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张之洞及其《劝学篇》

近代中国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敏感的梁启超称之为“过渡时代”。而面对这种“过渡时代”，各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派别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抗拒“过渡”；有的致力于探究“过渡之道”，所设计的方案又有差异。就清朝统治阵营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分化出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集团。顽固派如同治间大学士倭仁、光绪间大学士徐桐声言，“道”和“器”均应一仍其旧，纲常名教不得有丝毫改易，从而坚持抗拒“过渡”的立场。洋务派则有限地赞成“过渡”，他们主张“变器不变道”，即在保存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留心西人秘巧”，提倡学习“西技”、“西艺”，也兼及“西政”，并在他们主持的部门和地区兴建近代化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修造铁路、创办学堂、组建新式陆海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当朝大臣有奕訢、桂良、文祥；疆吏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张之洞是后起者。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曾是著名的清流党人。光绪七年（1881年）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十年（1884年）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展开洋务建设，中法战争期间，竭力主战，并起用老将冯子材，奏请唐景崧率师入越，会同刘永福所辖黑旗军抗法，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此后在督鄂及暂署两江总督的近二十年间，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建芦汉铁路，兴建各类学堂，大量派遣留学生，组训江南自强军、湖北新军，造成一种耸动朝野视听的格局，张氏长期坐镇的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实力中心，张氏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由于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赢得“天下之望”；而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1895年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曾对暂署两江的张之洞寄以厚望。张之洞则企图利用强学会扩大自己的影响，遂捐银五千两，列名入会，以后张又成为上海强学会的发起人。1896年张之洞返回湖广本任，曾札饬湖北全省官销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同年秋冬之际，《时务报》连续发表梁启超、徐勤等人批评朝廷丧权辱国和种种社会弊端的论文，张之洞认为是“越轨”文字，便指示汪康年对梁启超加以掣肘。

1898年初，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知道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遂“预为自保计”，于1898年4月撰写《劝学篇》。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可见，《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作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便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以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使“中体西用”成为当时“流行语”。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但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62页）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诸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

《劝学篇》因有若干新学内容，故为光绪帝所接纳；而其上篇力辟民权论，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这正表现了《劝学篇》及张之洞本人的双重色彩。而恰恰是这种双重色彩，使《劝学篇》在多事之秋的戊戌年间能够左右逢源，被帝后交相嘉许，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据在华洋人估计，刊印不下二百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大数字。西方各国对此书也颇为重视，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

《劝学篇》对文化的不同层面持不同态度，引申出“变”与“不变”的二重观点。张之洞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就是说，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为证明“器”的可变性，张之洞旁征博引经典，如《周易》的“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尚书》的“器非求旧，惟新”；《礼经》的“五帝不沿乐，三五不袭礼，礼时为大”；《论语》的“温故知新”等等。为论证“道”的不可变性，张之洞则征引《礼记·大传》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他进而发挥道：“五伦之道，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

张之洞的“变易”与“不易”的二重思想，虽然与诸经都有关系，而其主要渊源则在《周易》关于“变易”与“不易”的二重学说。应当指出的是，张氏并没有追求“变易”与“不易”间的辩证统一，这与其说是其哲学思想的失足，不如说是政治上陷入矛盾与惶惑的结果。作为有限的改革者，张氏力图变更陈法，改弦更张，在技艺层面，甚至部分地在制度层面采用“西法”；然而，作为宗法——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的卫道者，他又竭力维系旧的政治——伦理系统。而现代化过程本来就是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企图在保存已经垂死的旧有本体的前提下，变更某些枝节，必然事倍功半。

总之，张之洞从“器可变”观念出发，导演出颇有声色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一幕：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事，一度达到东亚先进水平，使继续从事这些现代事业的人感受其赐，如毛泽东在论及中国现代工业建设时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然而，洋务派从“道不可变”观念出发，力图维护清王朝所代表的宗法——专制制度，又阻碍着中国现代化向纵深进展，这种“变易”与“不易”就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怪圈。

以后，张之洞在1900年与刘坤一合谋策划“东南互保”，1902年又与刘坤一合奏“变法三疏”，都是《劝学篇》阐明的路线的延伸。尤其是“变法三疏”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如“兴学育才”四“大端”以及“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基本上是《劝学篇》的具体化。张之洞也因此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也可以说，清末“新政”是《劝学篇》各项主张的实践——政治上维持专制体制，经济文化上推行若干新法。《劝学篇》刊行后不久，即遭到改良派人士的谴责。严复等着力批评其“体用两橛”的理论混乱；而揭起系统清算《劝学篇》旗帜、并侧重抨击其反民权思想的，则是长期居住香港、受过系统西式教育的何启和胡礼垣所撰的《劝学篇书后》。

应予指出的是，张之洞晚年的改革方略也曾涉及政体层面，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致刘坤一等人的电牍中称“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该电牍主张仿效英国国会上下议院制度，州县长官由全省绅民公举，并建议刘坤一等“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限于历史条件，张氏的这一改革政治体制的设计未及实施。

1909年10月，张之洞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任内溘然长逝。富于戏剧性的历史场景是：在张氏死后两年，中国第一次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在张氏经营近二十年的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发，其经营的机器工业、新式学堂和新军，一并转变为打击清朝的物质力量，专制帝制随之轰然坍塌，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历史自身的逻辑昭显了《劝学篇》内外篇的矛盾性难以在同一框架内和平共存。然而，《劝学篇》作为探讨中国社会及文化如何在古今中西大交会时代实现“过渡”的一部作品，是道、咸、同、光间一批朝野人士求索过渡之道的思想结晶，并为此后一个长时期提供了继续讨论此一切关宏旨的论题的基点，无论是发扬它还是批判它的人们，都离不开《劝学篇》设定的范畴、论题与展开域。尽管《劝学篇》的许多具体论点论据已成明日黄花，但它关于文化的内—外、本—末、体—用、常—变、动—静之辨，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世界性获得二者关系的探求，都已提出后人无法回避的题目，促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