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与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结束

1954-1955年中国炮击金门和发动解放浙东岛屿战役，实际是中国再次提出“解放台湾”任务的具体体现。中国之所以在朝鲜停战协议和日内瓦会议后做出如此决策，是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台湾海峡局势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一方面随着远东国际形势的缓和，台湾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反对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成为中国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突出台湾问题，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炮击金门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方法。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起源，特别是中国炮击金门和发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战役的动因，国内学术界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论点和结论。

但对中国在危机期间的重要决策，特别是危机后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决定结束危机的主要考虑以及危机结束的主要进程等重大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尚缺少系统的研究。本章主要依据国内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文献以及其它相关资料，对有关结束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背景、中美双方的政策设想以及政策实施的结果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国决定结束危机的背景

到1955年3月初中国占领南麂岛之后,炮击金门的目的如表明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打击国民党对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和破坏性战争等已基本上达到，其它目的如顺利解放其它重要的沿海岛屿，阻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等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可能实现。但更为重要的是，到1955年2月份,中国已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预见到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同时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既存在着担心，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敌视，从而使中国在这一地区陷于外交上的孤立，不利于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因此从一江山战役结束后，中国一方面继续在台湾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反对联合国停火案；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解决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各种途径，万隆会议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政策的实质和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中共中央决策机构做出了充分的分析。1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后,发表了《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活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方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进行所谓的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2月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阐明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方针、策略和对斗争前景的估计。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只有弄清资本主义世界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做法，看清世界大势，才能站稳我们的立场，确定我们的方针，运用我们的策略，来达到既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解放我们的领土，又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目的。”中国的立场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对于中国的策略，周恩来强调，决不能答应沿海岛屿停火，防止将台湾和沿海岛屿分开；决不能无条件地到联合国去，防止在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合法化的形势；决不能同意允许台湾“中立化”或“托管”的方法。对此周恩来总结说，解放台湾的斗争既是军事斗争，又是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应做全面的估计，从各方面来进行配合，以承担这个历史还没有完成的解放全中国领土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中国。

中共中央的声明和周恩来的报告，实际上是指导这一时期中国处理台海局势的基本纲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将要采取的政策及其目标。首先，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特别是反对所谓联合国的停火案；其次，明确反对任何针对台湾问题的所谓“中立化”、“托管”等建议，在此中国主要是批判英国的政策；第三，充分认识到美国军事威胁的严重性；最后，认识到解放台湾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要争取周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样才能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建设国家。

1955年1月28日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要求讨论和干涉中国沿海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后，苏联在30日向安理会提交了“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它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提案，谴责美国在台海地区的行为，要求美国撤出其军事力量。安理会31日决定将新西兰和苏联的提案一并列入议程，但决定先讨论新西兰的提案，后讨论苏联的提案，并决定在讨论新西兰提案时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2月3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并转告安理会主席贝朗德：中国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的新西兰建议。只有在为了讨论苏联提案并在安理会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中国的坚决反对使安理会不得不决定无限期搁置对新西兰提案的讨论。艾森豪威尔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对哈格蒂说：“他们（中国）肯定正在尽其所能来考验我们的耐心，在那种情况下，保持镇静真是难上加难。有时我想，最好是立即对他们紧追不舍，不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有任何挑选的时间和余地。”

中国清楚地意识到在联合国讨论台湾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中国”的问题，因此对此坚决反对。1955年2月5日在同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会谈时周恩来强调，中国一贯支持国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军事的真正努力，现在的问题在于新西兰提案是通过联合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国民党集团谈判停火，这就是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放在国际舞台上。周恩来指出：这样的活动包含一个阴谋，“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周恩来在会谈时还发出一个重要信息，中国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问题。哈马舍尔德接到周恩来的答复后通过魏斯特朗转来口信说，如果现在要使讨论超过新西兰提案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在2月9日答复说，中国恰恰认为，如果把问题放在强使中国同国民党集团停火，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列入议程讨论，因为不论联合国还是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要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首先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美国必须同中国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这才真正能解决问题。周恩来还明确表示：“如果说，由于我们不容许联合国或任何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就不愿意同我们直接谈，一定要进行战争威胁，甚至要打，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和，美国要打，那是谈不起来的。不过我们要补充一句，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是一定抵抗到底的。我们不能由于美国的战争威胁就接受美国的侵略,承认解放台湾不属于我们的内政。”另外,美国出于政策需要，也坚决反对哈马舍尔德就台湾问题同中国进行直接接触。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告诉哈马舍尔德，他这样做超出了秘书长的职权范围，并要为此承担责任。杜勒斯也认为哈马舍尔德的做法“极其危险”，因为这样会导致中国的误解，他指责“哈马舍尔德似乎认为自己在联合国事务中可以起到双方仲裁者这样一种由法律所确定的作用”。美国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哈马舍尔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

中国还向一些友好国家解释和说明中国这一政策的原则性。1955年2月6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一切努力都不能容许落入两个中国的圈套。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中国不拒绝同美国在国际会议上直接谈判，因为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但现在美国是躲在后面，让蒋介石出来谈，这个阴谋就是一方面搞两个中国，一方面卸脱美国的责任。在此之前，中国试图通过苏联向英国、印度建议由苏、英、印三国发起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这是中国反对联合国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在联合国以外的国际会议上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次尝试。2月4日，苏联建议二月份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由中、苏联、印度、美、英、法、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十国会议。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会议的成员既包括了同局势直接有关的双方，也包括了对亚洲和平特别关心的五个亚洲国家。这样的会议有可能为缓和台海局势找到解决的途径。但美国以没有国民党参加为由，反对苏联的建议，并宣称台湾问题仍是一个所谓的“联合国的项目”。缅甸总理吴努也曾向艾登建议在新德里召开一次由英、印、中国和苏联参加的会议，就台海局势交换意见，但没有得到英国的同意。对此中国认为，美英对在联合国以外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建议不感兴趣，但中国仍主张在国际会议上同美国谈；另外，中国坚持反对蒋介石参加的拟议中的国际会议。这样，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在反对联合国干预中国内政的同时，通过其它国际会议缓和台海紧张局势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反对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是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中国的一贯立场，在危机的后期更是如此。首先，中国对英国支持新西兰提案的立场予以批评。周恩来1月28日接见杜维廉时批驳了英国的立场，他指出，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捷克的贝奈斯政府，如果英国政府真正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就应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国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而不是希望中国让步。而此时英国则是希望中国能做出保证，不以武力进攻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以此促成中美接触。对此周恩来在3月1日致函艾登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都是欢迎的”，但是艾登所提出的建议“不仅不能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还会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因而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周恩来在信中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坚持美国政府必须中止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这是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艾登3月8日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虽然批评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但他公开要求中国保证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并建议由国际组织考虑台湾未来的地位。这种政策自然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和抨击。这一时期中国主要报刊的反应充分表明了中国的政策立场，《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发表文章，将英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绥靖政策”相提并论。这些文章指出，“艾登所走的道路是十六年前张伯伦走的道路，这是一条纵容侵略、鼓励战争的道路，是给全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在内带来无穷灾祸的道路，但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慕尼黑的时代，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绝不容许历史的重演。英国的帮凶行为必将自食其果”。中国对英国政策的抨击毫无疑问地表明，中国并不了解美英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和矛盾，认为英国实际上执行的是纵容美国的政策，因而也就无从希望利用英国来影响美国的政策。

影响中国在危机后期决策的一个突出原因，是对在台海地区存在战争危险可能性的判断，这种判断包括了两点基本估计：第一，美国已将防线扩大到沿海岛屿；第二，美国可能在冲突中使用核武器。有关第一个问题，从1月底至2月上旬《人民日报》的社论及《世界知识》的文章都显示了中国对这一前景的基本判断。《人民日报》在评论艾森豪威尔致国会的咨文时指出，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是“战争咨文”，因为他“要求国会授权他使用美国武装部队公开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并对中国大陆发动直接的武装侵略”。同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复强调，“美国政府还企图进一步侵占我国沿海岛屿，作为它进攻我国大陆的桥头堡”，把台澎、沿海岛屿变为美国的军事基地。而《世界知识》的文章对这一点说得更为明确。在评论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时指出，这一咨文的目的就是“在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公开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和中国沿海岛屿，并对中国大陆发动直接的武装侵略”；在评论杜勒斯2月16日在外交政策协会演讲时更为激烈地斥之为“强盗逻辑”，文章强调，因为在杜勒斯看来，“为了保障美国的‘安全’，美国就必须占领台湾；为了台湾的‘安全’，美国就必须侵占中国的沿海岛屿；再进一步就是为了保障沿海岛屿的‘安全’，就非进占中国大陆不可”。另外，1955年1月底美国国务院向驻苏使馆通报了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所谓的“新政策”，要求苏联能在说服中国“约束”自己的行动上发挥其作用。苏联驻美武官曾经在一次非正式宴会上向美方询问：如果中国进攻台湾地区并占领了沿海岛屿，美国将采取什么对策。得到的回答是，那将意味着同美国开战。目前尚无档案证实苏联是否向中国透露过此类情报，但中国这一时期的宣传则反映了中国对局势的看法。同时，另外一则中国方面公开的史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1955年1月28日,英国驻苏大使威廉•海特尔约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说：“如果中国政府根据美国部队决不会在这些岛屿地区援助他们的国民党盟友这一假设来制定他们的计划，那将是极其危险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决策者在危机后期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1955年1月28日接见芬兰大使时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来自美国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周恩来在1月31日的国务院会议上也说：“我们中国人民，觉得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我们要对人民进行很好的教育。一方面，我们要认真进行工作，积极地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为此，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参加签名运动的不仅有政界、科技界、文艺界、宗教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而且还有天南海北的各地人民。到1955年3月份，全国已有三亿人参加了签名。同时，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展了这一运动。《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主要报刊不断发表文章，揭露美国企图发动核战争的阴谋，《人民日报》从2月中旬开始还开辟了《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专栏，专栏中发表的文章指出：虽然美国在东方和西方加紧准备原子战争，但“在全世界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运动的时候，谁先使用原子武器，谁就不能逃脱战争罪犯的命运，落得可耻的下场”。这些文章还说，就原子武器而论，美国已经落后于苏联。“最怕原子武器的，并不是中国和苏联，而是工业集中的美国”。中国的这些行动显然是要制造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舆论。

对于上述情况，周恩来1955年4月23日回答美国《民族》周刊记者提问时说：“在现在的台湾局势中的确存在着新的国际战争的危机，但现在的形势是否会导致大战，决定于美国。”在4月30日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周恩来更为明确地指出：“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如果台湾海峡在当时的情况下爆发战争，对中国争取和平环境以及国内的经济建设显然都是非常不利的。对台海形势的这一分析，是影响危机后期中国决策的重要因素。

台海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周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除少数国家支持中国的行动外，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行动持担心和怀疑态度，甚至还有一些国家采取完全敌视中国的政策。在1955年年初台海危机开始进入高潮后，亚洲一些国家对局势表现出明显的担忧。缅甸政府认为目前台湾海峡形势“将使国际形势更加紧张”，它呼吁使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并称缅甸愿意帮助中国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局势的发展不会“直接危及世界和平”，同时希望中国不要“急于在这一时候解放它所有的领土，特别是在它宣布愿意参加亚非会议的时候，它不会采取这种不利于它自己的行动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发表声明指出，“东亚的平静被现在正在中国大陆沿海进行的战争所扰乱”，日本希望“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来迅速安排停火，以便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希望中国“将忠实它所宣布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以适当的行动来证明”。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应在台海地区避免使用武力，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

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对中国持敌视立场，甚至主张用“两个中国”、“台湾独立”以及“联合国托管”等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泰国宣称，台湾当局是“联合国公认的合法政府”，中国解放台湾是“侵略行为”。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公开声明，应该给予台湾以一个独立国的地位，台湾人民可用选举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领袖；否则，联合国将对台湾实行托管。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甚至说，承认台湾和中国，可能是解决目前国际僵局的“最好方法”。菲律宾和日本还公开表示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打击。菲律宾总统麦格赛赛在1955年2月3日宣布，“台湾和菲律宾在这一部分世界抵抗侵略的防御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菲律宾对台湾海峡局势不能“漠不关心”，因为台湾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必须保持自由和留在友好国家的手里”。日本首相鸠山一郎3月10日对合众社记者表示：“两个中国”是解决问题的现有的最好办法，并称一旦爆发战争，美国可以“自由地使用日本基地，以进行或支持美国对红色中国的军事行动”。这些亚洲国家的反应和政策对危机后期中国的决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当中国决定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

另外，苏联在危机中的政策也对中国的行为产生了相当微妙的影响。从现有的一些资料看，苏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对中国采取的政策也持怀疑态度。虽然苏联在联合国多次抨击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但对于苏联是否在这次台海危机中向中国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目前尚无两国直接的档案材料来加以印证。苏联驻美大使在3月初危机高潮的时候曾对新西兰驻美大使孟罗说，苏联虽关心台海局势，但他们感到无法控制中国的行动。苏联领导人在1955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向西方表示，苏联担心中国，他们同西方一样希望“金门和马祖能沉没海底”。这似乎反映出苏联对中国政策的不满以及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鉴于上述形势，中共中央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后开始考虑改变中国的政策。在军事上，暂时搁置原定的攻占马祖的作战行动，并逐步停止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的炮击。在宣传上，淡化抨击美国的调子。进入三月份后，中国明显降低了谴责美国的宣传程度，《人民日报》在整个三月份已几乎见不到前一阶段那样的猛烈抨击美国政策的社论和文章了。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中国愿意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缓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1955年2月6日至10日，周恩来同哈马舍尔德就台湾问题交换信件时向美国提出建议，希望它“坐下来同中国面对面的谈判”。周恩来在4月4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4月15日在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周恩来也指出，如果美军撤出台湾，中国是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造成的，如果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中国也准备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美国发表声明。但周恩来同时强调，这一切目前只是一种希望，中国并不期望美国政府立即改变态度，“但中美关系终究会改善的，即使等上一百年也可以，世界上的国家不会永久处于对立状态”。这些都明确表明了中国政策的显著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充分利用万隆会议，向周边国家解释和说明中国的政策，向美国发出缓和局势的信息，并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向一些与会者说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实现领土完整和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并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愿意就国际性问题进行谈判，或举行国际会议或进行中美直接谈判。但周恩来强调，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此谈不到停火问题；“美国提出的停火问题，是要做一笔买卖，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人民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换取中国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周恩来还谈到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但这同中美之间的谈判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会议期间，亚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受杜勒斯之托，同时也是出于它们对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关注，希望周恩来能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一个声明以表明中国的立场，于是周恩来发表了影响危机结局的著名的4月23日声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总结说：“四月二十三日的声明已经发生了影响，对于亚非会议取得协议也起了作用。”他还强调指出：“半月来的外交接触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美国是需要同中国谈判的。”在美国对中国的声明做出积极的反应后，中美便开始准备进行直接的会谈。

二、中国对结束危机的设想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进行缓和台湾局势的谈判，同时也认为美国同样需要同中国谈判。但中国对中美谈判的实质内容与美国有极大的不同。1955年5月9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约见周恩来，称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询问如何使一个有结果的中美谈判得以实现，是否需要英国将有关口信转告美国。周恩来说，对此问题，中国研究后再作答复。中国注意到杜勒斯最近关于中美谈判的声明中说“可以没有蒋介石参加”这一点，但周恩来强调指出：“杜勒斯说中美坐下来谈的题目是停火问题，这是文不对题。中美之间不存在战争，谈不上停火问题。中美谈判的题目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周恩来接见印度尼西亚驻华临时代办维约维尔多约，就印尼总理询问中国是否赞成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上接受印尼的斡旋时回答说，中国欢迎任何国家斡旋。周恩来的上述谈话表明中国在中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也表明中国在没有与美国进行直接交流的渠道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英国和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一些国家进行斡旋，从而达成中美之间的直接会谈。在这一过程中，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英国等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亚洲国家中，首先是印度希望能在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发挥重要作用。万隆会议结束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宣布他将派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访问中国，并表示不论是否得到有关国家的斡旋请求，印度都将寻求谈判的可能性。从5月12日至20日,梅农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六次会谈。梅农向中国提出了分三个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第一阶段，双方采取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中国释放美国空军人员，美国让中国留学生回国；第二阶段，在台湾海峡造成事实上的停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马，然后在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中央政府同台湾当局进行谈判；第三阶段，实现台湾问题的长远解决。

周恩来对梅农的努力表示欢迎，并向他解释和说明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周恩来着重指出：第一，缓和紧张局势必须是双方的，应促使国民党从金马撤出，中国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让它撤出，使中国和平收复这些岛屿，但这并不表明同意杜勒斯的“停火”以及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和“两个中国”。第二，除金马问题外，中美还可以在其它问题上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局势。对美国而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和允许在美的中国人自由回国；对中国来说，妥当处理在华美国人的问题，或释放或驱逐他们，另外同意美国人到中国访问。第三，中国愿意同国民党谈判，同国民党谈判的议题是停火问题与和平统一问题。周恩来同梅农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对待谈判的基本立场。

梅农回国后，印度向美国透露了中国的意愿和立场。5月27日,尼赫鲁致函艾森豪威尔，希望美国同意梅农到华盛顿通报其北京之行，并表示梅农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梅农在去美国途中经停伦敦，向英国说明了有关斡旋的设想及他认为已取得的进展。梅农强调指出，中国将同意把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作为谈判的主题之一，虽然中国反对正式停火，但会默认目前的平静持续下去。对美国关心的在华美方人员，中国将采取积极措施。正如本章以后的研究所揭示的，印度的斡旋遭到了美国和英国方面的反对和拒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但印度依然是中国向美国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中国也欢迎印度尼西亚进行调停活动。印尼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危机期间就一直关注局势的发展，万隆会议后更希望在缓和局势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1955年5月下旬，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在同他会谈时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需要和平，战争会破坏革命成果，妨碍经济建设，中国愿以和平方式同美国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可以同美国签订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和平条约。27日周恩来在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会谈时，说明了中美会谈的可能性，表示欢迎同中美两国都有友好关系的国家为中美会谈铺平道路。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说，印尼政府准备斡旋中美关系，具体的设想是，可以通过各方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行动创造良好气氛，为中美双边谈判提供一切帮助。他还建议，中国如能释放在押的美军人员，将有助于美国舆论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国后指示印尼驻美大使会见美国官员，以了解美国对印尼参与斡旋的态度。美国同样拒绝了印尼的调停。与此同时，缅甸总理吴努、巴基斯坦总理阿里、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以及泰国旺亲王等人的调停努力都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在亚洲国家进行调停没有实际结果的情况下，中国更加重视英国在促使中美谈判中的作用，并对英国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5月26日,周恩来接见杜维廉，进一步阐明中国对中美谈判问题的看法，强调了中国对待这一问题的四点原则立场：第一，为了中美之间进行谈判，双方应采取一些针对台海地区的直接或间接的行动来缓和紧张局势，这并非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是表示各自的诚意。中国已经在万隆会议和一些声明中表明了中国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因此希望英国能说服美国也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中国赞成在谈判前进行外交接触，中美两国在莫斯科、新德里和伦敦的外交人员可通过三国政府进行接触。第三，中国政府认为谈判的主要问题应是缓和及消除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所提议的召开十国会谈的建议，但与会国可多可少，也可是中美之间的直接会谈。最后，蒋介石不得参加此类国际会议，中国政府希望同蒋直接会谈，因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谈判，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国内的。中国政府争取都能开成，或是同时举行，或是分开举行，尽管两者有关系，但不能同时举行。英国在了解到中国的基本立场后，对美国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促使美国同意同中国进行直接的会谈。在此过程中，英国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通过亚洲一些国家和英国向美国传达中国愿意进行谈判的信息的同时，中国还在各种场合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批评美国对待中美谈判的态度。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指出：“现在，通过谈判来和缓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成为关心世界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对于这一要求，美国至今仍然采取闪烁其辞、模棱两可的态度。”周恩来在7月7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批评了美国的政策，他指出，缓和远东局势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释放了四名美国飞行员，但美国在中国留学生问题上并没有作适当表示，美国在台湾地区仍不断进行威胁和挑衅。周恩来严正指出：中国要求和平，但拿示威来威胁中国，中国是不会屈服的。对于中国对待谈判的政策和立场，周恩来在6月2日对印尼记者说，中国愿意就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美国谈判，欢迎关心这一局势的国家进行斡旋，并强调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周恩来在6月9日接见日本学术界知名人士、东京大学退职校长南原繁和日本政法大学校长大内兵卫时，再次重申了中国的立场。

另外，中国还采取积极的行动以影响美国对谈判的态度，特别是在释放在押美方人员问题上。1955年7月31日,周恩来接见赖嘉文时请他转告尼赫鲁和梅农，中国曾表示在适当的时机提前释放十一名美国飞行员，现在已经是适当时机，中国准备采取行动。这将便于梅农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即中国侨民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得到回国的自由。不过周恩来强调说，中国主动采取这个行动并不打算以此来讲价钱，中国是按中国法律采取这个行动的。当然也是印度和缅甸方面努力的结果。随后，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宣判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人。中国的这一举措无疑对中美大使级会谈产生有利的影响。

三、美国对结束危机的政策立场

美国虽然表示愿意同中国进行谈判，但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只是想造成在台海地区事实上的停火，以拖延时间来观察事态的进一步发展。1955年5月3日，英国驻美国大使马金斯在同杜勒斯会谈时表明英国支持美国同中国谈判的政策；但杜勒斯告诉马金斯说，美国非常希望在台海地区实现事实上的停火，“目前局势的缓和可能会改变局势，拖延时间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5月25日杜勒斯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也说,美国目前的政策就是要使事情“处于沸点状态”，力图避免达成一种形式上的安排。而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这一分析。导致美国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国对台海地区局势的发展缺乏明确的判断，对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传递的和解信息持怀疑态度，并拒绝这些国家进行调停。5月初,印尼驻美大使穆卡尔多向杜勒斯通报了阿里总理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说明中国希望同美国直接谈判，并将台湾问题分为国际和国内两部分。穆卡尔多还表示印尼愿意在这方面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人。同时黎巴嫩驻美大使查理•马立克也向杜勒斯建议中美之间应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对此杜勒斯表示，不会很快举行这样的谈判，但可以先通过调停人交换一些口信，进一步试探中共的真正意图，另外还要考虑谁充当调停人最为合适的问题。由此可见美国拖延时间及对谈判的消极态度。

其次，美国在处理同中国关系时，还必须顾及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压力。在美国对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声明做出反应后，国民党就立即同美国接触，试探其态度和立场。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在5月5日同杜勒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会谈时一再坚持，如在台海地区实现停火，必须由中共单方面发表一项放弃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的声明；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担心美国同中共的谈判将损害国民党的切身利益。杜勒斯解释说，美国并未采取任何步骤与中共接触，美国的意思是等着瞧，看中共是否愿意接受停火。他强调说，如果中共能够公开声明不打算以武力解决问题，那么美国就准备同中共谈判其它问题以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杜勒斯向顾维钧保证，没有台湾当局在场或未经它的同意，美国只与中共商谈有关美国利益的问题，不去谈任何足以影响国民党利益的问题，并称以后不会有雅尔塔之事发生了。在此之后的会谈中饶伯森还告诉顾维钧，虽然协防金马是单方面的承诺，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决定参与保卫沿海岛屿，美国舆论及盟国都会给予支持。美国对国民党的这一立场表明，美国的意图是稳定台湾海地区的现状，并重新加强对沿海岛屿的支持，安抚蒋介石以打消其对未来中美谈判的疑虑。因此万隆会议以后，美国又多次表明对沿海岛屿的立场，并探讨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加强沿海岛屿的防御。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在5月3日通报杜勒斯给蒋介石的电报时称，局势并没有变化，美国方面表示理解蒋保卫沿海岛屿的立场，继续给予蒋强有力的支持，并决定不久将派军方代表就这一问题同国民党交换意见，探讨以何种军事手段来加强沿海岛屿的防卫。蒋介石问这个电报是否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实际上承诺用美军协防金马。兰金回答说，按他的理解不是，但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5月4日，艾森豪威尔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讨论如何加强沿海岛屿防御时指出，首先应加强供给，增加岛上的自动武器、水下障碍物、在海滩上布雷及铁丝网防御带等。同时艾森豪威尔还强调，美国应在台湾岛上部署空军，以便使国民党可以抽调出兵力更好地防御沿海岛屿。国民党似乎也理解了美国的这一意图，台湾当局打电报告诉顾维钧，没有必要在同美国方面讨论或辩论协防金马的问题了，“我们所要说的已由蒋总统反复说过了。因此，我们现在可能做的事，就是表示我们将继续尊重和遵守条约义务和我们的保证，并希望美国也能这样做”。

美国的这一立场还突出表现在5月9日至11日杜勒斯在巴黎召开的北约部长理事会上就远东问题做的长篇大论。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ySpaak）在会上谈到了欧洲对台湾问题的普遍看法：第一，防卫台湾与防卫沿海岛屿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是属于中国的；第二，欧洲对蒋的作用的评价与美国不同，他们认为蒋在亚洲的作用已经结束，而且蒋的声明通常是危险的。斯巴克强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同周恩来打交道来解决台湾问题。杜勒斯对美国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台湾的政策做了全面的解释。他说，远东的重要性和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扩张的威胁，使美国“经不起放弃这一地区的损失。幸运的是，这些国家大多处于岛屿和半岛的位置，有利于美国保持某种集中的力量优势”。杜勒斯强调指出，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就是：坚定地面对威胁性的侵略，倡导集体领导，既要避免侵略，又要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因此美国不得不依靠与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以及澳新美条约和在冲绳的特殊地位等双边安排来进行防御。关于亚洲的形势，杜勒斯告诉北约的部长们，目前主要有两个危险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越南；而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原因主要是对盟友的忠诚以及台湾地位的重要性，丧失台湾将产生严重的心理和战略上的后果。维护这一地区的力量和士气，是美国面临的最巨大的任务。杜勒斯为美国的政策辩解说，美国并未承诺协防沿海岛屿，除非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是进攻台湾的一部分，但中共从来没有对沿海岛屿和台湾做出任何区别。关于蒋的评价，杜勒斯赞扬道，蒋是个“正直的人，忠诚地反对共产主义，对朋友忠心耿耿、信守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他。

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的讲话，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在万隆会议后似乎又回到了危机高潮时期的“新政策”，即强调台湾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金马对保卫台湾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国民党士气的重要性。杜勒斯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揭示了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深层动因，也是决定美国在万隆会议后对待中美谈判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为美国“两个中国”的长远政策设想铺平道路。除前文所述外，杜勒斯还在危机期间第一次向国民党谈论“两个中国”的问题。1955年2月10日,杜勒斯在同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顾维钧会谈时说，在存在着两个敌对的中国力量以及两个敌对的中国政府的意义上，现在就存在着“两个中国”；同时还存在着内战的局面，它使双方进行内战。杜勒斯进而宣称：“我们承认中共政权存在是一个事实，正如我们承认在东德、北韩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事实一样，但没有外交上的承认。我们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我们决不在外交上承认它。”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杜勒斯多次表示“台湾地位未定”。他在1955年3月24日同梅农谈话时强调,在过去六十年中台湾并不属于中国人，美国从日本那里占领了它，而“北平当局自以为是地要求我们应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领土，由我们移交给一个公开对我们持有敌意的政权”。饶伯森还在4月底打电报向杜勒斯汇报说,美国一些盟国和美国部分舆论赞同，在四十八个签订对日和约的国家的保护下，将台湾中立化。美国的这一立场制约着美国在未来谈判中的态度，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不能取得进展的直接原因。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倡议持消极态度，但也不能完全熟视无睹，以免造成外交上的被动。杜勒斯在得知周恩来5月13日的讲话后致函艾森豪威尔说，周的报告“值得注意,这可能意味着试图将台湾与金门和马祖区分开来，这样它们可以进攻后者而不被认为是直接进攻台湾”。基于这种判断，杜勒斯在5月24日写信给周恩来,同意双方举行会谈“以缓和及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虽然做出如此表示，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举措,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对待亚洲一些调停国家活动的态度。尽管遭到美国方面的冷遇，印度继续其调停活动。梅农6月初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进行了多次会谈，梅农向美国提出了直接的问题：中美有无进行直接谈判的可能，美国在中美举行直接谈判的问题上有无先决条件，中美若举行谈判将采取何种方式。吴努也在7月初同杜勒斯会谈，探索中美进行直接谈判的途径。对于这些调停活动，杜勒斯明确表示了美国当前对谈判的态度及其对台湾政策的立场。杜勒斯说，通过谈判来企图寻求解决方法，整个问题可能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得以解决；同时这种谈判不能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杜勒斯在这些会谈中一直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他对梅农和吴努说，从法律上讲，台湾的地位依然没有确定。中国人已经六十年没有占领台湾，没有台湾一段时间也无妨，况且是美国从日本的手中占领了台湾，不会将台湾拱手送给一个敌对的政权。中共想夺取不属于它已有六十年的台湾，这肯定会导致武装冲突。杜勒斯还强硬地指出，美国不能认为如何处理台湾仅仅是个“内政问题”，“当中共要求和平的时候，允许它们以武力夺取领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杜勒斯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是美国消极对待中美谈判的重要因素。

杜勒斯的态度不仅导致亚洲一些调停国和西方盟国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决策层内部一些人的担心和异议。6月10日,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威廉•西博尔德（WilliamSebald）给国务卿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分析了前一阶段梅农的调停活动后指出，中国希望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表示愿意允许国民党和平撤出沿海岛屿，这可能表明中国愿意继续维持台湾的现状来换取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为此西尔博德建议，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应“准备探讨任何合理的方法，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通过灵活地表达我们的观点使时间对美国有利”；而这种情况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更为突出，因为中共不可能无限期地接受目前在台湾海峡出现的事实上的停火。西博尔德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应避免被迫处于下述地位：第一，不得不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第二，面对中共针对沿海岛屿的日益增加的军事行动，再次使美国处于一个两难境地，要么允许这些岛屿丢失，要么在没有盟国的支持下进行战争。西尔博德的建议对杜勒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出于对梅农调停的反感以及对局势的考虑，杜勒斯开始准备面对中美谈判。他在6月19日同艾森豪威尔谈话时表示，梅农“是令人讨厌的”，因为他搞乱了交流的渠道，没有能清楚地了解美国的立场。为此杜勒斯建议，中美之间有可能交换“特派员”（commissioner）来澄清各自的立场，并处理在中国的美方人员以及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他强调，这可能是目前摆脱困境的一个途径，并建议利用第三国的代表来做这件事。艾森豪威尔虽同意与中国谈判探讨上述问题，但他主张，同中国直接打交道应是更为有效的。

与此同时，英国也反对通过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来进行调停。6月20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同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会谈时说，梅农的活动对局面没有什么帮助，并解释说他和总统会见梅农仅是因为尼赫鲁写信请求这样做。麦克米伦表示，梅农正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并可能给中共带来如下看法，即可能达成一些明确的方案，如果事情不按那种途径解决，它们感到惟一的选择就是诉诸武力。为此麦克米伦建议，美国通过英国做这些事要比通过印度好得多，因为印度人是不可靠的，他们通常是夸夸其谈，于事无成。他问杜勒斯有何看法。杜勒斯通报了美国准备派特派员的设想，但他强调指出，关于台湾问题的长远考虑，现在除静观事态发展之外，不可能去做其它事情；“我们要知道中共是否真正能保持其对国家的统治或是否可能垮台，或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否会采纳一些行为准则使之成为体面社会的一员，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五年时间，这一过程将对台湾局势产生影响。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关键是不要发生战争。关于金马，杜勒斯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撤出这些岛屿是“行不通的”，如果局势明朗不会在沿海岛屿爆发战争，那才有可能减少国民党在沿海岛屿上的军队，但这种撤退起码在目前是毫无可能的。

杜勒斯的这种态度表明美国虽同意谈判，但并不想真正解决台湾问题，而重新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持强硬政策，其目的是想稳定台海地区的形势，造成事实上的停火，并以此表明美国支持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国的立场。杜勒斯向一些调停人反复表达了这一立场。梅农在7月2日同杜勒斯会谈时指出，如果中共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美国要么不得不干预，要么就要遭受丧失威望的痛苦。杜勒斯解释了美国此时对金马的政策，他说，如果以将沿海岛屿交给中共来换取和平的话，那么香港怎么办？香港从地理、种族和经济上都更靠近中国。中共占领大陆五年内都没有攻击金马，“为什么现在突然对它们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它们一直等待空军基地建好后再以武力来夺取这些岛屿”。杜勒斯表示，同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一样，在远东地区使用武力是不能取得和平的；武力只能用武力来对付，如果以武力来寻找解决方法，惟一的答案就是使用剑来回答。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突然要求立即解决问题，“因为目前除战争外没有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法；如果中共采取一定要有解决问题的立场，那么它们就不得不承担后果”。针对梅农提出的金马是不是中国之一部分的问题，杜勒斯甚至说，从地理上讲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从政治上讲，“沿海岛屿和香港一样都不属于红色中国”；美国不仅将来不会促使从金门和马祖撤出，而且现在也不会这样做，他不会谈判撤出金马的问题，除非梅农讨论中共从大陆撤出的问题。杜勒斯最后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想通过谈判来达成迅速解决整个问题的目的，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目前战争的可能性要比和平大得多。他在7月6日同梅农的另外一次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共不得对金马使用武力加以占领。

美国的这种态度使英国无法发挥调停人的作用，加之美国对沿海岛屿重新采取强硬政策，导致英国方面对局势的可能发展趋向表示担心。6月30日,麦克米伦打电报给杜勒斯，希望美国能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缓和紧张局势。麦克米伦特别指出，美国采取积极的行动，将有助于抵制苏联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首脑会议上提出召开远东问题国际会议的要求，并能防止中国可能采取“一意孤行”的行动。

对如何同中国谈判，美国决策者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对于杜勒斯采取“特派员”的设想，饶伯森持反对意见。他在7月1日给杜勒斯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虽然同中共交换“特派员”看上去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中共也很可能接受这一建议，但这样做会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它有悖于美国只承认国民党当局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以及台北驻外代表具有维护海外所有华人利益之权益”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让中共特派员来处理中国留学生问题就构成了对这一政策的否定。饶伯森进而解释说，“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我们的行为无意识地表示承认中共有权要求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对其效忠并提出保护，依我之见，这也会损害台湾和远东其它地区的士气，并削弱中华民国的地位”。其次，互派特派员会造成一种错觉，即这是美国准备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步。最后，“在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反对中共政权，由中共特派员或其代理在美国这个号称代表并保护他们权益的国家里对他们进行调查会导致他们的不满”。为此饶伯森建议，美国在同中共进行直接谈判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提高美国和中共在日内瓦就在押人员问题谈判的人员级别；二，委托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处理双方回国人员的问题。

饶伯森的建议深得杜勒斯的欣赏。在7月3日同吴努会谈时杜勒斯就表示，由于同梅农没有使整个局势产生任何进展，美国打算在日内瓦同中国直接谈判，并有可能提高谈判的规格。杜勒斯还在7月5日写给饶伯森一份备忘录，认为饶伯森的分析极有说服力，他指示立即通过艾森豪威尔或由他本人写信或通过梅农，向中国表示美国希望将美国政府与中国在日内瓦就在押人员的谈判提升为大使级。杜勒斯实际上采取的是三管齐下的方法来传达这一决定。7月7日，他打电报给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将艾森豪威尔致尼赫鲁的信发过去，让使馆转交正在国外访问的尼赫鲁。信中称，美国准备同中国谈论各自人员的遣返问题。7月8日，杜勒斯要求英国政府向中国转达将日内瓦会谈升级为大使级会谈的口信，并明确表示不想让尼赫鲁充当调停人。11日，美国通过伦敦向中国发出正式函件，内称中美在日内瓦进行了多次关于遣返各自要求回国之平民问题的谈判，但结果令人失望；如果会谈能在更有权威的层次上进行，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存在于双方的、其它有争议的某些实际问题。函件建议双方指定大使级代表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在日内瓦举行会谈。12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向他通报美国决定将日内瓦会谈提高到一个“更为权威的层次”，以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存在于中美之间的“其它一些实际问题”。虽然尼赫鲁怀疑仅仅靠提高谈判级别就能取得进一步的结果，并敦促美国采取实际行动来减少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避免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再起冲突。但由于美国已决定不让尼赫鲁充当调停人，对印度的反对意见自然是充耳不闻了

四、中国、美国与日内瓦会谈的准备

美国方面的建议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7月13日和15日,周恩来两次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临时代办欧念儒（ConO’Neill）时表示，美国在口信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它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并请英国将表明中国立场的回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联合公报草稿转交美国，建议中美谈判在7月21日开始。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还公开表示，中美之间的谈判除能够使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外，还应能为“中美之间关于缓和及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作准备工作”，解除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并希望美国采取积极行动，将其“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英国也认为美国的提议太空泛，设想太僵硬，麦克米伦打电报给杜勒斯说，中美之间有许多缓和紧张局势的问题可以谈，如停止攻击商船、和平利用公海等，同时可以进行一些相当普遍和实用的对话，而又不损害美国对国民党的义务。

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方针已定，美国遂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确定谈判的具体时间、谈判人选和具体内容。关于开始谈判的具体日期,艾森豪威尔在7月15日同代理国务卿胡佛会谈时说，他对周恩来的建议（周恩来13日通过英国传递的口信）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如果在四大国首脑会议期间开始美国同中共的双边谈判，将可能产生“严重的复杂局面”。在同胡佛商谈后决定，以美国不能及早派出代表为由，将谈判的最早日期定为7月25日，并电告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首脑会议的杜勒斯。杜勒斯经过考虑后决定将谈判日期定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并通过英国将美国的决定转告中国。随后双方在25日发表了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联合王国的外交途径通信的结果，同意过去一年双方在日内瓦的领事级代表们的会谈应该在大使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愿意回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议的某些其它的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在新闻公报发表之前，中国对美方措辞的公报中使用“北平”一词持有异议，坚持应使用“北京”，其中的政治含义不言自明。杜勒斯经过考虑后，认为国务院如无反对意见，可采纳中国建议使用“北京”。后经欧念儒的提议并得到美国的同意，决定在新闻公报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

如何选派谈判的人员，美国决策者经过了一番考虑。杜勒斯起初考虑选派国务院法律顾问弗勒格，因为后者当时也要去日内瓦参加四大国首脑会议。饶伯森则建议由兰金出马，由于兰金是著名的亲蒋人物，这一提名的用意非常明显。最后杜勒斯决定由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AlexisJohnson）担任，他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此举主要是淡化谈判的重要性，因为约翰逊一年前就在日内瓦同中共开始这样的谈判了；“这样，除了给中共提供提出问题的机会之外，这种谈判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以往它们可以经常通过调停人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还得听一听。而现在的做法是，我们要保持福摩萨海峡地区事实上停火所必须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至于谈判的内容，杜勒斯在7月中旬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谈判中的“其它一些实际问题”做了解释，这些问题包括：对待战俘的问题、反美宣传、中共空军对民航飞机的攻击已造成美国人死亡的问题、从中国领土或北韩领土上起飞的飞机攻击在公海上飞行的美国飞机及可能违反朝鲜停战协议的问题等。杜勒斯在7月26日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参加谈判的基本目的是，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能够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是否遵守联合国的避免任何足以破坏国际和平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行为的原则而接受停火的主张”。在7月29日给约翰逊的指示中,杜勒斯更为明确地说明了谈判的主要内容：第一，台湾海峡的停火问题。指示强调，“诉诸武力将会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统一问题。第二，释放人员问题。指示强硬地表示，“只要美国人员一天不得释放，就将在美国国内产生不良影响；只有中国采取主动措施，美国才能考虑对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采取较少限制的政策”。第三，谈判不涉及到国民党的权利问题，如有疑问，必须请示国务院。

针对国民党对中美会谈的担心和疑虑，美国还向国民党做解释工作。从6月中旬开始，叶公超、顾维钧多次同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谈，了解梅农活动的情况，询问美国是否考虑把联合国席位或沿海岛屿给中国以“安抚英国人或民主党人”。美国方面反复说明与中国谈判不会损及国民党的利益，杜勒斯声称：“如果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公开把联合国席位让给红色中国的话，他将会减少得选的机会。”7月28日,在中美会谈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饶伯森还进一步向顾维钧重申美国的立场，他指出，国民党不必对日内瓦会谈过于焦虑，美国对台湾的地位极其重视，“因为它拥有亚洲第二大反共武装，并占据着重要位置”。另外，中国大陆的景况很不令人满意，而且在人民中存在着很大的不安；因此对国民党来说，出现不诉诸武力而能光复大陆的机会只是时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饶伯森再次向顾维钧强调，对日和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的统治权，但未明确规定该岛应该归谁，因此台湾的地位依然未定。饶伯森甚至说，“中国”这个词是意见分歧的根源。“北平政权声称台湾属于大陆，而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坚持台湾属于由它代表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有两个中国。承认北平政权的国家，认为大陆中国是台湾和沿海岛屿应当归属的中国。但是只承认中华民国的美国所持的立场，是承认它们属于国民党中国”。美国的政策立场非常明显。

最后,再次确定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国务院情报协调局在7月20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03号文件进行评估时指出，“远东地区普遍希望和平的愿望已经提出了一些全部以牺牲国民党利益为代价的让步，如放弃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或由联合国的机构托管台湾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和便利的行动步骤”来达到最终“消灭中华民国并和平解放台湾”。报告进而强调，这种行动方针将不排除对沿海岛屿采取进攻行动，但中共将会逐步增加其军事能力以建立对台湾海峡的空中优势。因此，如果中共成功地占领了沿海岛屿，并由此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重要部分，这将直接和间接地导致国民党在台湾地位的极大削弱。对于美国的这一立场，除前述的各种解释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期间向英国方面做了明确的表示。艾登首相虽然表示对美国政策的支持是英国“一贯而坚定的政策”，但英国不能同意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认为沿海岛屿属于中国，美国承诺协防这些岛屿，不是出于坚强而是出于软弱，同时也是愚蠢的。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共开战，将会给英国带来一个“可怕的难题”。艾森豪威尔同意艾登的分析，承认自己的责任是沉重的，并决心去抑制蒋介石。但艾森豪威尔却说，他所愿意做的只是努力说服蒋不要把这些岛屿作为根据地，而是看成前哨基地。他进一步强调，重要的是，蒋已经将这些岛屿视为其力量的象征，美国人也感到“在这一地区再次后退将对我们所有的中国朋友产生最严重的影响”。杜勒斯在日内瓦首脑会议时也向艾登说明美国的这一立场。在7月17日的会谈中麦克米伦问道，如果沿海岛屿遭到进攻，美国会不会干预。杜勒斯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假如沿海岛屿在48小时内被攻占，那么美国将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但如果国民党军队进行“英勇的防卫”并守住了岛屿，那么要求干涉的舆论将会增强，美国最终可能会采取行动。杜勒斯还谈到了奠边府，他说美国在奠边府的利益几乎没有在沿海岛屿那么大，但美国的反应却是坚决的。同时，“美国人民已将这些岛屿视为一个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柏林封锁时将柏林视为一个象征一样”。杜勒斯也无可奈何地向艾登承认，在沿海岛屿问题，美国“正坐在火山口上”，问题的解决只能期望于几年后更多的台湾人加入国民党军队，沿海岛屿对国民党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下降。但目前除了“努力带好这个宝贝”外没有任何选择。

中美日内瓦会谈前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活动表明，中国出于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国际和平环境的考虑，在炮击金门的目的部分实现之后，便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希望促成中美之间的直接谈判，不仅近期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还能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寻求一种途径。美国方面则始终对中美谈判持消极态度，只是在中国的积极努力下、在一些国家的斡旋下以及美国国内其它因素的促使下，才使美国政府做出与中国谈判的决定。但美国在日内瓦会谈前的外交活动清楚地表明，美国对待谈判的态度是以“台湾地位未定”和“两个中国”为基础的，这也是美国对台湾政策的长期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支持蒋介石、维持国民党的士气、保持国民党在沿海岛屿上的力量存在，迫使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维持台海地区的现状。这也是美国在日内瓦会谈中一贯坚持的立场，更是中美谈判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尽管美国对谈判的态度和立场极为消极，但它毕竟同意与中国进行谈判以缓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到1955年8月1日中美日内瓦会谈正式举行，持续了11个月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终于结束了。但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并随着谈判的进行而更显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