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二）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发大军攻宋。十三年(1276)，元军下临安，取江浙、福建等地。十六年(1279)，广东崖山一役，宋军大败，幼帝蹈海死，结束了南宋的历史。元朝统一了中国。在统一过程中，元朝政府注意保护海外贸易，使之不受战争影响而中断。至元十四年(1277)，便在南宋原有基础上于泉州、庆元等处建立市舶机构。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诏福建行省官员，要他们对海外各国加强联系，“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主要是针对南海诸国说的，至于在此以前已与元朝有密切关系的高丽，当然更不成问题。据郑麟趾《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四年(戊寅，1278)十月，“宋商人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所谓“宋商人”是高丽方面对来自中国南部(南宋统治区)商人的习惯称呼。事实上，这时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均已归元朝统治，“宋商”实际是元商。高丽国王赐宴内廷，说明这起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是公开的、合法的，也就是得到元朝政府同意的。此事足以说明，元朝政府对于民间商人与朝鲜半岛的海道贸易，采取支持的态度。

元朝统一以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是频繁的。首先表现在海运粮食上。元朝在平宋以后很快便建立了海运，即由海道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方，先到直沽(今天津)，再由直沽经运河运到大都(今北京)。每年海运的粮食。起初是几万石，逐渐增为几十万石、百万石，最多时达到三百多万石。海运可以说是元朝统治的生命线。值得注意的是，海运的终点并不限于直沽，还有辽东，甚至伸展到了朝鲜半岛。中国史籍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一月，忽必烈“敕漕江淮米百万石，泛海贮于高丽合浦，仍令东京及高丽各贮米十万石，备征日本”。但次年正月忽必烈因江南动乱罢征日本，这次大规模的海运计划并未付诸实施。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忽必烈“以其国(高丽——引者)饥，给以米二十万斛”。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忠烈王十七年(1291)六月，“元遣海运万户黄兴、张侑，千户殷实、唐世雄，以船四十七艘载江南米十万石来赈饥。世子豫奏比年国人征戌转饷失其农业，以致饥馑，故有是赐”。次年(1292)闰六月，“元诏漕运万户徐兴祥等二人运米十万石来赈饥民，遭风漂失，唯来输四千二百石”。世子即忠烈王之子王璋，也就是后来的忠宣王。这批作为救济用的粮食分两年自江南运到朝鲜半岛。组织过两次大规模海上运输的是元朝海运的主持者之一朱清。朱清和海运的另一主持者张瑄在南宋末年都是横行于海上的强盗，“若捕急，转引舟东行，三日夜，得沙门岛。又东北，过高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亡虑十五、六返”。元军南下，朱、张投降，由于他们熟悉中国南北航路，便献海运之策，适应了元朝政府的需要，因而得到重用，专门负责海运事宜。同时，他们对于“高句丽水口”也是有所了解的。在忽必烈决定海运江南粮二十万石到高丽时，这一任务很自然便落到朱清身上．朱清原为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海道运粮万户，“庚寅(至元二十七年，1290)，运高丽，辽东粮，枢密院奏功，进骠骑冲上将军，余如故”。这里的“庚寅”显然是“辛卯”(二十八年，1291)或“壬辰”(二十九年，1292)的讹误。至于朝鲜史籍中所载海运粮的官员，黄兴疑是黄真之误，黄真是朱清下属的五万户之一。张侑不可考。殷实是朱清的得力部属。至元二十九年，以朱清为首的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下分七翼千户所，其中之一是殷武略翼，武略是武略将军的简称，殷武略翼即以殷实为首的千户所。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忽必烈殷实为管领海船副万户。这次提升可能与运粮高丽有关。唐世雄不是汉人，而是西夏人，原名黄头。西夏在元代称为唐兀，故以唐为姓，名世雄。他长期从事海运，后来升至海道都漕运万户。这时他的具体职务是嘉兴等处运粮千户。第二年负责海运的万户徐兴祥在同一朝鲜史籍中另一处又作徐兴祚。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从事海运的重要人物中有一位徐兴祖，也许徐兴祥、徐兴祚都是徐兴祖之误。此外，见于中国方面记载的还有一位范文富，“豫馈运高丽及交趾出征军粮，”至元戊子(二十五年，1288)官运粮副千户。

宋代与高丽的海上交通，有北线，有南线。北线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县)东航至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经过芝罘岛(今山东烟台市北)。南线由明州(今浙江宁波)经昌国沈家门(今浙江普陀县)，蓬莱(今大衢山岛)，向北进入大海，与海岸线并行，到淮河入海口附近，转而向东，进入黑水洋，也就是山东半岛以南，朝鲜半岛以西的黄海深水洋，先到朝鲜半岛西南的黑山岛(今名大黑山岛)，然后沿半岛西海岸北上，至开城。北宋初期，主要是北线；北宋中期起，为了“远于辽”，改以南线为主。到了南宋时期，山东半岛为金朝所有，只能由南线航行。元朝初年的海运，是以太仓(今江苏太仓)为起点，沿海岸线北上，经过山东半岛，到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列岛)，进入莱州洋(今莱州湾)，沿海岸直至直沽(今天津)。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海运，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线。元朝诗人朱晞颜在“至元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曾搭乘海运船北上，他将“舟航所见”用诗篇记录下来，总题为《鲸背吟》，共三十余首⒇。第一首题为“盐城县”，盐城即今江苏盐城，第四首为“莺游山”，该岛又作嘤游山、鹰游山，即今江苏连云港市的东西连岛。以后又有“乳岛”(今地待考)、“沙门岛”(今山东长山岛)、“莱州洋”等诗，足以说明这一次海运确是沿海岸线北上，续山东半岛航行。《鲸背吟》最后是“分船”和“直沽”。“分船”诗云：“高丽辽阳各问津，半洋分路各伤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由各诗的排列看来，“分船”之事应发生在过莱州洋以后，到直沽以前。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往高丽的运粮船有可能是沿渤海湾北上，经辽东半岛，再到朝鲜半岛的。但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起，在朱清等主持下，开辟了新的海运路线，即由太仓出长江口后，利用西南风，取道东北，驶向大海。经过山东半岛成山角后，则与原来的路线大体相同。海运路线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到中国南方与高丽之间航线的变化，至元二十九年运到高丽的粮食大部分“遭风漂失”，应该是探索新航线造成的。可惜的是这方面缺乏明确的记载。

高丽忠烈王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元遣江南千户陈勇等载米二十艘来，又献鹦鹉一双，其他土物甚多”。这次运米的目的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这一年忽必烈又派人到高丽督造战船和管军粮，准备再征日本，显然运来的江南粮食是供出征日本用的军粮。次年，忽必烈死，征日本的准备工作停止。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元遣中书舍人爱阿赤来。先是为征日本，运江南米十万石在江华岛。今辽沈告饥，帝(元成宗——引者)诏以五万石赈之”。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二月，“遣中郎将宋瑛如元请减运粮，帝不从”。四月，又“遣将军柳温如元，请减辽阳运粮，帝许减二万石”，在此前后，高丽用船分三次将江华岛贮粮运往辽阳，共计三万余石。为征日本从江南调拨十万石米到江华岛无疑是忠烈王十九年的事，但是十万石米似非“二十艘”船所能装载，很可能记载有误或有缺漏。

元朝政府从江南经海道运粮食到高丽，主要是以上几次。这几次海运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也是宋代所不曾有过的。这几次相当规模海运进行，使得联系中国南方和高丽的海道为更多的航海人员所熟悉，这对于两国海路贸易的开展，无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应该指出的是，忠烈王二十一年由高丽运粮到辽阳并非偶然。早在元朝统一以前，忽必烈曾于高丽元宗十四年(至元九年，1273)下令“运东京米”二万石到高丽赈济饥民，由于“水路阻运”，第二年四月才运到。东京即今辽宁辽阳，元辽阳行省首府。高丽忠烈王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政府要求高丽“措辨十万石”接济辽东。高丽以船四百八十三艘“转米六万四千石于盖州”。盖州即今辽宁盖县，当时属辽阳行省。从这些事例可知元代在高丽与中国的辽东半岛之间海上往来是颇为密切的。事实上，沿朝鲜西海岸线的航行，是一条由来已久的传统航线。

除了海道粮运之外，元朝和高丽之间通过海道进行的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根据《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十四年(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七月戊申，“宋商人顾恺、陵清等来献土物”。同年八月，“以圣节宴于大殿，宋人作戏”。“宋商”指的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这是沿袭旧称已见前述。至于在宴会上，“作戏”的“宋人”，应即是上一个月来到高丽的“宋商人”。忠烈王二十七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八月戊子，“江南商客享王于寿康宫”。所谓“江南商客”也正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商人。忠烈王三十年(元大德八年，1340)七月己卯，“江南僧绍琼来，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琼自号铁山”。这位来自中国江南的僧人是“泛海而至”的，显然搭乘的是这一年前来高丽的中国江南的商船。这几条记载都是关于中国南方商人的，此外还有经过海道前来高丽的中国北方商人。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来，言：“海贼三十余艘，着青黄衣，鸣铎击鼓，袭海杀掠人物。”大都即今北京，这些来自大都的商人讲述了他们的海上见闻，说明他们肯定是从海道来的。在中国北方大都附近的港口与高丽之间，有着一定的航线。

上面讲的是通过海道前往高丽的中国商人。《高丽史》中还记载了高丽方面经过海道到中国进行的贸易活动。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贞元年，1295)四月“又遣中郎将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当时高丽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用麻布换取元朝纸钞，就是供世子婚礼用。但由此可见，高丽与中国山东半岛之间有着海上的航路，而且有着贸易的关系。高丽忠肃王元年(元延祐元年，1314)六月，命官员们考阅新购书籍，“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以上两起都是高丽官方组织的贸易，可以想见，高丽民间也会有前往中国山东半岛和江南的贸易活动，有趣的是，以元代大都生活为背景的翻译教科书《朴通事》中讲到，从高丽前来大都，有“船路”，有“旱路”，“航路”就是海路。其中还说：“今年水贼广。我来时节五、六个贼船围着一个西京来的载黄豆的船，又高丽地面里来载着千余筒布子的大船，冲将去了。后头听的，那贼们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夺了，把船上的人来打杀了。”和前引《高丽史》记载相印证，在高丽与中国北方港口之间航线上来往的，既有中国商人，也有高丽商人。

值得指出的是，《高丽史》中有关元朝海商的记载甚少，而关于宋朝(主要是北宋)海商的记载甚多，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我认为指出两点是必要的。第一，见于《高丽史》记载的，通常是国王接见海商的活动。如果不与国王有关，中国海商的到来，便不会引起注意。因此，《高丽史》上的有关记载，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活动，远不是全部，肯定还有不少到高丽贸易的中国海商，被《高丽史》遗漏了，在宋代是这样，在元代也是一样。在宋辽、宋金对峙的形势下，前往高丽的中国海商往往担负着沟通双方关系，传送政治信息的使命，他们的到来自然受到高丽政府的特殊重视，所以常有国王出面接见宴请之事。到了元代，中国海商已没有这方面的任务，完全是单纯的商业活动，与国王发生关系的机会也就少了。第二，元朝统一以后，出现了南北经济广泛交流的局面，首都大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集中全国各地货物的商业中心。元朝政府重视交通事业的建设，从高丽经中国东北到大都的陆路交通是相当便利也是比较安全的，相对来说，海道则是比较危险的。因此，高丽和元朝的贸易活动，无论是官方的或是民间的，大都通过陆道进行，海道贸易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降低，这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

关于高丽到中国南方的海道贸易活动，可以从中国方面的资料得到印证。据元代著名学者姚燧记载，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史耀为江浙行省右丞，“高丽王遣周侍郎浮海来商有司，求比泉、广市舶，十取其三。公(史燿)曰：‘王于属为副车，且内附久，岂可下同海外不臣之国。惟如令，三十税一。”元朝的市舶制度，对于进口的货物，精色十取其一(后改为二)，粗色十五取一(后改为二)，称为“抽分”，实即市舶税；然后再三十税一，这是商税。纳完市舶税和商税以后，方可在市场上出售。姚燧所说“泉广市舶，十取其三”是不准确的。史燿提出“三十税一”的意思，是对高丽的货物，免收市舶税，只收商税，也就是给予优待，与国内货物同样处理。他的意见是否被接受，并不清楚，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高丽向中国江南输出物品是为数不少的，而且其中相当多应是由高丽官方或民间经营的，否则高丽政府就不会专门派人到江南谈判市舶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