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探秘楼兰王国（八）

四、雕刻艺术

楼兰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在中亚犍陀罗和大夏，石板浮雕被普遍用来装饰寺院墙壁和佛塔，但在楼兰、米兰及尼雅等地寺院中，这种石板浮雕被木雕取代。楼兰尼雅建筑构件上精美的木雕和雕花家具堪称楼兰艺术的代表作。

古代中国家俱陈设比较简单，普通百姓在室内一般都是席地而坐，日本的“榻塔米”仍保留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古人写字或吃饭时才摆一张叫做“案”的小桌子。古代中国把床称作“榻”，除名称不同外，样子也和今天的床不一样，实际上就是在一张床板上加四个小短腿，床边有时摆个叫做“凭几”的小桌子。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受西域文化影响，中国人开始注重家俱。《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东汉灵帝年间，古都洛阳发生的这场胡化浪潮对后来中国家具制造业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家具一般都是木制的，难以保存至今。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家具标本，是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现藏大英博物馆。这批古老家具的年代约在公元3-4世纪，和东汉相去不远。它们为研究中国家具之起源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斯坦因特别介绍了一把尼雅遗址发现的椅子，他在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写道：“在这个古代居址中，印度艺术对工艺品的影响，完全处于统治地位。这把椅子尽管已经散架，但仍紧密地挨靠在一起……四块雕花的镶板，榫接在椅子腿上，把椅子连成一体。尽管少了一条镶板，整个椅子仍笔直立在地上……关于雕刻的所有细节,我在目录中已详细交代,应该指出的是,那种非常类似彩色大弧线连的四朵花瓣的花,在图案中反复出现的特点,就是犍陀罗雕刻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就像我们在椅子腿和镶板上见到的那样，这四朵花瓣的图案或完整地出现在一些方形框内，或一分为二，出现在三角形的空间。分成两半后的花瓣的曲线也是严格对称的。八朵花瓣的荷花图案，无疑源于印度。同时，前镶板中央用传统手法雕刻的果实和叶子，使人联想起印度—科斯林的某些建筑物柱头上的装饰成分份。斯坦因还描述了另外两把扶手椅。”

他在《古代和田》中写道：“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发现的两张装饰精巧的木椅。三条高19英寸的椅腿，其一上部是狮子头，下部为马腿，中间仿佛是带翅膀的身子。这种畸形怪兽简直就像一个骏倪的仿制品。原来的颜色残存甚少，主要是粉红和黑色，用黑色在粉红底色上画出狮子毛。另外一把椅子，腿长13英寸，它是一雄一雌的一对雕刻精巧的怪物。椅腿上部显然是半身人像，腰以下类似飞鸟，而椅腿最下端显然是壮实的马蹄。鲜红的底色有几处保存良好，其上用深蓝和黑色画出羽毛和马蹄。这种混合形象与人们在早期印度绘画中见到的风格非常类似，在桑奇的某些绘画中，就有过这种半人半神的主题，乾达婆和那揭罗在那些绘画中，就是把人的半身像画在飞鸟座上。我现在尚不能追溯上述形式和马腿相结合的来源。在犍陀罗艺术中表现鱼马人的雕塑中就经常出现半身人像、鸟翼、马腿以及弯曲的鱼尾等模式。由此证明，印度佛教艺术形式中较为复杂的怪物形象，是直接借鉴于西方古典艺术，而印度佛教艺术又为古代和田艺术提供了模式。”

斯坦因所谓“古代和田艺术”是对塔里木盆地古代艺术的一种泛称。尼雅这种雕花扶手椅和贵霜钱币上表现的国王宝座颇为相象，在印度摩菟罗贵霜石雕上也可见到类似的椅子。不过和尼雅雕花椅形制最接近的，还是阿姆河北岸公元2-3世纪哈尔恰扬遗址所出陶质浮雕上的狮形扶手椅。哈尔恰扬出土的这件文物属贵霜时期大夏艺术品，年代略早于尼雅雕花椅。凡此表明，大夏希腊艺术是楼兰雕刻艺术重要借鉴对象之一。

早在公元前2000年，楼兰人就开始从事木雕手工业，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现了不少木雕人像，孔雀河支流小河流域古墓中也发现过一批木雕人像。楼兰、尼雅等地发掘出土了木桶、木碗、木盘、木勺等大批木器。1996年在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发现了两件极其精美的木雕盒，年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一件“呈长方体，子母口，盖佚失，用剧、刮、凿、打磨等方法加工而成。盒的正、背面和底浮雕狼纹。狼呈匍伏低首状，腹部雕刻出一制羚羊头，表示刚刚享受过美餐。狼尾侧又雕出一只狼头，形态与前者相同”；另一件形态和加工方法与前者相同，但是通体雕刻的图案与前件有别，以变形鸟纹为主，类似的图案亦见于扎洪鲁克墓地出土古代毛织品。凡此表明，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自古以来就有精湛的木雕艺术传统，而佛教传入的大夏希腊化艺术和犍陀罗艺术，则赋予古老楼兰的木雕艺术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