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那天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刚从日本回来的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坐陪。席间，忽然有人报告说，很多学生正在天安门游行，游行队伍里有一面大白旗上写着：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很明显，这次游行的矛头是针对曹、章二人的。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但曹汝霖认为学生赤手空拳，只要多派几名巡警就不会有事了。下午2时许，曹汝霖和暂住他家的章宗祥一起回到位于东单的赵家楼曹宅。
下午4点多，大队的游行学生到达曹宅。大家见大门紧闭，有多名巡警在门外值勤。学生们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一边冲击大门。有巡警过来阻止，但也无济于事。这时，大门突然“吱”的一声开了，原来有学生趁乱从屋后翻墙而入，从里面打开了大门。大家蜂拥而入，大喊着：“曹汝霖这厮哪里去了?”“打卖国贼曹汝霖!”在院子里四处搜寻。曹一见大事不妙，慌忙躲入一箱子间，章宗祥也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避。学生们没寻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曹的老父、小妾和儿子。学生对曹父说：“汝是卖国贼的父亲，颇亏汝生此兽类孽畜，不肖之子，但我们不愿与你这老头儿为难，汝快走。”对曹妾，学生们也没有加以非难，而是对在场的警兵说：“他们可怜得很呢，请你们快送去罢。”曹汝霖的小儿子这天也正好周末放假在家，见到这么多愤怒的人群，害怕的“据墙而哭”。有个俏皮的学生令他手执“卖国贼曹汝霖”字样的小旗，曹子却也借此“护身符”离开了现场(《晨报》1919年5月7日)。学生们最终未能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燃了曹宅。这一把火却意外地把章宗祥给引了出来。结果章宗祥代曹受过，饱尝了一顿老拳。不久，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带领数百名巡警赶来，驱散了人群，并把来不及撤走的32名学生逮捕。同时，救火车也赶到，扑灭了大火。曹汝霖乘着吴炳湘的汽车狼狈而去。这就是五四运动中著名的一幕——“火烧赵家楼”。
曹汝霖，这位民国政府的交通总长，何以被时人比作曹阿瞒并成为众矢之的呢?
五四时出的小册子《曹汝霖》，列出了曹氏财产清单，至少有2000万之巨，而其历年的薪水累计，却至多不过50万。这些“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显然是曹汝霖卖国自肥捞到的（粤东闲鹤《曹汝霖》)。同曹汝霖有过接触的美国公使芮恩施则是这样评价他的：“为人玩世不恭，重视实利，尖刻敏锐，完全是另外一种典型的人物。他
有近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近代留日的中国人，无非分为完全相反的两种人：一种是极端仇日的，另一种则是极其亲日的。曹汝霖显然属于后一种。自1905年在政坛崭露头角以来，曹汝霖的一系列行为都与向日本出卖中国主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曹汝霖充当袁世凯的随员，参与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使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合法化，此为曹氏卖国之始。曹的“外交才能”也由此得到袁世凯的赏识，被调到外务部任职，从此平步升云，直至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交通等部总长的显职，使当时醉心于名利者无不羡慕。清末民初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和汪荣宝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有林黛玉等四大名妓，人称“四大金刚”，官场中则以曹、陆、章、汪为“四大金刚”；真是名妓俗吏，南北对峙，相映成趣(粤东闲鹤《曹汝霖》)。
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以对德作战为由，在山东龙口登陆。袁世凯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然而日本却越过界线向西进军，直至完全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和青岛。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受命与日本代表日置益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最后，日方以5月7日为时限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被迫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大部分条款。5月25日曹汝霖和外长陆徵祥代表中国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字，这就是五四时经常提到的“五七国耻日”的由来。也正是这些条款，使中国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从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又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以出卖主权的代价向日本政府大举借款。其中经曹汝霖之手签订的借款有：两次“交通银行借款”共2500万日元，“吉长铁路第四次借款”450万日元，“四郑铁路借款”260万日元，“有线电视报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垫款”1000万日元，“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共计9000多万日元。这些借款的许多协议是在曹汝霖的赵家楼私宅签订的。作为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则因借款有功，成为“新交通系”的头头。
五四期间，曹汝霖不但没有悔悟的表现，反而不断地对自己的一系列亲日行为进行辩解。火烧赵家楼的第二天，曹汝霖在辞职书里为自己“因公被祸”喊冤，对签订“二十一”条和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换文进行声辩：“卷查廿一条要挟事件……协力应付，千回百折，际一发千钧之时，始克取销第五项。……不敢言功，何缘见罪。”对于济顺、高徐各路借款，曹汝霖则把责任推到大总统身上：“适逢大总统就职之初，政费军储，罗掘罄尽，危疑震撼……汝霖仰屋旁皇，点金乏术，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此项合同内，亦并无承认日本继续德国权利之文。”而且“历来经手承借日本款项，均无丝毫回扣，无非欲矫世俗流弊，冀稍有补于国库，不特先例所无，窃恐后来借款未必有此优点……问心无愧，被诬卖国，万难忍受”（《曹汝霖氏申明受害被诬之通电》)。对于这些狡辩，历史学家早已进行过批驳，曹汝霖的卖国已成定论。
在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上，曹汝霖也继续坚持他的亲日立场，主张迁就日本他向大总统徐世昌建议“决不可失日本之欢心，必须顺从其意”(《民国日报》4月19日)。
“火烧赵家楼”后，曹汝霖躲进了日本人开的同仁医院，与章宗祥一起被日本人保护起来。不久移避到北海团城，由政府供给饮食日需，并接受交通系政客的频频慰问。但到了“六三”以后，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曹汝霖等的地位已经再也保不住了。1919年6月10日，大总统徐世昌终于下令免去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五四基本上结束了曹汝霖的官场生活。此后虽然他还继续当了一段时间的交通银行总裁，但曹不久后就辞去一切公职，一心经营他多年搜刮来的昧心钱，投资于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被推为董事长。
抗战期间，曹汝霖在北平被汉奸伪政府聘为“最高顾问”，继又当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咨询委员”。
日本投降后的1950年，曹汝霖开始了他侨居日本的生活，得到吉田茂(曾参加侵略中国，后任日本首相)的长期庇护，直至1957年迁居美国。1966年8月，曹汝霖死于底特律。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请勿转载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苏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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