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祭罢炎黄祭女娲？（四）

否认三皇五帝，会“动摇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

历史年年重演着旧剧目，观众换了一轮又一轮。马克思当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说，一切历史事变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历史常常有惊人相似”这句话很对，历史之所以可以反复上演而不被人们厌倦，因为在不明就里的新观众看来，旧剧目似乎总是新的，不免依然看得兴致勃勃。

其实，当下的炎黄祭祀热过去不是没有，对于炎黄百般崇敬甚至神化的剧目更是不断重演。这让我想起八十年前的一场风波，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校、顾颉刚等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明令禁止发行。当时国民政府之所以禁止这本书，只是因为关于古史的叙述中不仅没有三皇五帝，而且认为“尧舜揖让的传说，没甚根据”，一部分是流传的神话，一部分是托古改制的瞎话。作为建设一代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历史教科书，很多人觉得，必须追溯超越埃及、希腊、罗马的古老历史，以证明民族的独立与悠久、文明的古老和神圣，否则，人会面对他族望洋兴叹，失去自豪与自信。当时的《醒狮周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阿斗”、题为《一件比蒋桂战争还要重要的事》的文章，记载一个叫做丛涟珠的山东曹州重华学院学董，一本正经地上文呈请政府禁止这部教材，而国民党大佬戴季陶更严肃地说，你教科书否认三皇五帝，会“动摇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出于一个祖先”。在这份报道上，作者形象地描述了国务会议的情况，“戴季陶这一天神色仓皇，一手握着这几本教科书，一手抵在桌上，在会议席上大放厥辞，认定这两部历史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胡适看了看这份报纸，无奈地笑笑，把它小心地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同样的戏码在中国演，也在日本演，就在几年后，在日本有一个叫做津田左右吉的学者，和顾颉刚的古史辩学说一样，坚持用“无征不信”的学术立场考证历史，写了《日本上代史的研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等等著作，指出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以后时代的历史，是层层积累“制造”出来的，很多年代并没有根据，所谓“神代史是在国家组织整顿之后，试图在思想上论证国家合法性和合理性，而精心编织起来的神话”，“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思想的构成”。然而，他也被日本右翼攻击，被安上了“不敬罪”，他的著作同样被禁止发行，而他本人也被迫从早稻田大学辞职。这一年，正好是日本民族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1940年。在这个时代，日本由于战争，亟须民族凝聚力与动员力，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上古神话，正好支持了所谓“国民精神”的异样膨胀，本来取向不一的神道教、儒家、佛教、天主教在这种民族主义大潮中，结成了“精神报国大连同盟”，津田左右吉的历史伪造说，是一种不协调声音，难怪右翼分子对这个本来也相当大日本主义的津田左右吉，也要坚决抨击和抵制了。

奇怪的是，津田的一些思路原本来自他的私淑先生、东京大学教授白鸟库吉。然而明治时的白鸟演的是喜剧，而昭和时的津田演的却是悲剧。在日本明治时代重塑历史的潮流中，白鸟左手写《关于尚书的高等研究》质疑中国传说中的帝王尧舜禹，右手写《檀君考》对朝鲜流传的早期神话加以批判，在他笔下，中国和朝鲜的“五千年文明和历史”都被解构。尽管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学术训练追求真实的历史学，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明治日本瓦解中国和朝鲜早期传说，凸显日本文化自主渊源的意思。怪不得白鸟成了国师级的人物大红大紫，而津田亦步亦趋把这种历史方法挪用到日本的时候，却得了个“不敬”的罪名，被反复追究责任。

历史真是奇怪得很。

历史学仅仅是“赢得未来”的工具吗？

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会为民族自尊和认同构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有一个悠久的历史，”MichaelSturmer说，“谁提供记忆，塑造概念，诠释过去，谁就赢得未来。”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关于过去的概念只是来自传说吗？提供过去的记忆只是依赖一些神话吗？历史学仅仅是“赢得未来”的工具吗？历史学家一直宣称历史就像科学，科学的历史学面对过去，应当像聚光灯下操手术刀的医生，面前只有有待挖瘤割疮的身体却不是一个充满爱恨情仇的熟人。那么，追溯过去的历史学在建构认同和追求真实之间，该何去何从呢？

回到《史记》。尽管秦汉时代炎、黄二帝已经逐渐成为认同象征，设了上畤下畤的祭坛被供奉，但司马迁还是觉得，“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尚书》中没有记载黄帝，这让他觉得很为难，只好南下江淮，北上涿鹿，西至崆峒，东达海边，听很多老人传诵黄帝故事，但最终仍然觉得人言人殊。作为史官，他既要寻找一个历史的源头，又不好违背历史真实，于是只好苦笑笑说，“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司马迁的犹豫让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很困惑，因为这种传说没根没据，而有限的记载好像又有些不尽光彩，清人梁玉绳在读了《史记》后说，就算是黄帝实有其人，历史记载中的他忽而拥护君主，忽而犯上作乱，“日寻干戈，习用军旅”，实在不能算是人文楷模，为什么要留下来放在《史记》当历史源头？

我没有去过炎帝陵和黄帝陵，只是在照片上瞻仰过那宏大的仿古建筑群，觉得夸张有些奇怪，我也没有参加过祭祀炎黄的活动，只是觉得呼唤了几十年破除迷信的政府官员面对虚构神祇却叩拜如仪，不免有些异样，学界中人有的像相声捧哏一样为这种事情考证，也实在煞有介事得滑稽。隆重其祭祀，巍峨其建筑，也许到头来只剩下两个意思，一是期待它成为旅游资源来赚钱，一是花钱赚吆喝，让它当精神动员力的浮夸象征。关于虚耗公费的前者，我们无话可说，关于事关历史的后者我却要问，为什么老是“药方仍贩古时方”？你看东亚三国，在需要民族认同的时候对历史的追溯和神化，就好像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都希望说自己的历史长，自己的文明好，而且都要想方设法证明它是来历久远的“自主产品”，并不是别人祖先下的“蛋”，可是，这种争先恐后把自己家谱上溯到虚无漂渺处的做法能够证明什么呢，是否反而会引起“历史的竞赛”并引起“无尽的争执”呢？

其实，檀君也好，天照大神也好，炎黄也好，始终是有人在质疑的，不说司马迁那么早的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庞朴先生好像就写过文章，半是考证半是调侃地说，黄帝原本大概是黄河皮筏子。可是，严肃的历史证据毕竟架不住重塑历史的潮流滚滚而来，就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河南和甘肃正在争先恐后地“隆重祭祀三皇之首伏羲”，看看人头攒动的盛况，不觉暗暗吃惊，朋友来信说，连唐代人编出来的《三皇本纪》，有人也提议要重新放回被顾颉刚他们郑重删去的标点本《史记》前面了，那么，下面要追溯和祭祀的是谁呢，是女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