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康认为"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而且他游欧之后,也亲见乞丐穷困之人,其"贪诈淫盗杀掠之风,苦恼之情,饥寒污秽之状,压制等别之事,及宫室之古陋卑小,道路狭隘不洁,政治之机巧变诈,专制压抑隔绝,不完不备,一切人情风俗事势,乃皆与中国全同合化,而无有少异。"故"文明者,就外形而观之,非就内心而论之"。可以说,"鄙陋之区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如美国"所谓富强者,则诚富强矣。若所谓道德教化乎,则吾未之知也。是其所谓文明者,人观其外之物质而文明之耳。若以道德风俗言之,则忠信已浇,德性已漓,何文明之云?"若"以欧美人与中国比较,风俗之美恶,吾未知其孰优也";但"如以物质论文明,则[欧美]诚胜中国矣"。
关键在于,近代中国所处的正是以物质论文明的"新世",而且还落实在军事竞争之上。"能自立而自保者,兵也;号称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故"日本胜俄,则欧人大敬之"。兵乎兵乎!"文明之标志也"。实际上,"欧人于百年来所以横绝大地者,虽其政律学论之有助,而实皆藉工艺兵炮以致之也"。而工艺兵炮本物质学之体现,"势由力生,故欧美之能以小为大、以弱为强者,能以物质学日增其力也。力增则势增,故吾国之见弱于欧美、吾民之见贱辱于欧美,力之多寡为之"也。中国不如西方者,"但在物质而已"。
如果"欲人性之善,家敦廉让",中国传统教化"尚有以致之。若欲易滇黔山间之俭陋,为欧美之文明,则先圣无术以致之也"。盖东方"道德之文明,可以教化至";而西方"文明在物质,非教化可至"。虽然可说"此非文明与不文明,实有物质学与无物质学之殊",但近代中国之百事败坏,即使在民俗方面,也呈现出"文明之不进,民智之不开"。此"固由教之未尽,亦由道路未通,民富未充之故"。其根原仍因"物质不讲致然"。反之,物质可致富,而民富也可致"文明"(如美国巨富多肯捐款兴学),"两者相生无已。全国之学既设,道路开,百机日新而并作,而军国民之日富以强,遂不求而自致矣。于是丽其宫室、美其服食、善其仪容。盖富既至矣,则以礼法相尚,言语坐立,自有规式。其不能者则笑之。自谓文明,而谓异此者为野蛮。"
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富强基础上的"文物之文明"已"非欧美之特俗",而成为"万国之通俗",则这一文明的评判标准自然也随之普世化。故中国"滇黔山谷之民,服食之陋,如鸟如豕,焉得而不为欧美人轻也。岂惟滇黔山谷之民,以欧美人视举中国人之俭陋,亦犹是也"。而一切"新世界政俗之源本",即为物质之学。不从此措手,"徒用中学之旧学,固不能与之竞;即用欧美民权自由立宪公议之新说及一切法律章程,亦不能成彼之政俗也"。不知不觉间,"彼之政俗"已成康有为努力的目标了。
"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可惜同光以来中国数十年变法,一误于仅得空名之学校,再误于自由革命之说。新学堂所得"不过语言文字之微,堂室窗户台椅之式;欧美政俗之粗略,分毫未得其实用"。以当时"中国之散漫无纪",正宜仿行德国整齐严肃之治,而欲以自由救之,适得其反。故康反复"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惟在物质,且需落实在"工艺汽电炮舰与兵"之上。整个世界"已变为大列国之势",在"霸义大出竞争最烈之时",双方交战"苟械有不敌,胜负立决,无可为言"。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败?"若对比柏拉图的"哲学王"和曾静以为皇帝合该儒生作的中西观念,曾有心作"教主"的康有为在物质救国的路上走得可谓远矣。
本来康以为"恶心之轻重大小,视其求争之风之轻重大小以为差"。富强之国,"其所挟避求争之势最甚,则其相迫而为贪伪盗杀机巧变诈压制苦恼之风亦最甚"。但在欧美"政俗"成为努力目标之后,康进而主张"在今日竞争之世,真欲保守,必先扩张",故中国应大兴海军,"不止防内,且可以拓外",海外殖民"实有国者之天职"。主张大同的康有为此时显然认为不到大同之时便可以先行非大同之道;但他视殖民扩张为"有国者之天职",与"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其思想转变诚可谓根本的质变。
王先谦在研究日本近代史时发现,当初日本在西力冲击下"捐弃故技,师法泰西"的过程中,对于怎样学西方也曾有内部的争论。但因甲午战胜中国得到战争赔款,于是"彼国之士气咸伸,而更新之机势大顺"。王注意到日本的内部问题已导致学西方之改革是否正确的疑问,后因战胜中国而获得肯定的解答。惟正因西式改革的正当性得自对外战争,就同时提高了对外征战的地位,从而隐伏了走向军国主义之路。这样一种重"力"的倾向当然会影响到甲午后大量涌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康有为上述观念恐怕也与他戊戌变法后游历日本相关。一般研究者多谓近代中国文化抵御西潮至为"顽固",所以维新变法远不如近邻日本。然而,若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即像康有为这样走向西方的"文明",则东亚或早已无日本立足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