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大梦初觉 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下）

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下）

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主要集中于1959—1961年，包括“继续跃进”、“三年困难”，以及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战争”已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农民为了求得生存，使用了除起义造反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手段，它使这一反抗带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也显得格外正义和悲壮。由于种种原因，本文不可能全面描述出这三年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有关大饥荒的情况），资料的缺乏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从本项研究的主题出发，最重要的可能不在这里，而是努力探索农民在各个方面的反应，哪怕它仍不够全面。

在前一个部分我们曾强调1958年的特殊意义，确实，由于“纠偏”的存在，“大跃进”这几年的历史似乎被割断了，但在读过本章之后，不难看出，1958年和1959—1961年这两个时期，其实还是一段历史。

如同前一部分，本文首先叙述这一段历史的简要过程和主要事件，然后再依次讨论农村情况和农民反应。

一、继续跃进和三年困难

1）庐山会议和“反右倾”∶

1958年，共产党企图在农村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向“理想社会”过渡，另一方面则是为经济上的“大跃进”服务。这种组织以“公有”为原则，以行政命令之下人员和物资的集中使用和无偿调拨为方式，以尽量缩小乃至铲除个人权益（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为底里，因而立即演化为“抢产共产”，它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也引起了农民的“坚决抵抗”。“纠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纠偏的目的是纠正偏向，以利再战，并不是要取消“大跃进”。因此，到1959年年中，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后退”，1随后在庐山召开会议，准备由批“左”转为赶快抓1959年的“跃进”。2“纠偏”只是承认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偏向，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因此它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例如对“共产风”的纠正，实际上远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彻底，若干省份连中央的有关指示都没有传达，甚至把它认作“反面材料”；3对形势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以为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因此说会前走了四省，是“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4因此无论如何，庐山会议都不可能解决多大的问题。5正是有鉴于会议不能正视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严重的问题，彭德怀写了给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信，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改变了会议的进程和方向，导致了“反右倾”的出现。

彭德怀的信讲出了许多实际情况，揭露了一些问题，有的还是很尖锐的。其目的在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6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做了对他的冒犯，是动摇三面红旗，有损于他的权威和革命理想的实施。7其实在彭的信中，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写到，如相当多的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行“园田化”，加上农村劳力极端不足，全国春播较1957年减少9000万亩，以及市场紧张，……等等。8这些绝不是什么“鸡毛蒜皮”或“一个指头”的问题，由此可知，这一事件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大的争论的发生，确是迟早难以避免的。9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在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中，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批判和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运动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如果把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也包括在内，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远远超出了“右派”的人数）。这些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2）继续“跃进”（大跃进的第二回合）∶

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重新吹响了“跃进”的号角。彭德怀在当年的笔记中曾写道∶“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事情的发展竟完全证实了他的忧虑。继续“跃进”首先表现在高指标上，其中尤以钢铁“一马当先”，其次则是粮食、煤炭等。钢，在1958年仅生产了800万吨，为北戴河会议确定指标的75%.拟定1959年计划时，钢由3000万吨的高起点，逐步压缩，减至1800万吨，4月调至1650万，5月压到1300万吨。实际产量达到1387万吨。1960年的计划，由于受到“反右倾”的影响，许多人头脑再度发热，指标无法调整，由庐山会议的1840万吨，到1960年初，修改为三本帐，即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要求确保完成第二本帐，争取实现第三本帐。钢产量一变，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造成经济生活的更大危机。当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年计划生产钢2010万吨，1961年6月调低到1100万吨（估计至多能完成850万吨）。所以说三年大炼钢铁，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重工业的“单兵突进”，使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粮食，原公布1958年产量7500亿斤，庐山会议修改为5000亿斤；1959年指标也由10500亿斤，调为5500亿斤，当年实际产粮3400亿斤，虚报为5400亿斤。1960年指标，庐山会议确定为6500亿斤，以后减至6000亿斤，实际产粮仅2870亿斤。1961年计划产粮3900亿斤，后调高为4100亿斤，当时预计只能生产2700亿斤。尽管到1960年中央同意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但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认识，“西楼会议”下了退够的决心之后，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的全面调整，“八字方针”方落到了实处。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之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等等。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从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至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利害。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发生“共产风”的主要契机，如果说是“一大二公”和平均分配，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三级所有体制后还继续刮“共产风”，主要契机则是急于过渡。因为它没有改变原有三四年、五六年或更多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观点，而且强调“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于不断壮大社一级经济。所以会后不久，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不少地方就开始制定过渡的规划。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提出了限期（八年）过渡的要求。会后各省开始试点，有的要求“六零年试办，六一年大办，六二年渡完”，并产生迟早要过渡，因此“早过渡比晚过渡好”，以及平调“没有什么”的思想。16据1961年8月统计，几年以来全国平调物资折款总值为250亿元。如按当时乡村人口计，平均每人49元（1961年农民平均消费水平仅为68元）。1960年11月中央指示彻底纠正“五风”，在所附湖北省有关报告中指出，“共产风”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据湖南某地统计，如果以三年来平调这个公社农民的财富总额为100，则各时期所占的比重是∶公社成立前为6%，公社建立到第二次郑州会议前为48%，1959年其余时间为20%，1960年为26%，也就是庐山会议以后约占平调总量一半。事后毛泽东说∶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利害。反右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有天灾又有人祸，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

3）三年困难∶

正如“大跃进”在时间上是指1958—1960年，“三年困难”主要是指1959—1961年，但它的定义并不十分明确。从一般认识来说，它主要是指农产品的提供和人民生活这一方面而言。

从1959年始，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例如粮食产量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2.5%（当时以为有7500亿斤）；1959年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为2870亿斤，年平均递减15%，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1961年有所回升，产粮2950亿斤。在1960年，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回到1951年即建国初的水平（油料作物仅及1951年的一半）。在主要农产品严重减产的同时，征购量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58年为1175亿斤，1959年1348亿斤，1960年1021亿斤，分别占总产量的29%、40%和36%.粮食库存量，到1960年末降至573亿斤，比1955年减少29%.出现了严重的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大跃进的损失，又不仅在于农业和粮食，而是及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轻工业生产的下降，以及山林大破坏等等，据统计，大跃进期间的损失共约1200亿元，人均近200元。造成生产严重下降的原因，在农业方面，据说主要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摧残，没有心思生产，生产力遭到破坏，劳力外流，农具损坏，疾病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例如，1958年秋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11000万亩）；1959年约有30%的春播地缺少底肥，全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17400万亩；1960年比去年少播冬小麦8300万亩，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板茬下种和未施底肥，或下种量偏低和下种失期。至于1959—1960年的自然灾害（成灾面积55200万亩）等，与各种人为因素相比，只能说是一个较为次要的原因。大跃进时期，粮食征购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与1957年比较，1958－1960年分别增加了197、342和61亿斤；而农业销售量增加很少，它们分别增加51、104和103亿斤。农村粮食的输出量，分别为708、799和520亿斤；与1957年比较，1958和1959年分别增加147和238亿，1960年减少42亿斤。粮食进出口，1958—1960年分别出口65、95、20亿斤，较前几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直到1961年才开始进口（94亿斤）。粮食库存，1958—1959年基本持平（略低于1957年水平），所谓挖库存若干，皆因出口所致；1960年挖库存较多（176亿斤），主要用于国内需要（以上皆为贸易粮）。24在三年困难以前的5年，全国乡村人口平均粮食消费量为396斤（不计自留地粮），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959—1961年依次下降为366、312和308斤，平均330斤，减少了17%，因为取消了自留地，农民口粮实际下降的幅度较之更大。如以1960年与1957年比较，全国人均年度口粮减少了182斤。上述情况，到1962年才开始好转。

根据现有人口统计，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2.22%，已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1961年为65859万，累计减少135万人。不过，以上这几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不真实的。如据《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减少实际比1000万还要多（也不可能是整整减少1000万人）；1961年人口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三年累计减少数则为1486万人。如果考虑进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另据对农业劳动力的一项统计，1961年比之1957年，农业劳力即减少了2000万个。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从1958年就开始了。如前所述，1959年初发生了严重的春荒。据说，1959年初河南豫东五县及开封地区已饿死数万人。4月，毛泽东批转了名为《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文件。不久又了解到，河南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河北春荒停止发展，但还未从根本上缓和下来；山东农民外流已经停止，浮肿病开始下降，一些地区春荒还在发展。这时，许多省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比较严重，广东、山东有的地方还发现了抢粮事件。随即在若干地区发生了夏荒。到7月份，全国6个月的存粮只有310亿斤。但是在庐山会议上，粮食问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毛泽东文稿》中看，会后也不再见有类似的反映（而只有“跃进”的报告）。事后毛泽东说∶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但到这时，严重的事件已经发生──1959年底到1960年初这个冬天，可能正是饿死人最多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