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江河,有主流与支流,有明流和潜流。在此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讨论了二十世纪初黄帝叙述中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作为民族符号的近代黄帝,既上接《史记》以来的叙事传统,更与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进的民族建构密切相关。阅读蒋介石日记,不难窥见一鳞半爪。蒋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里自勉道:“临难毋过免,不愧为黄帝之子孙”(1936年12月18日)。回到南京,蒋决定软禁张学良后,在日记中辩解道:“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之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12月29日)。
24日会议结束,次日该准备返程了。但是,此前翻阅的蒋介石日记仍然萦系于脑海而挥之不去。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故纸堆的人来说,轻轻放过身边的“历史”是痛苦的。于是,我谢绝了大学时代的同窗为我安排的参观计划,决定再去看一日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从1917年开始记日记,直到去世前的1972年,50多年间几无中断。一个甲子前,蒋介石败亡台湾,从此一海之隔的大陆可望而不可及;一个甲子后,蒋介石日记被其家属捐赠给胡佛研究所,而今直把他乡作故乡。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阅览室里,那些翻阅着绿纸文书,手持铅笔而疾书不止的,不要问,即知是在阅读蒋介石日记。现已公开的蒋日记是1945年以前的日记。在有限的时间里,应该阅读哪些内容呢?我选择了蒋介石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关键时刻——几次“事变”前后的日记。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次日日记写道:“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可见,蒋被说成是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并不冤枉。
1937年7月8日凌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他认为日本不敢开战,故而主张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促使以“倭王”为首的帝国政府约束华北日军。月末,在“本月反省录”中,蒋反省道:“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对倭外交,始终强硬,其间不思运用。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展缓准备,亦较完密。此则余对于外交政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从这一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蒋甚悔当初对日采取强硬外交。
1937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一周年的日子。在咀嚼过一年前那个令蒋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后,东望首都,蒋在日记里写道:“本日南京唐守备(指唐生智——引者)处已无人接电话,敌已过江,占领浦口,则南京恐已无守乎”?次日续曰:“本日闻南京尚在战争中,此必我官兵被围不屈,作壮烈之牺牲也。夜得报,唐已到临淮,闻各师长皆已渡江,浦口、浦镇与乌龙山皆未被陷也”。此时,日军正在屠城,蒋依旧每日记日记,但绝无南京字样。首都南京的沦陷对蒋来说堪称奇耻大辱。
阅读过蒋介石日记的人,大概都会对字里行间散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感到震惊。1928年“济南事变”以后,蒋对日本恨入骨髓,从此每日在日记里必特书“雪耻”二字。“九•一八事变”后在与日交涉时,他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1931年10月20日)。北平沦陷的次日,他愤书:“雪耻。试看暴日究能横行到几时”(1937年7月30日)!然而,与这种对日“雪耻”之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其对日退让政策。如何阅读蒋的“雪耻”话语,涉及如何给蒋进行历史定位这一重大问题。此次阅读蒋日记,前后共两日,除偶尔如厕外,分秒必争,手抄凡1万5千余言,日后当著文以释蒋之“雪耻”话语也。
“我经历的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The coldest winter Iever spent was a summer in SanFrancisco)。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Twain)如是说。的确,位于海湾的旧金山,一日之间,温差极大,热若夏天,冷如冬日。虽然,旧金山“最冷的冬天”是不会下雪的,当我作别旧金山时,却仿佛置身于大雪纷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