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天命与人事（四）

第二节 有民斯有土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全国１０３个郡、国（郡级政区）的登记人口是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这是史学家一致认为可以接受的比较准确的数据，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个中原王朝全国性人口统计数。在这以前，虽然没有留下确切的人口数据，但据估计，在战国中叶已有二三千万人口。从史料中大量大规模战的记录来看，这一估计大概不会离事实太远。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清朝的登记人口已达到四亿三千万。

当然，人口数量与一个国家的疆域大小并不存在直接的比例关系，人口的多少同一个政权的扩张愿望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统一和分治、分裂的过程中，人口并不是一个无关的因素，却是毫无疑问的。

亿兆斯民

秦朝以前各国的疆域扩张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以武力夺取别国的领土，一是开发无人区。从西周时数以千百计的诸侯合并为战国七雄就是这样进行的，而其中战争是主要手段。

人力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战争的胜利又会带来俘虏、土地、人民，直接增加人口，或者为增加人口准备了条件。即使是付出极大人力牺牲的战争，只要获胜，对方的人口必定会减少更多，相对的人力优势还是存在的。当时尽管已经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但总的说来还是地广人稀。所以，不仅中原周边的诸侯国有很大的扩张余地，就是在黄河中下游这样的中心地区，国与国之间也还有不少无人居住的空地，有时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行程千里却会无人知晓。各国周围未加开垦的“草莱”就更多了。以开垦方式扩展国土同样需要人力，因而各国的君主，如孟子所见的梁惠王，无不关心“寡人之民”与“邻国之民”的消长。应运而生的上计制度就是要求县一级的地方官每年向国君汇报全心全意辖地内人口的增减，到战国时期各国已普遍实行这项制度。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就采取了招徕邻国人民及增殖人口这两方面的措施。招徕人口只是引诱邻国人民逃亡或强制迁移被占领地区的人口，对总人口的增加并无影响。增殖人口的措施却产生了颇大的作用，并且对汉代人口的增加也有积极意义。具体的办法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用加倍征收赋税的办法迫使已有成年儿子的家庭分居，以便让青年及早负起家庭的担子，及时组织新的家庭，生儿育女。因家庭贫穷，无力让儿子分家结婚的，就只能让儿子给人家当赘婿。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强制的和习惯的压力使男女青年早婚早育，从西汉沿用这一传统来看，它对人口增殖显然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秦朝以后，人口数量对中原王朝的疆域扩张也具有重大作用。因为除了少数军事据点可以不考虑人口条件外（但长期的军事据点也必须考虑粮食和物资的补给），其他作为版图之内的地区都必须有人居住，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设立政区。而新开拓的地区的人口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本地尚在的原有人口和外来移民。

中原王朝的人口的绝对数字，在当时都是世界冠军，公元初的西汉末有六千万，２世纪中叶的东汉不少于此数，８世纪中期的盛唐估计有八千万以上，１２世纪初的北宋已经超过一亿，１７世纪初的明朝接近二亿，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清朝达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绝对数量都非常大。但由于幅员辽阔，人口密度还不大，所以在明末以前，除个别地区外还没有形成相对饱和，一般不会产生寻求疆域扩张的人口压力。

移民实边

从秦朝开始，在其疆域内已经有了一部分非华夏（汉）族的聚居区，如今浙江南部和福建是东越、章法虎人的聚居区，岭南今广东、广西是南越人的集中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云南是“西南夷”的基地，其他民族聚居地区还不少。这些非汉族聚区虽然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但与汉族聚居区有很大的区别。有的还是以渔猎为主，有的虽从事农业，但耕种相当原始落后。这些地区大多未充分开发，地形崎岖，环境闭塞，交通困难，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或部落残余依然存在，人口密度很低。

对这些地区，统治者一般采取两种治理方法：一是基本维持原状，委任原来的部族首领为地方长官，或者完全承认原来部族首领的权力，只派遣监护或督察的官员而不派遣行政官员，不征收赋税或仅征收象征性的贡品。一是设置郡县，划为正式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实行基本相同的政策。采取前一种方式比较容易为当地民族的接受，一般只须派遣少数军队或人员，甚至不必保留常驻人员。但王朝的统治只是象征性的，经济上无利可图，反而会增加财政支出，因此只是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采取后一种方法容易招致当地民族的反抗，但对王朝的经济有实际作用，所以只要有可能就会乐意采用。这就需要派驻一定数量的军队，更重要必须有足够的移民。因为军队不可能久驻、多驻，否则会增加供应的困难。武力也不宜滥用，如果将当地人斩尽杀绝，或者全部赶走，得到的只是一块空地。除非在人口压力很大时才会有这种需要。移民则既可以进行开垦，就地繁殖，增加中原王朝的统治基础，确保粮食供应，也可以同化当地民族，达到“变夷为夏”的目的。

但是组织移民并不容易，一般地区的人口并未相对饱和，不存在剩余人口。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加上宗族观念、乡土观念的影响，安土重迁早已成为传统。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即使在天灾人祸严重时被迫流亡，大多数人还是要千方百计返回故乡。人们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所以对新开辟的异族地区几乎不会有自发自愿的移民，而只能用强制手段迁入罪犯或身分低下的民众，或者利用天灾的机会遣送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