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书屋》供稿，请勿转载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李敖从法学到史学的心程历程

许 骥

一、大学

“台大的环境，郁郁葱葱。台大的气象，勃勃蓬蓬。远望那玉山，突出云表；正象征我们目标的高崇。近看蜿蜒的淡水，他不舍昼夜地流动，正显示我们百折不挠的作风，这百折不挠的作风，定使我们一切事业都成功”。

这是台湾大学的校歌。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本割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祖国收复台湾之后，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1949年傅斯年先生担任校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一时间台湾大学气象万千，学者云集，人才辈出。傅校长逝世于任上，但他给台大人留下的八字校训永远鼓舞着每一位莘莘学子：“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一切，都曾经深深影响过少年李敖；而如今，少年长成青年，他已经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了。

台湾宜人的自然气候也使得台大校园的景色美不胜收，清澈的蓝天白云，参天的棕榈树下的绿茵，绿茵里躲藏身影的蝴蝶，以及四季轮替开放的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花儿……这一切都编织出一段段优美的旋律，成了台大的标志。而这些花儿中间，台大校园又独以杜鹃花为最盛，每年春夏之交、花开之时的美景是难以言喻的。故此，台大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杜鹃花城”。

时为1958年6月5日，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台大校园里洋溢着无尽的芬芳。

胡适先生风度翩翩，在台大法学院发表了名为《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的经典演讲。他说：

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起初报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觉得这样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第二年选修了种苹果学，突然觉悟到：那些苹果在整个中国都找不到，学了根本没用，于是决定改行。不再以“社会的需求”作为导向，改以自己的兴趣为基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与其让中国多一个三流的农学家，不如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一流的文人，这样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不久，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去了。

智者的话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但还不足以“舞动”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崇拜胡适、敬慕胡适、处处以胡适为楷模，可真正能和胡适做得一样出色、一样有胆识的人却屈指可数。

李敖是胡适的一名“粉丝”，他写文章批评过胡适。胡先生在演讲结束后，主动邀见了这位青年，并赞誉青年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可是，胡先生或许不知道，在众人中，这位青年是唯一一位有过相像的“转专业”经验的。阴差阳错，在三四年前，青年遭遇了和胡先生类似的状况：考进大学——填错志愿——主动退学——重考大学——再进大学。

二、联考I

十九岁那年的夏天，李敖已经在家中养了将近一年的“浩然之气”——高三上了没几天，他觉得制式教育太约束自己的发展，整天为应试读书太没意思，所以主动从台中一中休学在家自学了。然而，眼看着曾经在一起上课的同窗们个个热火朝天地准备着高考，李敖毕竟也会“心有戚戚焉”。一天，他忽然向家人宣布要以同等学力（高二肄业）身份参加台湾史上第一次大专联考。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特务统治，用以对付逃台初期的乱局。在“到处是耳目”的环境下，家长和考生害怕国民党会大兴“文字狱”，因此多有一种畏惧文科的心理，绝大多数家长都鼓励孩子报考实用学科。有些人因为成绩不够，无奈被分配到文科，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精神消沉、心情萎靡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李敖却斩钉截铁地立志要学文。今天中国高校里也有“趋理畏文”现象，因为文科难找工作。一个中文班若有一半人是自愿报读的，就要谢天谢地了，学文学的人被美其名为昔日的“七十二闲人”。大抵在李敖的时代和在现在的时代，学习文科的人都是一批勇士，为了理想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人罢！

1954年7月26日，李敖参加了第一次大专联考。当时实行联考招生的学校共有四家，即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大学、省立农业大学和省立工学院。填报志愿时，李敖出于兴趣，将台大中文系列为第一志愿。在交志愿表时，他见表上有“法律专修科”之名，在报名简章中也属于台大各大科系之一；李敖不明就里，顺便也填了它。结果放榜之日，居然被划入法律专修科矣！法律学其实也属文科，何况李敖生性好“弄法”，本意虽不在此，亦无可无不可，于是决定去读。

9月14日，李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台中市，乘火车北上台北。台北是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连横《台湾通史》记录台北历史说：“光绪元年（1875），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它的魅力是远非台中可比的。

走进台湾大学校园，抬头看蓝天白云，左顾右盼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大学校园的美景立刻抓住了李敖的心。他来到为纪念傅斯年校长而设立的“傅园”，凝视刻在纪念钟上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个大字，“五四”的精神立刻涌动于他的心中。

大学是个性张扬的地方，大学是思想奔放的地方。李敖觉得终于摆脱了应试教育的羁绊，可以大展手脚干一番了。正如他在诗《胆》中所云：

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

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

三、法学

上课了。不到二十岁的李敖已博览群书，足以媲美一名中年教授，没人够资格给李敖上课。所以在课堂上，李敖极为顽皮，专挑老师的错。

教“刑法总则”的老师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李敖立予纠正，老师很有雅量更正。教英文的老师满口上海腔，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台”，李敖听了当场大笑。教“经济学”的老师有一次被李敖劈头大声问道：“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李敖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全班为之哄堂大笑。而教“三民主义”的老师更是李敖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大吵过。

法律专修科总共只办了两届，学生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的入学成绩都很好，原来可以上另外三所实行联考学校的本科的，现在却沦落到读三年的专科，大家都觉得很委屈。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有一种被“骗”之感，故“不平”之声四起。有一位同学甚至在香港《自由人》杂志上投稿批评法律专修科：“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同学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向校方表示不满。

在经同学一再反映后，加上教“刑法总则”的老师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中国司法组织”的老师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支持学生，赞成改革；于是，校方终于决定将法律专修科改为“法律系司法组”，也读四年，专科变本科。得到通知的当天，一百五十位同学聚餐欢庆，一两年的怄气一扫而空。李敖也很高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请愿”的成功，使他知道“知识分子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这为他日后与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生涯埋下了伏笔。

事情平静了，可是李敖总觉得还不能满意，他对“志在学文”不能忘怀。何况，当初只因为几分之差才沦落到法学院，如果不再尝试一次或许一辈子都会觉得遗憾。再说，如果不能读自己最想读的专业，何必又回到课堂呢？干脆继续在家里自学好了！

世间最强莫若“敢为先者”。突然一天，李敖向所有人宣布——弃法从文，重考文学院！

宣布一出，全系哗然，因为谁都知道台大的规定：在校生不能转系，除非退学重考。

李敖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在法律专修科一共上了二百八十七天课，就在改制的前夕，1955年6月27日，他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李敖是唯一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这时已是六月下旬，马上又要联考了，李敖回到备考状态中去。

家人早已习惯了李敖的“壮举”——高三时他不是休学过了吗？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