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下的罪恶谎言 揭露日本记者的卑劣伎俩（三）

西方侨民揭露日本记者的卑劣伎俩

对日本各报刊上刊登的这些“南京祥和景象的照片”，日本进步评论家草森绅一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检定的照片才能得以公开刊行，所以只是宣传照片而已。”

草森绅一说得对。战时日本当局对日本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拍摄的“南京战事”的新闻图片与电影新闻纪录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与控制。日本当局规定，对于日本随军记者在中国战场实地拍摄的各种照片，都要事先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日本各新闻单位总社必须每天将随军记者以航空寄回的每张照片加洗四张，送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省情报局审批，其中三张分别由上述三个单位留底保存，还有一张退还各新闻单位总社，并在此张照片上盖有不同的印记表示审查处理意见：盖有“检阅济”印记的照片，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盖上“不许可”印记的照片，严禁在报刊上发表，甚至严禁泄露。每个新闻单位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摄影图片遭受“不许可”的厄运，难见天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等新闻单位将每天退回的印有“不许可”印记的大量照片与文字说明收藏起来，每年都能装订一大本。因此，能够刊登到日本报刊上的照片，必然是符合日本侵华政策的，因而也必然是掩盖与粉饰南京大屠杀现状的刻意“制造”的“宣传照片”，与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现实相去甚远。

例如当时日本报纸上刊登的一张南京照片，其文字说明是：“日本人给中国小孩吃奶糖”。但仔细辨认一下，那照片中被装模作样的日军围住的两个中国小孩子紧张、恐惧的模样，是接受糖果时应该有的表现吗？可以说，这张照片中除了两个小孩惶恐的眼神，其他都是假的！这是日本随军记者“制造”的许多“宣传照片”中破绽较明显的一张。

再如1938年1月11日东京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刊登了多张日军攻占南京以及日军给南京人民带来“恩德”与“安详”生活的照片，如《获得我军分发的点心、香烟而欣喜高呼日军万岁的南京难民》、《为南京难民区患者进行治疗的日军医疗班》等。

然而就在同一天，当时正在南京“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美籍牧师乔治·费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曾经看到上海一家日文报纸的几篇文章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文章，它们告诉我们，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迅速开张，贸易恢复正常，日本人与我们合作，为可怜的难民提供食物，市区已经根除中国抢劫者，和平与秩序笼罩全城。”乔治·费奇接着指出：“如果在南京发生的这些事不是如此悲惨，我们会被这谎言逗得大笑。”

当时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以自己的亲眼所见与亲身经历，记述与揭露了日本随军记者、作家制造假新闻、凭空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卑劣伎俩。

1938年1月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教授在日记中记载了几名日本记者到难民所拍制、制造假新闻的事情：“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

1月9日，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行政主管麦卡伦在日记中记载了日本记者在难民营“制造”电影的情况，并用事实进行的强烈的对比反差，揭露与批判了日本记者制造假新闻的卑劣无耻：“有些（日本）报界人士来到一个难民营入口处，（向中国难民）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还为这种善行拍了电影。就在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电影带回去。”

3月8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在一封信中也揭露了日本当局在南京一面疯狂烧杀淫掠滥施淫威、一面又进行欺骗宣传的两面派伎俩：“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1938年初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良心未泯的日本记者和作家的忏悔

就是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也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还有少数人很想把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他们更不满日本报刊的虚假报道与无耻捏造。但他们绝大多数人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望而却步了。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当局迅速制定、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新闻纸法第27条”、“陆军省令第24号”及《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等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日中战事等作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创办发行《出版警察报》，专门“指导”与监督日本的各新闻传媒机构与报道内容。这些法令、文件与机构，就好像撒下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文网，将日本的所有的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等统统笼罩其中，使他们不敢、不能、不会写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更使日本所有的报纸杂志不敢、不能、不会刊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残酷杀害大批中国战俘，但他没有拍摄下这些场面。他说：“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摄影师白井茂于1937年12月14日到达南京拍摄新闻，历时约20余天。他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惨况，但他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南京》却没有一点反映。他无奈地说：“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新闻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许多新闻单位都照做了，销毁了许多印有“不许可”印记的照片本。但每日新闻社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这一命令，将历年积累的“不许可”照片本藏在大阪总部的仓库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以后重见天日，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与新闻封锁的重要证据。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愤慨地说：“记者、作家、评论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达110多个与新闻界有关的人们，或在攻打南京时随军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时候到达中国首都。当时，在这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写的从军记中，没有一篇触及日本军在南京市内所干的大屠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