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李开先与笑话

《金瓶梅词话》中贯串着大量的时行小调、散曲、套数、院本、杂剧、传奇、宝卷及其他话本材料，尤其是书中捏合穿插的笑话，更是妙趣横生。虽然其中不乏低级趣味，但大部分笑话恰到好处，如第九十三回《王杏庵仗义赒贫任道士因财惹祸》中写道：

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穷困潦倒，无奈出家。收留他的任道士为了考察他老实不老实，一次出门，吩咐陈经济：那后边养的一群鸡，说道是凤凰，我不久功成行满，骑它上升，朝参玉帝；那房内做的几缸，都是毒药汁，若是徒弟坏了事，我也不打他，只与这毒药汁吃了，直教他立化，你须用心看守。惯于吃喝玩乐的陈经济，识破了他的谎言，把最肥的一只鸡宰了，把酒筛热，一边吃还一边得意地唱，待任道士询问时，陈经济回答道：告禀师父得知，师父去后，后边那凤凰不知怎的飞了去一只。教我慌了，上房寻了半日没有，怕师父来家打。待要拿刀子抹，恐怕疼；待要上吊，恐怕断了绳子跌着；待要投井，又怕井眼小挂脖子。算计的没处去了，把师父缸内的毒药汁，舀了两碗来吃了。

这一笑话既烘托了人物的个性，又使故事情节饶有风趣，耐人寻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然而究其根源，这种嘲讽道士的行径，并不自明代始，它的雏形见于唐代敦煌卷子本《启颜录》。它是这样写的：

尝有一僧忽忆吃，即于寺外作得数十个，买得一瓶蜜，于房中私食。食讫，残留钵盂中，蜜瓶送床脚下，语弟子云：“好看我，勿使欠少，床底瓶中，是极毒药，吃即杀人。”此僧即出。弟子待僧出后，即取瓶泻蜜，揾食之，唯残两个。僧来即索所留蜜，见唯有两颗，蜜又吃尽，即大嗔云：“何意吃我蜜?”弟子云：“和尚去后，闻此香，实忍馋不得，遂即取吃。畏和尚来嗔，即服瓶中毒药，望得即死，不谓至今平安。”僧大嗔曰：“作物生，即吃尽我尔许。”弟子即以手于钵盂取两个残，向口连食，报云：“只做如此吃即尽。”此僧下床大叫，弟子因即走去。

目前尚无材料证实《金瓶梅词话》作者是否看过《启颜录》，但偷酒与偷这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足以表明《金瓶梅词话》作在创作时即使没有看过《启颜录》这本笑话集，但也是锐意穷搜此类笑话素材的。否则，陈经济出家在寺院偷喝师父的美酒，与佛门弟子偷吃师父的佳这明显的继承痕迹作何解释?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金瓶梅词话》作者对民间俗文学采取了一种不择细流、不嫌卑微的态度，把它融汇到自己的笔端，才形成了《金瓶梅词话》这一广阔的大海，这才堪称文学大师的风范。后代的民间俗文学不是从《金瓶梅词话》中汲取养料，又繁衍出新的笑话吗?清代小石道人纂辑的笑话集《嘻谈录》中就有一则《偷酒》，它是这样写的：

一先生好饮酒，馆董爱偷酒，偷的先生不敢用人，自谓必要用一不会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一不认得酒者，乃真不吃，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荐一仆至，以黄酒问之，仆以陈绍对。先生曰：“连酒之别名都知，岂止会饮。”遂遣之。又荐一仆至，问酒如初，仆以花雕对。先生曰：“连酒之佳品竟知，断非不饮之人。”又遣之。后又荐一仆，以黄酒示之，不识；以烧酒示之，亦不识。先生大喜，以为不吃酒无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将出门，留此仆看馆，嘱之曰：“墙挂火腿，院养肥鸡，小心看守。屋内有两瓶，一瓶白砒，一瓶红砒，万万不可动；若吃了，肠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呤再三而去。先生走后，仆杀鸡煮腿，将两瓶红白烧酒，次第饮完，不觉大醉。先生回来，推门一看，见仆人躺趴在地，酒气熏人，又见鸡、腿皆无，大怒，将仆人踢醒，再再究诘。仆人哭诉曰：“主人走后，小的在馆小心看守，忽来一猫，将火腿叼去；又来一犬，将鸡逐至邻家。小的情急，忿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嘱红白二砒，颇可致命，小的先将白砒吃尽，不见动静；又将红砒用完，未能身亡。现在头晕脑闷，不死不活，躺在这里撑命呢。”

以上三则笑话联系起来看，是《金瓶梅词话》作者，将僧徒偷吃师父的俗讲加以移植，变成了投靠他人的陈经济偷酒喝的故事；清代《嘻谈录》中的“偷酒”，则是从《金瓶梅词话》沿袭下来的，其中《金瓶梅词话》作者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一眼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