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佛教伦理资源及其与儒家伦理的融变

作者简介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学会副会长。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生，安徽安庆人。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隋唐史，中外交流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著有：《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4月。《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独著），25万字，台北文津出版社。《佛学与隋唐社会》（独著），29万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

西汉末年及东汉以来，至于魏晋南北朝是儒学内化为士族家法的重要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诸家说法不一，拙著《佛学与隋唐社会》，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2005年重印）。那么士族家法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佛教对于儒家伦理是否有所影响？儒佛融合也为世所熟知。但是，历来的研究大多强调佛教学习儒学逐渐中国化的一面，关于佛教对儒学的影响也只侧重于心性义理的层面。至于佛教对礼法文化的影响，则未多加关注。

中古时代世俗家庭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以家庭为单位参加佛事活动蔚然成风，使佛事活动成为一种世俗化了的社会活动。社邑中儒佛观念的碰撞，或者把忠孝作为佛事活动的目的和宗旨，写经、刻经、造像、建寺，上为君国，下为父母发愿祈福；斋僧、礼忏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表达对父母的孝道。儒家的思想意识浓重地被带入佛教的法事中。举办佛事活动诸如写经、刻经、造像、建寺，举行法会、斋僧、礼忏，甚至“竭家建福”，不是为了出世，而是为了入世，把家庭生活的幸福建立在积极开展各项佛事活动上。若干个家庭或家庭的主要成员组成社邑，在婚丧嫁娶时展开互助，以解决家庭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可以说，这些都是佛教影响到礼法文化的重要表征。下面我们不列举此类世俗生活中佛教“替儒行道”的内容，而是重点揭示佛教戒律中与礼法文化共有的伦理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对于世俗社会的传导。

佛教戒律的伦理价值

佛教学说的根本旨归是要修行觉悟，证成佛果。尽管诸家宗派在对于佛法的理解、经典的解释、修持的方式，容有差别，但是就通向成佛道路而言，遵守戒律乃是修习一切善法的基本前提。《梵网经》卷下就说：“众生虽有佛性，然要依持戒律，然后乃见。”戒律不仅是对于信众的约束，也是他们成佛得道的修行法门。

印度部派佛学时期形成的戒律条文，被译成汉文传入中国者主要是所谓“四律五论”。它们在汉地弘传的命运各异。《五分律》未曾流传，《十诵律》主要在南朝的宋、齐、梁江南地区，《僧祗律》则流行于北朝的关中及北方地区。而尤以《十诵律》为盛。《四分律》虽然从北朝开始已经流传，但是在唐代经过道宣（596-667年）的倡导，才得以发扬光大，独成一宗。道宣撰写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今本将上中下三卷各厘定为四卷，合十二卷），成为唐代以后律宗奉行的圭臬。在律藏之中还有“犍度”（如《四分律》的二十犍度）的内容，属于僧团内部的规定，也涉及有关个人生活威仪方面的一些细节。

大乘佛教的戒律，有在家戒与出家戒之别。在家指优婆塞、优婆夷的修行，也就是居士的戒行。在家戒有四种，即三归戒、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出家戒有五种，即沙弥及沙弥尼戒、式叉摩尼戒、比丘尼戒、比丘戒、菩萨戒。大乘菩萨戒经的汉文译本主要有如下六种：《璎珞经》、《梵网经》、《优婆塞戒经》、《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菩萨地持经》、《菩萨善戒经》。这六种经典又可以分成三类：《璎珞经》、《梵网经》为一类；《瑜伽》、《地持》、《善戒》为一类，它们实际都是《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的同本异译；《优婆塞戒经》独成一类，是专为在家人说的经典。（参见圣严《戒律学纲要》第七篇《三世诸佛的摇篮——菩萨戒纲要》，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31-340页。）其中尤以《梵网经》流行最广，影响最大。

大乘菩萨戒的总纲领是“三聚净戒”，即“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律仪戒是缁俗信众共同遵守的戒律；善法戒是菩萨受律仪之后所应该遵守的善行，“所有一切为大菩提，由身、语、意积聚诸善”。饶益有情戒则是指利益有情（他者）的十一个方面的善行，包括援助病人和有苦难的人、施舍穷人、报答有恩之人等等。可见，大乘佛法的“三聚净戒”涵摄了几乎一切戒恶扬善的梵行。

其实，佛经之中，如《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大宝积经》、《般若经》等都有关于菩萨修行的行仪规范与行为准则。宋代以后渐兴的禅门清规，虽然大多是规定丛林内部的组织、纪律，也有规约个人行为的内容。至于《禅林宝训》一类的语录体著作，汇聚了历代禅师的嘉言懿行，对于僧侣乃至世俗民众的个人修养也有极为重要的训诫作用。

总之，佛教戒律的伦理内容很丰富，我们还可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