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妓女是人类历史上除了祭司或巫师之外第二项最古老的职业。中国的妓院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但在清朝咸丰、同治年前,朝廷禁律较严,士大夫涉略花丛、挟妓冶游,例须革职。道光十八年(1838年),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等王公大臣,到东便门外的灵官庙去吸鸦片狎妓女,被当场抓获,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道光帝下谕革去他们的爵位。因此,这一时期京师的女闾业并不兴盛。文人相聚,无可遣兴,常招“像姑”唱曲侑酒。所谓“像姑”,是指那些二十岁以下唱青衣花旦的男伶,语义上,是“像个姑娘”的简称。也有用其谐音,叫做“相公”的。——北京人的缩略语常使人纳闷,眼下时兴把每乘坐十公里付十元车价的“大发”面包出租车(的士),说成是“面的”,便同“像姑”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大多是文酒之欢,称作“好色不淫”。作为一种时尚,未必均是后人理解的断袖之癖。像姑们的居处,就在八大胡同一带,而以陕西巷、韩家潭为最盛。稗史中说,像姑悬牌门前,称“某某堂”,并悬一盏角灯。庭中花木池石,室内鼎彝书画,陈设颇为雅致。客至,瀹茗清谈,诗酒流连。“韩潭月上,比户清歌”,堪称当年的“KTV”。光绪中叶,社会日趋失控,禁网渐弛,内城的口袋底、砖塔胡同,出现了唱曲的女子歌班,其中多数暗中卖淫。八大胡同也飞出了莺莺燕燕。庚子之乱后,像姑烟消云散,妓院完全占领了八大胡同。时值“新政”,设立警察,妓院纳税,充作警费,妓院得以公开亮牌,称为“官妓”,与警察局相得益彰。但堂名悉数改称“清吟小班”,或某某“茶室”,兴隆了二三十年。近年来,许多人出国观光,发现国外妓女纳税,妓院只要开在指定区域内,也属合法。红灯区甚至可作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并有一套“公共厕所”理论,便大为叹服。殊不知,在这方面,北京人早在本世纪之初,已同国际接轨。
妓院自然是出卖灵肉的地方,但仅仅看作色情场所,也是不够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伊•唐娜希尔在《历史中的性》(SexInHistory)一书中认为,对盛行多妻制的中国丈夫而言,私家经营的青楼,是躲避家庭责任和纠纷的避风港。这里能提供宁静和松弛,精美的食物与饮料,音乐和舞蹈,当然,也可以提供夜间的殷勤款待。她认为,只提供性满足的妓院一直是很少的。上海社科院历史学者许敏在讨论晚清上海社会生活时也说,租界中的早期妓院还包括社交聚会、美食餐饮和演艺娱乐场所的功能。他说,妓女实际上是第一批在社会上自谋生存的workinggirl,当时能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女子也惟有她们。只是随着整个近代城市生活从各个方面的逐渐展开,早期妓女的各种社会功能才随之分解和专门化,最后更集中于性服务。长期以来,人们把妓女看成私有制社会妇女遭受摧残蹂躏的畸形产物,但往往忽略了对她们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思考。妓女是融合了女人各种特质的复合体,她们把女人的美丽、温柔、善于和男人和谐相处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又将男人琢磨透了,有时利用姿色,有时利用柔弱,巧妙地控制男人,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寄生在男人身上,从而将女人最美和最恶的两极融会一身。至少在八大胡同,号称“卖嘴不卖身”的清吟小班,门前香车宝马,结交公子王孙,仅靠色相而无公关能力,没有一二手动人心弦的表演技能,不懂得点诗书棋画,恐怕是难以打动恩客的。其中出名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上层政治。而不少政治交易和幕后活动,也确是在妓院进行的。晚清八大胡同最出名的妓女,当推赛金花。赛金花的出名,首先在于她的传奇经历。
据赛自述,她本姓赵,原籍在徽州。因为太平天国征战,父亲逃难到苏州。后来娶了苏州太太,她也出生在苏州。以后家道中落,她被人诱骗到花船上“出条子”,成了“清馆人”。十四岁(实际为二十三岁)嫁给了正在家乡守制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洪钧。虽说是第三房姨太太,但因洪钧是同治戊辰科的状元,所以赛金花也就被人称作“状元娘子”了。台湾作家高阳曾写小说《状元娘子》,讲的是洪钧尚未中试前与山东烟台风尘女子李蔼如的爱情悲欢,读来扣人心弦。书中的洪钧,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郎,金榜题名后,不愿娶妓女作自己的正牌夫人,朝中提携他的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的南派势力,也想把新科状元塑造成纯洁贤达的公众偶像,因而鼓动他抛弃了曾在逆境中鼎力扶持他进取的蔼如,把蔼如母女逼上投圜自尽的绝路。这个蔼如,便是小说《孽海花》第三回中提到的“新燕姐”。
用《孽海花》最初的作者,笔名“爱自由者”即金松岑的说法,“赛之前生为烟台名妓,洪文卿游幕烟台,眷之。洪欲入得试春官而无资,妓助之五百金。即贵而弃之,妓缢。阅十七年……洪纳一小家碧玉于苏,入门则貌固俨然一烟台之妓也。弟于《孽海花》开宗,即影射此事。”前生云云,当属无稽。有无此妓,亦可存疑。但高阳却以此敷衍出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把烟花女子企图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心情,刻画得丝丝入扣,这番本事,确实令人十分钦佩。赛金花婚后数月,洪钧服满,被简派为大清帝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大太太不愿出国,洪钧便携带新婚燕尔的小妾(家里人称她“新太太”)上路,在欧洲做了三年外交官。赛金花也就在欧洲的社交界做名正言顺的公使夫人,晤过德皇威廉二世和首相俾斯麦,游历过柏林、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虽说在她之前,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就带着侍妾梁夫人出使,第二任公使曾纪泽的夫人还在伦敦使馆生过孩子,但她们的名气都没有赛金花响亮。这恐怕同小说《孽海花》所作的夸张渲染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洪钧任满回国不久病逝,赛金花不愿为他守寡,跑到上海,重做冯妇,挂牌开书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那会儿,赛金花年过三十,风韵犹存,据她自己晚年回忆,“出去时头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都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新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递换。我耳朵上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1898年,赛金花北上天津,弄了五个南边姑娘,开“金花班”。次年又进北京,就住在八大胡同李铁拐斜街的鸿升店里。她常常男装打扮,被人称作“赛二爷”。从此南班妓女进入北京,北京妓院分作南北两大流派。所谓妓院的南北特色,《清稗类钞》中曾有形象的概括:
大抵南帮活泼,而不免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仪态万方,应酬周至,若北帮则床笫外无技能,偎抱外无酬酢。顾亭林论社会情况,以“闲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评南人,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评北人,观南北两帮之妓女亦犹如是也。赛金花的命运历尽坎坷曲折。1903年,她在陕西巷开妓班,花六百两银子买了个叫凤林的姑娘,不想她以前曾在小李纱帽胡同茶室里混过,有个熟客想帮她脱籍未成,结果被卖到赛家班,又不堪赛金花的逼迫凌辱——想必赛金花也是个凶神恶煞般的鸨母——不久服鸦片自尽。赛金花虽然手眼通天,熟人极多,被解入刑部大狱后,官场中的相好为她奔走关说,但也花了大量冤枉钱,弄得几乎倾家荡产,最后才被解回苏州原籍。以后,她曾两度为妓,又嫁过两个男人,都先她而去,大约命中克夫。晚年,赛金花过着贫寒的生活。1934年,曾在北大以讲授性学出名的哲学博士张竞生在上海为赛募捐,收获甚微,他写信通知赛金花:“我们对你是极愿意帮助的,然而为力甚微弱。无阔友,有也管不及了。”又说,“华北又告警了,你尚能奋斗吗?与其空念弥陀佛,不如再现身救国,一切慈善事均可加入的,看护妇也极可为。若能领率一班女同胞作有规模的社会运动,更是再好不过的。你打绒线工作吗,当多多打出,为无数贫民作纪念呵”,很有点小白脸的油腔滑调。1936年12月3日,她在北平天桥附近的香厂居仁里16号与世长辞。死后连薄皮杉木棺材以及一应丧葬费用,都是别人捐助的。她被葬在陶然亭锦绣墩,如今墓地早已不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