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谈学术腐败：那些“伪知识阶级”

一

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终于激起公愤。但千夫所指，往往只是显性腐败，如抄袭、剽窃等等。还有一种学术腐败，人们鲜有察觉，不妨谓之隐性腐败。

隐性腐败早就泛滥了。当今中国遍街皆“教授”，名副其实者寥寥无几。名实相乖者，则多半受益于隐性腐败。有朋友在高校任教，不过数年即接获数十封公共课教材编写邀请函，无一例外地允诺，只要分销某教材达几百册，即可赠副主编头衔；只要分销某教材千册以上，即可赠主编头衔。似此，如果那位朋友有指定学生用书的权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再三再四地过主编瘾了。但凡过了这么几把主编瘾，教授副教授又有何难哉？无怪乎公共课教材编写多年来一直红红火火。甚至同一门课，同一个城市之内，可以同时流通十来本不同的教材。而所谓“不同”，也无非是编写者人名不同，出版社名字不同，装帧设计不同而已。其内容，观点，则毫无区别，莫不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整个一个克隆版。

又岂止公共课教材编写如此。如雷颐所云：“各级各类学术刊物数不胜数，使人目不暇接，但细细读来，那一篇篇填充版面的学术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低水平重复，一番宏论之后却是空洞无物，真正有新意、有创见，哪怕是把一个小问题的研究略微向前推进一步的文章实不多见，屈指可数。”相当数量的学术刊物，甚至圈内都乏人订阅，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而不单因为所谓“曲高和寡”。

还有等而下之的——形形色色的内刊、增刊，只要你给版面费，基本上来者不拒。所发表的绝大多数“论文”，与心得体会、工作报告，基本上没有二致。

那些出版物绝少学术含量，却大行其道，个中奥妙何在？无非因为它能解决某类从业者的职称问题！耗费民脂民膏，仅仅是为了把不可轻授之“名器”，授于名不副实之人。如此公权私用，谓之腐败，当不为过。而这种腐败，却是公开的、合法的，程序上很难说有什么不当。故谓之“隐性腐败”。

二

克隆版“学术成果”，七十多年前的陶行知先生有过一个称呼，叫做“伪知识”。陶先生说——

银行要想正经生意必须根据准备金去发行钞票，钞票是不可滥发的。学者不愿自欺欺人，必须根据经验去发表文字。文字是不可滥写的。滥发钞票，钞票便不值钱；滥写文字，文字也不值钱。欧战后，德国马克一落千丈，当时有句笑话，说是‘请得一席客，汽车载马克’；这句话的意思是马克纸币价格跌的太低，寻常请一席酒要用汽车装马克去付帐。这是德国不根据准备金而滥发纸币之过。滥发钞票，则虽名为钞票，几是假钞票。吾国文人写出了汗牛充栋的文字，青年学子把他们在脑袋子里都装满了，拿出来，换不得一肚饱。这些文字和德国纸马克是一样的不值钱，因为他们是在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是不值钱的伪知识。

“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是“伪知识”，专门炮制这种文字的人们，当然就是“伪知识阶级”了。陶先生对“伪知识阶级”极为不屑，贬他们为“废人”；说他们的最大特长，不过是“害人”——

这些废人只是为“惜字炉”继续不断的制造燃料，他们对于知识的全体是毫无贡献的。从大的方面看，他们是居于必败之地。但从他们个人方面看，却也有幸而成的与不幸而败的之分别。他们成则为达官贵人，败则为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最可痛心的，就是这些废人应考不中，只有做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的几条出路。他们没有真本领赚饭吃，只得拿假知识去抢饭吃，骗饭吃。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之害人，我们是容易知道的；教书先生之害人更广、更深、更切。我们是不知道的。教书先生直接为父兄教子弟，间接就是代帝王训练“伪知识”阶级。他们的知识，出卖给别人吧，嫌他太假；出卖给皇帝吧，又嫌他假得不彻底。不得已，只好拿来哄骗小孩子。这样一来，非同小可，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几乎把全国中才以上的人都变成书呆子了，都勾引进伪知识阶级了。

既然“伪知识阶级”为害如此之烈，为什么竟能够存在呢？陶先生认为，这是因为有一个巨量的买方市场。这个巨量的买方市场，就是皇帝——

创业的皇帝大都是天才。天才忌天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天下最厉害的无过于天才得到了真知识。如果政治的天才从经验上得了关于政治的真知灼见，谁的江山也坐不稳。做皇帝的人，特别是创业之主，是十分明了此中关系的，并且是一百分的不愿意把江山给人夺去。他要把江山当作子孙万世之业，必得要收拾这些天才。收拾的法子是使天才离开真知识去取伪知识。天才如何就他的范围、进他的圈套呢?说来倒很简单。皇帝引诱天才进伪知识的圈套有几个法子。一，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吃好饭的希望。俗话说“只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伪知识的工夫做得愈高愈深，便愈能解决吃饭问题。二，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做大官的希望。世上之安富尊荣，尽他享受。中了状元还可以做附马爷，娶皇帝的女儿为妻。穿破布烂棉花去赴朝考的人，个个都有衣锦回乡的可能。三，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荣宗耀祖的希望。这样一来，全家全族的人都在那儿拿着鞭子代皇帝使劲赶他进圈套子。倘使他没有旅费，亲族必定要为他凑个会，或是借钱给他去应试。倘使他不去，又必定要用“不长进一”一类的话来羞辱他，使他觉得不去应试是可耻的。全家全族的力量都做皇帝的后盾，把天才的儿孙象赶驴子样一个个的赶进皇帝的圈套，天下的天才乃没有能幸免的了。

“伪知识”阶级不是少数人可以组织成功的。有了皇帝做大批的收买，全社会做这大批生意的买办，个人为名利权位所诱而不能抵抗出卖，“伪知识”阶级乃完全告成。依皇帝的目光看来，这便是“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

也就是说，“伪知识”阶级是特殊势力造成的，特殊势力之所以要造成一个“伪知识阶级”，不过是以此消磨民间天才。在只存在皇帝与民争的时代，此种权谋“确是一个很妙的计策”。但到了近代，国与国争的时代，此种权谋就徒然害国而已——“以伪知识的国与真知识的国抗衡，好一比是拿鸡蛋碰石头，那有不破碎的道理!” 向“伪知识”开战、向“伪知识阶级”开战，因之构成救亡的必要条件。时代要求着消灭“伪知识阶级”；同时在客观上，“收买伪知识的帝王已经消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特殊势力能养这许多无聊的人。”陶行知据此断言：“伪知识阶级”在中国现状之下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陶先生的解剖，令人拍案叫绝。但同时不能不承认，就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来看，陶先生的预言却是太天真、太乐观了。

三

“伪知识阶级”的确乏善可陈。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是时代的洪流把他们裹挟到了那个尴尬的河道。在过去他们往往是不自觉，在今天则往往是无奈。过去那个时代早就定型了他们，今天他们除了“为‘惜字炉’继续不断的制造燃料”，还能做什么呢？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们有生存的权利，何况他们的现状也不能只要他们负责。所以，对他们不能过多责怪。如雷颐所云：“大家其实都是常人，靠薪水吃饭、住房、养家，委实不易。想略有改善，便有赖于稿费和职称”。而且说到底，他们“为‘惜字炉’继续不断的制造燃料”所换得的一点利润，不过是维持政治系统运转的天文数字一般的成本中，微不足道的一点零头而已。可以说是时代错误的一份必要的代价罢。

但，新一代却万万不可以此为自己开脱。陶先生早就警告了我们：“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忘。”“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伪知识是流沙，千万不可在他上面流连忘返。早一点觉悟，便是早一点离开死路，也就是早一点走向生路。” 而且今天的时代，也给我们展示了离开死路、走向生路的丰富的选择空间。如果仅仅为了一个饭碗，尽可另栖高枝，而不必屈就寒窗。既然选择寒窗，就应该对这份职业有起码的尊重，承认它的神圣性，服从它的神圣性。即：服从于良知的召唤，但凭自己的良知，去探究真问题，寻求真知识，为民族的安身立命、为人类的安身立命，贡献自己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妥自己的魂灵。否则，屈服于良知以外的压力，绝不可能指望时代原谅。

这就是说，“伪知识”和“伪知识阶级”的存在，历史上有它的必然性。我们不必过多责备历史，但我们不能不对自己的时代负责。所以，作为历史惯性的隐性学术腐败，我们并没有幻想一朝打扫干净，但在我们新的一代，隐性学术腐败绝对不能有立锥之地，我们新的一代绝对不能给“伪知识阶级”延续香火。“伪知识阶级”已经到了末世，我们必须让它在我们的手中终结。

似此，我们就要如陶先生说的那样去做——

一、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放弃一切固有的伪知识；

二、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拒绝承受一切新来的伪知识；

三、从今以后，我们应当制止自己不要再把伪知识传与后辈；

四、从今以后，我们应当陪着后起的青年共同努力去探真知识的泉源。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隐性学术腐败断子绝孙，才能真正让 “伪知识阶级” 断子绝孙。我们个人与民族，也才能真正告别伪知识的流沙，而走向新生。

摘自：《中国改革》2002年第1期　作者：笑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