分却慢慢消失了,过了河的攻击部队,相继被杀退,那些在阳光下寒光闪闪的大刀和枪刺,挡住了他的部队,使他们不能向高地顶上推进一步!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原来根本就没有看懂对面高地上那位指挥红军战斗的黄埔军校同窗所采用的是什么战法!在他看来,这根本就不是战争,没有进攻和防御,也没有攻击和退却,完全是最原始的人与人的厮杀,而他的部队,而在这种纯粹的厮杀中,原有的火力优势则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反而完全处于劣势,并被一批批地消灭掉了!此时的黄杰看出了徐向前战术的高明之处。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取胜,只好继续展开攻击。

下午2时,他干脆命令第六旅和第五旅背后的第四旅两个团也投入战斗,过河与红军厮杀。第四旅的加入使大小雾嘴山脚下的战局再次对敌军有利。一股敌人拼光正面阻击他们的红军后,开始扑向红七十三师的山腰阵地。坚守山腰的部队投入反击战:徐向前要求部队不准立即开火,要等敌人靠近,再猛然冲出去,与其拼大刀,使敌方的飞机、大炮及自动火器无法发挥作用。同时纵深的部队也派出援兵,杀下山去,支援山腰部队稳住河滩阵地,截住蜂拥而上的敌人。大小雾嘴山上下,红七十三师的三个团和敌三个旅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肉搏战。徐向前战术的优势就是肉搏战。平时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训练中,拼大刀和拼刺刀是基本功课。这种功课是敌军士兵的战斗技能和战斗精神所不具备的。战斗此刻已完全变成红军的大刀和刺刀的杀敌表演。敌第二师第四旅的两个团在河边和山腰上与红军勉强相持了一小时,终于在大批伤亡后被这种大刀战吓得胆寒心裂,全线崩溃。所谓兵败如山倒,第四旅的溃败带动了第五旅和第六旅,敌三个旅上万人没有听到任何命令,齐声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山崩水泻一般向后退去。倒水河畔的敌我态势,就从这一刻起,开始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战斗的空前残酷让身在指挥所里的徐向前也看呆了。他的内心随着战场上敌我态势的变化急剧地变化着,方才他还为红七十三师能否顶住敌人的进攻而忧心,此刻却被山下的胜利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早上战斗打响后他就在等待敌攻势渐竭的时刻。这个时刻到了!徐向前拿起电话听筒,让电话员同时给他接通所有五个师的指挥所。

“我是徐向前,现在我命令,各师立即开始反击!”徐向前果断地发出了反击的命令。

短短几分钟时间,出击的命令便迅速传达到红军每一个指战员。不仅徐向前在等待大反击时刻的到来,全军每一个指战员也都在等待这一时刻。他们相信徐向前的判断力,知道反击的命令下达之时,便是我军大胜的开始。南到古风岭,北到酒醉山,整个倒水河东岸的红军阵地都活跃起来。追击、侧击、穿插、迂回、搏斗、厮杀,各种战斗动作混于一域,溃逃的敌军部队完全乱套、溃不成军了。

徐向前的老同学黄杰完全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全线崩溃了。三个旅一下子从倒水河东岸败退下来。黄杰自黄埔毕业后可谓无年不战,身历百阵,这样的惨败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发觉甚至败军逃命时发出的呼喊也成了一种真实的震慑人心的恐怖,让他内心深处打颤。黄杰的第一个反应是急调最后的预备队第四旅第八团和第六旅第十一团向倒水河西岸前出,堵住败军,阻击过河向败军追来的红军,又令第三师第九旅(李仙洲旅)的预备队第十七团由北朝南攻击红军反击部队的侧翼,策应第二师预备队稳定河西阵地,控制颓势,挽救败局。

黄杰最后顽抗的命令被执行了,刚退却的第四旅两个团被堵在倒水河西岸一块狭窄的山地里,正好被三面冲杀过来的红十、红七十三、红十一师和黄安独一师分割包围。各路红军随即向敌第二师预备队的阻击阵地发起突击。持续了一天的肉搏战重新展开,不过它已不在红军的阵地前沿,而是在敌军的阵地前沿。日落时分,红十师首先突破敌阵地,与红十二师反击部队配合,将李仙洲旅第十七团打得稀里哗啦。敌预备队阵地再次崩溃,第四旅第八团和第六旅第十一团大部被歼,余众仓皇逃命。黄杰这时在左右两翼发现了新情况:红十二师和黄安独一师及少共国际团正向其纵深猛插。黄杰顿时大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正陷入徐向前一个更大的战役企图中,如果撤得慢,极有可能像岳维峻、厉式鼎那样做徐向前的俘虏。

想到此,不容犹豫,黄杰立即下令:“撤!快撤!”

随着撤退命令的下达,整个第二师,万余残兵像一张开满的弓,急急向西退逃。而红军的五个师,在徐向前“勇猛追杀,尽歼逃敌”的命令下,在后面紧紧追来,两翼在前,中部在后,大有将整个第二师一口吞掉之势。暮色苍茫时,战斗已经变成了一场追击与逃亡的竞赛,敌我两军,在倒水河以西的广大地域内,展开了一场气势浩大的越野赛跑。

经一个多小时的拼命后撤,黄杰已退至倒水河以西八九里的白马嘶河。这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原是陈继承的指挥所,听到第二师大败的消息,陈继承又惊又怕,急忙向西后退至灯笼山,同时派人传令黄杰:停止退却,就地收拢部队,建立防御阵地,阻击红军追击部队!陈继承又令李思塑的第八十师在灯笼山一线组织防御,令李玉堂的第三师主力迅速向白马嘶河靠拢,支援第二师。

黄杰惊魂未定,在白马嘶河重新展开指挥所,收罗败军。尚未就绪,红十师就从村东、村北追杀进来,红七十三师一个营也从村南围杀而来。黄杰听到枪声激烈,再次西逃,越过灯笼山,逃进山后陈继承的指挥所。红十、红七十三师占领了白马嘶河村,捣毁了敌第二师刚开设的指挥所,前锋抵近灯笼山与敌第八十师相遇。红七十三师的两个团立即发起攻击。陈继承此时已六神无主,下令李思塑“坚决顶住”,而他自己却匆匆做起了后逃的准备。

战役至此到了一个微妙时刻:如果陈继承后逃,敌第二纵队必全军大乱,红四方面军乘势追击,歼灭敌一路的战役意图就有可能实现。但像几天前在冯寿二地区一样,这次帮助黄杰挽回败局的又是卫立煌。15日,闻知红军主力与陈继承大战于七里坪,卫立煌急率第六纵队北进,天黑时将自己的指挥所与陈继承的指挥所合为一处。卫立煌见陈继承要退,坚决反对。

“红军激战了一天,攻击力已成强弩之末。我军退却则大败,不退或可小胜。”卫立煌对陈继承说。

卫立煌的分析让陈继承清醒过来,下令第八十师和退至灯笼山的第二师残部就地顽强“顶住”。卫立煌则命令第六纵队的三个师快速向七里坪移动,威胁纵深攻击的红军南翼;陈继承又连夜大声呼叫北线进展迟缓的张钫纵队,催其“急速南下”,威胁红军的北翼。事实上,这时已是卫立煌而不是陈继承在指挥七里坪之战了。

灯笼山下,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师对临时占领阵地的敌人多次攻击受挫。天快亮时,徐向前考虑到手中没有纵深突击力量,又担心会被南线之敌抄了后路,只好通知部队撤回倒水河东。红军的大胜,与敌军的大败一样,都至此而止。

七里坪大血战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一场著名的大战。红军以牺牲2000余人的代价毙敌8000余人。但终因敌过于庞大,红军虽拼尽全力,仍没能达到歼敌一路的目的。就战斗本身而论,红军取得一次大胜,但从战略上看,红军的胜利却很有限。战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围剿”并没有从这里被打破,相反苏区和红军的危急局势更加严重了。

此时,张钫纵队正由北向南推进,虽然缓慢,却对根据地首府新集形成了直接威胁;在红军的南翼,是越来越靠近的卫立煌第六纵队的蒋伏生第八十三师;在红军的正面,陈继承纵队在蒋介石的严厉催促下重新行动起来,一部在灯笼山一线固守,一部北上宣化店,配合张钫的三个师威逼新集。此时红四方面军进则不能,久留则有被敌包围的危险。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又使红四方面军于七里坪血战后再次失去了摆脱强敌的良机,战后三天,全军向新集方向转移。刚刚经历了冯寿二、七里坪两场血战的红四方面军,又将面对即将开始的第三场血战。

五、徐向前与胡宗南:漫川关战役

面对第四次“围剿”的严峻形势,张国焘主张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遂决定经鄂豫边的漫川关夺路突围入汉中,由此与黄埔同学胡宗南在漫川关展开了一场惊险血战!

人物简介

胡宗南:字寿山,别号琴斋。浙江孝丰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上将军衔。号称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深受蒋介石的宠爱,是黄埔系中,第一个晋衔陆军上将和战区司令长官的。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第四队。同年11月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杨叛乱,因功升任副连长、连长。1925年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第一军第一师二团二营营长。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胡宗南是骨干分子之一。1926年9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曾参加攻打武昌、南昌等战斗。后转至江浙战场,隶属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曾在上饶、杭州、上海等地同北洋军阀毕庶澄等部作战。1927年4月,进驻上海南京路、新龙华一带,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8月,胡宗南任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时,参加了著名的龙潭战役。同月底,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胡宗南和朱绍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联系黄埔学生,极力抗拒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坚决拥蒋再起。从此,胡宗南便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被视为得意门生,得到极大重用。同年秋,升任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1928年4月,率部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战争。北伐完成后国民党军队缩编,第一军改编为陆军第一师,刘峙任师长,胡宗南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1929年,改任该师第一旅旅长。先后参加蒋桂战争、蒋唐(生智)战争。1930年4月,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任第一师代理师长。同年冬,正式升任第一师师长。1931年7月,率第一师参加蒋介石讨伐石友三之战。1932年8月,率第一师(辖4个旅13个团)到鄂豫皖苏区参加对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边境地区转移后,又由湖北黄陂尾追红军进入陕南汉中地区;旋又移驻甘肃南部的天水。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首次进入西北地区。1934年冬,派第一师一部进入四川广元、昭化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作战。1935年4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衔。6月,任第三路军第二纵队司令,指挥第一师及第四十九师、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和第一师补充旅、第二师补充旅等部队,在川西北地区阻截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松潘、包座地区被红军击败,退回陇南地区。1936年9月,第一师扩编为陆军第一军,胡宗南升任中将军长,并仍兼第一师师长,率部继续“围剿”陕北根据地。11月,红军发起山城堡战斗,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193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9月,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军自徐州地区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并仍兼第一军军长。在上海抗战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胡宗南率部顽强抗击日军进攻,给日军以重创。十七军团司令部曾遭日军袭击,司令部及警卫连人员大部战死,胡宗南只身逃出。淞沪抗战失败后,率部退到西安、潼关地区整顿补充。1938年5月,率第十七军团(辖第一、第九十两个军)开赴河南,参加兰封战役。7月至10月,参加武汉会战的外围作战,在信阳、罗山一线抗击日军进攻,歼敌5000余人。1938年12月,第十七军团扩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兼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实际主持工作。1939年11月,正式升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统管陕西、甘肃和豫西的国民党军队,指挥第一、第十六、第二十七、第四十二、第七十六、第九十军等六个军。1940年冬,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其司令长官朱绍良是挂名,由胡宗南掌握军政大权。这时,他还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卫立煌),又掌握了第一战区的部分兵权。1942年1月,又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代理主任。此外,胡宗南还兼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副团长(团长蒋介石兼)。到抗战末期,胡宗南所统辖的国民党正规军队计有第二十九、第三十四、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共4个集团军,总兵力达20多个军40多个师45万多人,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外,整个西北地区均受其控制,当时被人称为“西北王”,成为蒋介石黄埔嫡系中最大的军事集团之一。抗战中,胡宗南除担任黄河河防任务,拒阻河东、山西日军外,还积极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封锁陕甘宁边区。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曾派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在1943年7月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曾组织四五十万大军,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被迫停止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1944年春,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4月,日军进攻河南,汤恩伯部溃败。胡宗南曾在华阴设前进指挥部,派一六七师和十六军预三师出潼关迎击日军,战于陕州虢略镇地区。11月,日军打到贵州独山时,胡宗南的第九十八军被空运到独山、麻江一线,阻击日军。12月,陈诚调任军政部部长后,胡宗南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5年7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派暂编第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和预备第三师,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淳化县爷台山地区,制造了“淳化事件”,后被八路军击败。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中将主任等职,拥兵50万,控制陕、甘、宁、青各省的“国统区”,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7月,指挥整编第一军进攻晋东南解放区,其“天下第一旅”在闻喜地区太阳镇被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歼灭。1947年3月,指挥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对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19日,侵占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领导机关所在地延安。国民党政府授予胡宗南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和“河图”勋章。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黄龙、延青、宜川、西府陇东等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主力部队以沉重打击,于1948年4月22日收复延安。1949年5月,我军发动陕中战役,解放西安,胡宗南率残部逃往陕南汉中。此后,又担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国防部西北指挥所主任等职,指挥川陕甘边区的国民党军队,继续负隅顽抗。11月,由陕南汉中逃到四川成都,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理长官职务,主持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政事宜,企图作最后挣扎。11月至12月,我军发动西南战役,消灭胡宗南和其他国民党残余部队70万人,解放了川、康、滇、黔广大地区。胡宗南率残部逃到四川西昌地区。随后我军又发动了西昌战役,解放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胡宗南残部全部被歼。胡宗南只身乘飞机逃到海南岛海口,后又转赴台湾。1950年5月,国民党陕西籍监察委员李梦彪等46人以“丧师失地,贻误军国”的“罪名”提出弹劾胡宗南案。国民党行政院国防部认为胡宗南“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决定“不付军法会审”,宣告胡宗南无罪。此后,胡宗南被重新起用,改用“秦东昌”的化名,陆军二级上将。担任“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大陈岛防卫司令官、澎湖防守司令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1962年2月,在台北病逝。

漫川关战役

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率领下向西转移,国民党陕西当局大为震恐,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为防堵红军入境,急忙调集兵力,加强陕南商洛地区的防务。1932年11月11日《西北文化日报》报道:

中央派胡宗南、刘茂思、肖之楚、范石生等部紧跟尾追,务在消灭斯股逸匪。绥署杨主任以该匪西窜必至陕边,遂派遣约一师以上兵力在商(南)、洛(南)、旬(阳)、白(河)一带边境,严密布防,准备截击。

尽管敌人前堵后追,但仍未能阻止红四方面军入陕。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进至漫川关东康家坪、任岭地区。

漫川关,是湖北省和河南省交界的一道重要关口。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坡陡路险。山中只有一条崎岖的小路纵贯两座山峰之中。当地的老百姓有句顺口溜最能反映漫川关的险峻:“进了漫川关,恰似鬼门关,风吹石头响,仰脸不见天”。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由于此地为进入汉中的必经之路,因此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红四方面军进至漫川关以东地区之后即侦察得知:杨虎城部的三个团已经占据漫川关布兵防守了,从前面堵住了红军前进道路。另外,胡宗南第一师的两个旅由郧西进至漫川关东南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已与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的先头部队展开了激战。除此之外,敌第四十四师已占领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至马家湾一线,形成了临时的防御正面,实施阻击,与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九团激战竟日;敌第六十五师、五十一师也尾追至漫川关以东的大沟口、当山地区;冯钦哉第四十二师,则经漫川关以北的石窑子展开,企图向南压缩过来。很显然,敌已经将红四方面军合围在了漫川关以东的康家坪、任岭之间只有十余里地幅的悬崖峭壁的峡谷之中了,企图将红四方面军一网打尽。胡宗南还狂妄地叫嚣:“漫川关,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坟墓!”

情况十万火急。红四方面军的两万多人,陷入了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困境之中。已是11月中旬的寒冬天气,北风呼啸,漫山遍野一片枯黄。部队战士的给养已经消耗殆尽,草鞋磨破,一双双脚板也都裂口流血。从离开根据地老区至今,已经转战20多天,真是饥寒交迫。漫川关这一险关隘口,如果突不出去,红四方面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于深夜进至漫川关以东的康家坪。总指挥徐向前马上召集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军委主席张国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由作战参谋汇报了当前的敌情态势和漫川关的地形情况,大家都感到了形势的严峻和紧迫。有的人认为:从第四次反“围剿”以来,我们红四方面军经过麻城、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新集、土桥铺等一场场苦战、恶战,转战至今,根据地都拼光了,损兵折将近一万多人。面对眼前这样的危险局面,如果再硬拼下去,红四方面军就会彻底垮了,所以,不能再硬拼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有的人认为: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左右还有夹击,不打不拼,就等于坐以待毙,这正是敌人所要达到的目的,同样会全军覆灭。张国焘却主张:我想应该把大部队分散开,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这样既可以缩小目标,便于分散行动,利用从敌人的部署或队形的间隙渗透出去,以利于减少伤亡,保存军力。但张国焘的主张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徐向前的坚决反对。徐向前主张部队坚决不能分散,部队如果分散,形不成战斗力,而且容易被敌人逐一消灭。对此,徐向前后来说: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他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这怎么行呢?我说:这支部队不能够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游击,要想尽办法突围。陈昌浩等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决定集中突围。

军情紧急,命运关天,前途未卜,必须坚决勇猛,分秒必争。

在这危急的紧要关头迅速定下一个正确的决心,直接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根据徐向前的意见,方面军的领导很快就统一了认识,定下了抓敌弱点,集中兵力,乘敌立足未稳之机,组织坚决而迅速的突围,一定要保住革命力量,一定要保住红四方面军的决心。而后,总指挥徐向前通过分析敌军的各个方向的部署情况和我军转移的方向,决定从北面敌兵力部署薄弱的位置,且敌两支部队结合部的地段实施突围。徐向前要求突围部队:一是行动要隐蔽、突然,在敌人还未组织起有效抵抗或来不及封堵的时候,我突围已经成功;二是要充分发挥火力的作用。集中火力于突围地段,确保给敌人以有效压制,减少敌火力威胁;三是突围行动要坚决,来不得半点的迟疑、犹豫、退却,一鼓作气,必保成功,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四是突围中,各部队要搞好协同,不得混乱,互相支援,互相掩护。

徐向前提出突围要求之后,又明确了突围任务。徐向前直接命令红十二师担任主要突击部队,在红七十三师的配合下,夺路前进,在敌合围的部署上坚决打开缺口,巩固既得阵地,保障主力部队顺利突围;命令以红十师、红十一师各一部坚决抵御南面和西面敌人的攻势,形成对外正面,以保证红十二师正面夺路开口,实施突围的翼侧安全。

作战任务下达后,徐向前又亲自到红十二师检查作战准备情况,并当面向红十二师担任突破任务的红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交代了任务,明确了要求,反复强调:这次突围,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决不能掉以轻心啊!要充分准备,周密计划,以勇猛的战斗行动,突然发起攻击,打敌惊慌失措,猝不及防,在敌来不及反应时,就实现突破目的,而后迅速向两翼扩展、巩固,守住突破口,一定不能让敌人再次封口。这个担子很重,敌人会全力反扑。你们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把措施想得细一些,把办法想得全一些,争取一次性成功。徐向前的嘱托,既语重心长,又明确具体,许世友感到责任重大,决心不辜负方面军首长的信任。

部队的一切作战准备在秘密隐蔽地进行着。徐向前对作战计划又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直到入夜,下达了作战命令: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在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的协同下,向胡宗南、肖之楚两敌的阵地突然发起了进攻,顿时枪炮声大作,杀声冲天,红三十四团和红二一九团在北山隘口展开,前面是一道刀削的山脊,上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山脊线两侧,均是望不到底的渊谷,一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个粉身碎骨。突击部队就要从这条山脊线上冲过去,杀向敌重兵守卫的山隘口。突击队的机枪一齐射向山隘口敌火力点,突击部队一个梯队冲上山脊,被敌火力压下来,又一个梯队冲上去,又被压了下来。因地形过于狭窄,红军只有一条路可走,敌火力又十分集中地封锁在山脊线上。倒下去落入深渊的红军指战员越来越多。红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挥舞着大刀,亲自指挥突击部队先投手榴弹,而后乘着炸烟冲击,直至冲上了山隘口。冲到了敌人眼前,守敌顿时慌乱,有的弃枪而逃,有的跪地求饶,有的欲意反抗被当场击毙。面对溃不成军的守敌,红三十四团很快就在两敌之间的结合部上打开了缺口。此时,敌人开始组织反扑,企图封闭突破口。胡宗南和肖之楚急令所部进至漫川关以北十余里的柳树河,设置阵地,组成第二道阻击阵地,企图阻止红军向纵深发展。但紧随红三十四团之后的红二一九团马上前出与增援之敌同时赶到了柳树河,各自占领阵地,展开对射。红二一九团在正面火力牵制的同时,迅速从两翼向敌发起冲击。敌人不辨虚实,狼狈后退。徐向前亲临指挥,要求红三十四团和红二一九团一定将敌阻击于此,掩护主力部队通过漫川关。敌人向红军阻击阵地发起轮番攻击,双方的伤亡都较大,但我红军将士已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了。所以,只有拼尽全力,控制住得以突围的通路,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战至13日黄昏,敌人终于没能突破红军的阻击阵地。漫川关一战,红四方面军以2000多人牺牲的代价,突出重围,脱离了险境,进入陕南,再次打破了敌人围歼红四方面军的企图。胡宗南又一直尾追到陕南。

老将军罗应怀在《突破敌重围,转战三千里》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叙这场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的:

漫川关战斗,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当时,我军处境之险恶,战斗之激烈、残酷,是前所罕见的。枪子和弹片把无名高地上的松树枝叶削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根根半截子树桩。我们营上去的五六百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多人。我打的旗,被弹片撕成一条条碎片,连旗杆也被子弹打穿了好多孔。二营撤离阵地时,发现有两个班的十几名同志由于长时间趴卧在冰天雪地里,竟被严寒夺取了生命……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硬是顶住了敌人四十四师两个旅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掩护了全军的胜利转移。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勇敢精神,在全军传为佳话。直到事隔五十年后的今天,徐帅同我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情景,还无限感慨地说:漫川关突围,真是危险啊,多亏了三十四团在山垭口顶住了。

危急关头,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依然那样沉着镇定。徐总指挥部队,向以深谋远虑、出奇制胜著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了不少漂亮仗。而今,敌人前堵后追,情况瞬息多变,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员。身系全军之安危,不仅要权衡敌我态势,而且还要不断排除来自张国焘的干扰,迅速而准确地决定每一步“棋”的走法,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徐总始终保持着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以清醒的头脑,调查着敌情的变化,抓住战机,克敌制胜,使我军多次化险为夷……

部队突出重围迅速转战,许世友接到前方侦察员的报告:前方发现了一条穿越漫川关的险道,但道路很窄,只能通行一个人,请示总指挥徐向前是否选择这条路。徐向前当机立断:从这条道穿过去。可是没走多远,前边又传来报告:“路越走越窄,驭炮的马也难以通过!”为了迅速脱离险地,为了尽快摆脱可能尾追的敌人,徐向前又果断地命令到:“驭马和炮全部扔掉,不得有误,继续前进,时间就是生命,就是军队。”

为了保全大局,笨重的装备和马匹全部扔掉了,部队轻装跑步前进。凌晨,方面军大部队越过了漫川关,又翻越了野狐岭,接近了竹林关,驻扎敌守军虽然有两个团,但并无戒备。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迅速地赶到。徐向前又指挥红军一举攻占了竹林关,占领了通往陕西关中平原的古道,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新生。

六、陈毅与戴之奇:宿北战役

为“尽快结束苏北战事”, 蒋介石集中25个(师)旅发起宿北战役。陈毅决定采取集中力量,慎重待机,寻歼一路战法。当戴之奇加速冒进的态势出现后,陈毅果断出击,经5日激战,全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戴之奇这位黄埔生在与老师的对决中败阵自杀。

人物简介

陈毅:原名世俊,字仲弘,笔名曲秋。四川乐至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和该校中共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19年去法国留学。1921年回国参加反内战等社会活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到武汉,被中央军委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做政治部文书工作,并兼任中共武汉军校党委书记。7月,武汉军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陈毅仍负责党的工作。1928年1月,与朱德一起率部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举行湘南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陈毅任党代表。3月,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会师。1930年7月,赣南红军独立师扩编为红二十二军,陈毅任军长,隶属红一军团建制。12月,率红二十二军参加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2月,红二十二军缩编为第六十二师纳入主力红军后,陈毅调任赣西南特委书记。5月至9月,率当地地方武装参加中央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1月,根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江西军区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江西的红色地方武装,下辖独立第三、四、五、六师,陈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陈毅因伤被留下,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1936年12月,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不久,成立了新的统一的中央军委,陈毅为委员。在陈毅、项英等领导下,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极端艰苦并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并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为而后成立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创造了条件。1938年1月,新四军在南昌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书记项英)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随后率部东进抗日,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指挥机关合并,在溧阳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统一领导江南的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10月,指挥苏北新四军发动著名的黄桥战役,全歼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1.1万余人,打开华中抗日新局面。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盐城成立,统一指挥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陈毅任副总指挥代理总指挥职务。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刘少奇任书记,陈毅等为委员。1942年3月,刘少奇回党中央工作后,由陈毅任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代理书记。1945年9月,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山东野战军组成,又兼任司令员(后又兼政治委员)。12月,与粟裕等组织宿北战役,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2万多人。1947年1月,又发起鲁南战役,歼敌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5.3万余人。1947年1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华东野战军,并成立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陈毅任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同时撤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成立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全军共辖12个纵队和6个军区,共64万余人(其中野战军27万余人)。2月,发起组织莱芜战役,歼敌李仙洲集团5.6万余人,收复县城13座。5月,组织指挥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2.6万余人,毙敌师长张灵甫。8月,为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配合刘邓大军和陈谢大军挺进大别山和豫西,华东野战军组成外线兵团和内线兵团,分别担任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任务。陈毅、粟裕进入鲁西南地区,指挥外线兵团作战。1948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工作,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并仍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华东军区司令员。11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野战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并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4月,指挥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江南大片国土。到1949年底,第三野战军已发展到120余万人,其中野战军83万人,地方武装39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在陈毅等指挥下,第三野战军转战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部队245万余人,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战功。

戴之奇:贵州兴义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毕业。国民党中将军衔。1923年,考入武昌师范大学预科。1926年5月,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同年12月毕业,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同等待遇。毕业后,随东路军参加北伐,先后参加过松口、镇江、龙潭、徐州等战役。1928年4月,又随军参加了第二期北伐。同年冬,入陆军大学第九期学习。1932年5月,任陆军第十四师步兵第八十三团团长。1933年8月,戴之奇调任陆军第九十四师五九三团团长,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南丰战役中负伤。1935年lO月,升任陆军第一○七师少将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陆军第一○三师副师长。淞沪抗战爆发后,曾率部到上海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7月,先后但任临时的中央干事会训练处副处长,并兼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训练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少将副主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政治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陆军第二十七军少将参谋长等职。1940年,调任湘鄂边区挺进总队参谋长。1942年,升任陆军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师长。1943年5月,参加鄂西会战。11月,参加常德会战。1944年夏,升任陆军第十八军副军长。1945年初,蒋经国的“青年远征军”成立,共九个师,戴之奇调任二○一师师长,驻防四川壁山。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军第二○一师、二○二师、二○四师编为青年军第六军,戴之奇任副军长。1946年国民党军队整编后,戴之奇升任整编第六十九师(相当于军)中将师长。同年12月,戴之奇率该师第四十一旅、第六十旅、预备第三旅及整编十一师的第九十二旅一个团,由江苏宿迁向沭阳地区的人民解放军进攻,12月13日至19日,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发动宿北战役,在宿县以北的嶂山、仁和圩、晓店子地区,将戴之奇指挥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全部歼灭,戴之奇被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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