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说汉初的基本国策

这里说的“汉初”，不止是指的西汉初年，而是泛指西汉前期大约半个世纪的历史。这里说的“基本国策”，不是指某一方面的政策，如封国政策、匈奴政策、商贾政策等等，而是指决定了这些政策的根本政策。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这对于认识汉初的历史或许是饶有兴味的。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中来开始我们的思考。

司马迁曾经这样描述了西汉刚刚建立时的社会面貌，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他写道：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史记•平准书》，以下引《史记》，只注篇名）

这是秦末大乱之后，西汉皇朝建立伊始的一幅历史画面：从天子到平民，都被残破的社会经济局面困扰着；粮食和马匹的价格异常昂贵，而“不轨逐利之民”则非常活跃。

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局面，西汉皇朝的统治怎样才能得到巩固，维持下去？这实在是难以预料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奇迹”出现了。汉武帝即位后数年，西汉的社会面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这是跟上面那幅历史画面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从“民无藏盖”到“人给家足”，从“天子不能具钧驷”到“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是多大的变化！总之，富足代替了贫困，安定代替了动乱，“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人们通过对于这两幅历史画面的比较，不难发现，汉初几十年中，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物质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那末，西汉皇朝的统治者究竟制订了什么样的基本国策来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呢？

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不妨追溯得稍远一点。公元前２０６年，刘邦尚未称帝，人们还称他为沛公时，曾经发生过一件很有趣但却富于哲理的事情。史载：

沛公西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纣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资治通鉴》卷９，汉纪１，高帝元年）

此事《史记•高祖本纪》及《留侯世家》均有记载，独《樊哙列传》未载。樊哙原以“屠狗为事”（以卖狗肉为业），能出此高见，颇为后人所叹服。元代史家胡三省说：“樊哙起于屠狗，识见如此！余谓哙之功当以谏留秦宫为上，鸿门诮让项羽次之。”（《资治通鉴》音注）

值得注意的是，樊哙、张良都是从秦亡的教训上来“谏留秦宫”的。以当时人视当时事，这个见解无疑是极高明的。胡三省在千余年后，提出“谏留秦宫”为樊哙首功，鸿门宴上直率批评项羽次之，固不失为有识之见；但其未能进而从历史后果中去重新认识此事的价值和意义，却又反映其见解之浅。相比之下，清代史家王夫之关于此事的见解可谓超乎胡三省之上。王夫之认为：刘邦接受樊哙、张良的进谏，不居秦宫，还军霸上，其重要意义，不止是表明刘邦“一时取天下之雄略”，更重要的是以此“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居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读通鉴论》卷２，汉高帝１，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王夫之把这件事情同后来的文景之治联系起来，甚至同两汉数百年统治方略联系起来，堪称笃论。远的不说，至少它对于汉初基本国策的制订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

这个基本国策的制订，从刘邦还军霸上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已见其端倪。如他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宣布：“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乃约法三章，“余悉除去秦法”。他又“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让人们了解他的政策。而当“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时，刘邦又推辞不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于是，“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高祖本纪》）历来有不少论者谓刘邦此举，为收买人心。这是从智谋上来看待刘邦的这些决策和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未触及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势，似不足取。我看，还是司马迁说到了问题的本质。他在《高祖本纪》后论中指出：“秦政不改，反行酷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为当代人记当代事，自有深切感受。他说的“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实际上是触及到汉初的基本国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刘邦废秦苛法的措施和“不欲费人”的思想，恐怕就不止是收买人心的问题了，而是具有根本决策的性质。司马迁论萧何说：“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萧相国世家》后论）所谓“顺流”者，顺民心之所向，顺历史之潮流也。“更始”者，改革之谓也。这跟“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是一致的。

汉初这一基本国策的制订是有理论上的根据的，而陆贾就是较早从理论上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人。

陆贾生于楚地，以有辩才而从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的信任。他的政论和史论，在汉初的历史上实在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当西汉初定之时——

陆贾时时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日：“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郦生陆贾列传》）

经过一番争论，终于有《新语》的问世。可以想见，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这个人的文化素养不高，有时还带着几分无赖习气，就连班固都说他“不修文学”（《汉书•高帝纪》下），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象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因而能够明达地采纳臣下的建议。他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代得失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考察历史上兴亡得失之故，这对于汉初基本国策的制订和贯彻，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今存陆贾《新语》十二篇，大致是可信的。其中第四篇名为“无为”，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它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是否可以认为，“无为”、“宽舒”、“中和”等等，既是对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的否定，也是直接影响到汉初基本国策的制订的理论根据。汉初统治集团内部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朝廷同异姓封国的斗争，有刘氏集团同诸吕集团的斗争，还有同姓封国同朝廷的斗争等等，但“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国策却长时期相沿未改，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这正是陆贾所说的“以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在政治实践上的具体表现。

从理论上对汉初基本国策进行说明的还有贾谊。贾谊是汉文帝时人，他的《过秦论》是不可多得的史论和政论。他认为，历史的经验对于国之安危是十分重要的：“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是他对于历史与现实之关系的总的理论。他对于秦亡之失有很多精采的分析，其主旨却在于：“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秦始皇本纪》后论）贾谊说的“取与守不同术也”，跟陆贾讲的“逆取而以顺守之”的话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是在批评秦的为政之失，没有直接说到汉朝统治应当如何如何，但《过秦论》全篇都是在为当时的基本国策提供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司马迁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同上）他赞同贾谊的言论，是寓有深意的。

从陆贾到贾谊的历史联系中，可以窥见汉初知识分子在总结历史经验、从理论上思考当代治国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认识，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汉初基本国策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它的制订，一方面也在于它的贯彻，而尤其在干这种贯彻的连续性。

吕后执政时，诸吕集团同刘氏宗室、开国功臣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吕后本人也用尽种种残酷手段。然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和倾轧，并没有改变汉初的基本国策。史家公正地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后论）可见在吕后时期，社会秩序已趋向于安定，社会经济已有了比较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跟刘邦时代的“承敝易变，使人不倦”的做法，跟陆贾提出的“逆取而以顺守之”的历史经验和“无为”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在于与民休息。刘邦当年说的“不欲费人”，并非一时取悦民心，而是作为基本国策的一部分相沿下来。故高祖、孝惠、高后时，“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平准书》）在赋税的征收和使用上，采取谨慎和严格的措施，是“不欲费人”、与民休息的重要内容。

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在文帝、景帝时继续得到贯彻。因此，汉初的社会面貌至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史称文景之治。司马迁极力称颂汉文帝的“盛德”，说：“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孝文本纪》后论）“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孝景本纪》后论）司马迁也具体地记载了汉文帝的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说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说他因惜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而罢露台之作；说他“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说他对待匈奴，“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说他对待贪污受贿的官员的办法是“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等等。总之，因其“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孝文本纪》）从吕后时期的“无为”，到文帝时期的“以德化民”；从吕后时期的“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到文帝时期的“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可以清晰地看出汉初基本国策在连续贯彻中的情形和效果。

唯其如此，历代学人对于汉文帝都有很高的评价。晋人挚虞有《汉文帝赞》，首四句称：“汉之光大，实惟孝文，体仁尚俭，克己为君。”（《初学记》卷９《总叙帝王》）唐人虞世南称赞他“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按：玄默，沉静无为之谓也），“庶几近于王道”（《帝王略论》卷２，敦煌遗书伯２６３６号）宋人洪迈尤感于文帝止辇受言和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的政治作风，钦佩他“以一女子上书，躬自省览”，“凡囊封之书，必至前也”。（《容斋续笔》卷３《汉文帝受言》）洪迈对于《史记•律书》所记文帝不主用兵的事，更为重视，认为“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容斋三笔》卷１１《汉文帝不用兵》）《律书》所记事是：“高祖厌苦军事，偃武休息”；文帝即位，将军陈武等议用兵，文帝不纳，以理疏之，告戒臣下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盛，粟至十余钱”。洪迈所着重的这一记载，对于说明汉初的基本国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

汉初基本国策能够得到贯彻并具有连续性，还因为它得到了大臣的配合和民众的拥护。史载：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日夜饮醇酒”，“不事事”，遭到惠帝斥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守之，不亦可乎！”（《曹相国世家》）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对。曹参为刘邦旧臣，自然对刘邦、萧何的政治举措了解至深。值得深思的是，从刘邦的“承敝易变，使人不倦”、萧何的“顺流与之更始”，到惠帝、吕后时的“无为”和与民休息以及曹参的“遵而勿失”，这是秦汉之际封建皇朝政策转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易变”“更始”和“遵而勿失”的统一。汉初历代统治者的成功之处，是他们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两个不同的环节。汉初的基本国策得到民众的拥护，可以当时的民谣作映证：“萧何为法，顜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司马迁谓之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苛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这是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当时的民谣和评价曹参的作为，是历史经验之形象的表示和理论的概括的统一。

当我们的视线和思绪重新回到前面所提到的那两幅历史画面上来的时候，无疑会认识到，从前者通向后者，中间经过了艰难的历程，而汉初的基本国策在这个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至为重要。此后，汉武帝时，这个基本国策不断有所改变，西汉的社会面貌也就跟着发生了变化。这从《史记》的《封禅书》、《平准书》等篇所记，看得十分清楚。“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后论）身处汉武帝盛世的司马迁有一种危机感，这是他的可贵处，也是他的高明处。他说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虽不尽合理，但跟班固之论汉武帝“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赞）这些饰辞相比，不啻霄壤之别。如果以武帝时期的一些举措同汉初的基本国策作个对照的话，那同样也是一个饶有兴味、能够引起人们深沉思考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