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六）

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问题。

毛泽东在1月18日的讲话似乎非常严厉，他一开头便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党内，如争名夺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党内有所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态度，反映富裕中农思想的单干风有所抬头。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学校里学生闹事的背景，一是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家庭者占80％，一是受国际事件影响，“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毛特别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随后，毛泽东便用主要篇幅专门讲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尖刻的言词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接着，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无非是要推翻共产党，结果就暴露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提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月27日的讲话，毛泽东重点谈了“闹事”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闹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地主、资本家闹事是因为他们心怀阶级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议论纷纷是因为他们都讲唯心论，大学生闹事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至于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存在”。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对待“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以匈牙利为鉴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便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闹得对的，就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就驳回去。既“不能步步后退，好恶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也“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不能学段祺瑞”。应该耐心地做大多数闹事者的分化、引导和教育工作，而“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至于那些没有行动，只有言论的人，毛泽东主张后发制人的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

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总之，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设计“引蛇出洞”的“阳谋”。显然，当时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在这里。从波匈事件后中共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应对国内局面采取的方针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共面对着三个问题，即中共各级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中共政策方针的偏差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不过，工农大众不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会随着执政党自身的作风改变和政策调整而得到解决；党内外知识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奇谈怪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由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有限，不会闹出大乱子。因此，要避免中国社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危机，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两个问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开展党内整风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