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与《保卫延安》的命运悲欢（三）

这部书出版后，杜鹏程调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当选中国作协理事。

1956年，作者对《保卫延安》进行了较大修改，增加了二三万字，又出了第二个版本。为了配合这次发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将冯雪峰的长文以《论(保卫延安)》为题出成单行本，放在“文艺作品阅读辅导丛书”中，一下子印刷了四万册。1958年《保卫延安》又在原来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出了第三个版本，使彭德怀的形象更加丰满，《保卫延安》在五十年代的中 国文坛独领风骚，许多读者投书出版社和作者，称赞小说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原则，为他们提供了一部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食粮。

杜鹏程回到西北后，深入到铁路工程的建设工地，写出了《工地之夜》、《延安人》、《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一系列反映工人精神面貌的作品，名篇《夜走灵官峡》还被选人到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然而，这位因《保卫延安》而享受全国的著名作家，却同样因为这本书而遭到意外的厄运。

彭德怀危难中的正义保护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写了反对“大跃进”的《意见书》而遭受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国防部长职务，由于《保卫延安》曾描写了彭德怀的艺术形象，自然受到牵连，被诬为“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

因人废文，以文废人，制造冤案，是那个年代屡见不鲜的荒诞悲剧。

从那以后，《保卫延安》这本书就不叫印了，也不通知作者，杜鹏程也不敢过问，1963年下半年，在农村参加“社教”的杜鹏程听说有人下令叫烧毁这本书，罪名是“授意为彭德怀树碑立传”。他怎么也想不通，“当时，彭总根本认不得我这个普通干部，怎么能授意我写什么书——树碑立传呢?这是活着的人可以作证的啊!”

1966年“文革”一来，更是雪上加霜，杜鹏程被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专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曾戴过“八路”、“解放”臂章的胳膊上，现在换上了一块白布，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年曾浴血奋战的地方，现在成了被到处游斗、侮辱示众的场所，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朝杜鹏程吐唾沫，抛石头，吃饭前都要夹着碗、低着头，念念有词地背诵规定好的“请罪词”，造反派还说杜鹏程写《保卫延安》“发了财”，其实此书的稿费百分之九十交了党费和捐献给了公家，他有口莫辩。

1967年12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不惜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长文《(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随即，对这部作品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批判和围剿开始了，当时充斥版面和无休止的批判会上全是扣帽子，什么“恶毒攻击毛主席”、“为彭德怀篡党夺权作吹鼓手”、“宣扬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丑化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宣扬战争恐怖论”，等等。

从那时起，杜鹏程的处境空前恶劣起来，加在他身上的各种折磨手段也升级了，他的身心几乎到了被摧毁的地步，杜鹏程就想，人民群众对真理与谎言、正义与邪恶，以及对是非功过的分辨，最有力、最公平、最不可抗拒。他们该怎么想还怎么想。该怎么说还怎么说，该看什么书还照看不误，因为人民群众不可能永远被蒙蔽。妻子张文彬也百思不解，她是亲眼目睹丈夫是怀着怎样的激情日以继夜写这本书的，她安慰丈夫，护着孩子，操持家务，陪伴杜鹏程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三十年后，由妻子张文彬将杜鹏程来不及整理的42万字采访资料编辑成《战争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被誉为“西北解放战争的‘毛片’和‘原声带一，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78年12月，随着彭德怀冤案的平反，《保卫延安》及杜鹏程也恢复了名誉，他们夫妻相拥而泣，1979年这部书第4次重新出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杜鹏程将冯雪峰的2万字长文《论(保卫延安)》放在小说卷首，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深切怀念。《保卫延安》的声誉一路飙升：“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的艺术形象”、“建国初期第一部讴歌人民解放战争的名著”、“我国描写现代战争的长篇小说的里程碑”。

杜鹏程为他衷心敬仰的彭德怀元帅的早逝而悲恸，为许多朋友没等到胜利的一天而惋惜，他在这部书的《重印后记》中感慨地说：“我还活着，还在执笔为文……我们被折磨得内外是伤，但依然昂首挺立，而且满怀着激情和热爱，注视着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注视着这块用我们的血汗和眼泪浸透过的土地，注视着英勇顽强而多灾多难的人民啊!”

杜鹏程同志曾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常委等职，他以病残之躯经历了历史的跌宕和命运的悲欢，1991年10月27日，七十岁的杜鹏程因心脏病突发在西安逝世，有悼诗赞日：挥毫疾写风云史，咏赋浩歌总敞喉，熠熠华章烁睿智，辉煌巨卷耀千秋。

摘自：《党史博采》2008年第12期 作者：于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