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缨谈《靖国神社》以及他眼中的中日关系

主持人：各位网易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访谈。在5月3号，一部名叫《靖国神社》的纪录片电影在日本东京上映，这部电影是由华人导演，李缨先生执导完成的，曾经获得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在争取拍摄和公映的过程中波折的坎坷而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靖国神社内供奉着多位甲级战犯，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靖国神社究竟是什么？它所代表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是什么，这种精神和文化是怎样产生的，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靖国神社》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李缨先生作客网易访谈，请他聊聊这部影片产生的过程，以及《靖国神社》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和精神的实质，李先生您好，欢迎您作客我们的访谈。

李缨：你好。

主持人：5月3号这部片子在东京涩谷电影院上映以来，我关注了一下日本媒体的报道，说警卫森严，有便衣警察，有保安，在影院周围巡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部片子在日本上映有某种危险性吗？

李缨：一些报道可能还没有很清楚地描述警备的状态，基本是有三层警备，大楼外面有警车，有一些警察，在大楼里电影院的门口外部也有一部分警察，重要的是在电影院里面，观众面对屏幕，在屏幕的两边还坐着警备，面对观众坐着。

李缨：这种情况的上映在日本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所以很多观众，觉得又紧张，又感觉到不舒服，不适应，觉得有点太过分了，每个人其实都很不希望看到这种状况，其实我也能想象，观众在看电影时，旁边坐着人，肯定会不舒服，所以有些观众在看完之后接受采访，感觉不自在。

李缨：为什么这种不自在的情况仍然要发生，必然是综合考虑各方面，觉得还是有很大程度的危险性，希望在非常完备的安全措施下举行放映。其实我现在不应该坐在这里，我现在应该是在东京，每一部电影放映时，首场放映，导演都要和观众进行见面会，这是常识。

李缨：所以我现在本身坐在这里就很奇怪的，我应该是在东京跟大家见面，但是我没有能够在东京，我也在做各方面的调整，到了最后我都还在说，我还是希望能够回东京，但也是综合各方面情况的分析，觉得我回去会带来很多问题。

主持人：问题在哪儿？

李缨：当然是安全方面的问题，还有现场混乱的问题，首先是观众见面会取消了，不可能举办，我进去之后，肯定很多人会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觉得在安全上有一些不好把握的因素，所以只能迫不得已取消掉见面。

主持人：安全的压力有可能来自于什么呢？

李缨：因为这部电影前段时间在日本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风波，喧嚣与骚动，靖国现象，一部电影造成那么大的反响，在日本是从来没有过的，就是因为政治的压力，不得不停止放映，在停止放映之后，整个日本社会又产生巨大的反响。所有的报社都发表社论来谈论这个问题，所有的传媒机构、协会，电影方面的协会、机构，包括日本电影导演协会、日本摄影师协会、剧作家协会、日本作家协会、日本传媒工会、戏剧工会……还有日本的电视网，放送报道局长、联谊会……

李缨：还有全日本律师联合会、全日本律师工作会……十几家团体，专门为这件事情发表声明，批评日本社会的现状，政治对艺术的干涉，而且造成了日本宪法所保障的表达的自由的问题，受到了侵害。因为电影不能正常地放映不仅仅意味着我表达的自由受到侵害，从日本观众、日本社会来说，他们也需要有一种思考的自由，获得信息、获得资讯的权力跟自由。

李缨：这个社会得不到正常的保障，他们觉得危及到整个日本社会民主社会的基础，为什么会得不到保障呢？也是当初一些媒体、政治家发言，认为这是一部反日的电影，这个词句本身是有一种很极端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词句，作为我本人，我在日本，我是非常反感这句话的，且不说靖国神社问题并不能代表所有日本的问题，它是日本其中的一个面孔，而不是整个日本社会的代表。

李缨：要说反日的话，首先就感觉是对全日本的攻击，以此来煽动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这种词句我觉得是很危险的，研究一下历史书，在战争当中，日中战争开战之前日本政府也同样用了这句话，说在中国发生了反日。这是最容易激起民族情绪的词句。

李缨：如果大家都用这句话，有一部分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一些右翼，包括有某种暴力倾向的团体被煽动起来情绪，当然会有一种危险性。现在大家都不希望有危险的现象发生，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要回去，第二，在放映现场，从各个方面做了最完备的安全保障措施。

主持人：上映之后日本媒体也对观看这部片子的民众进行了随机采访，有一些民众觉得影片揭露了一些仍然存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也有人说，影片并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场面，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当然也有人很赞赏，说这部片子是日本人不可能拍出来的东西。

主持人：公映已经有两三天时间了，日本社会整体的反响据您了解是怎样的？

李缨：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一个良性的、正常的、好的反应。大家能够进入一种比较理性的状态，因为电影本身不是用一种情绪化的语言来表达的电影，而是用一种非常有距离感的，理性观察的方式，引导大家感受和思考这部电影。

李缨：我表达的、描述的是靖国神社这个精神空间是什么样的空间，是什么样的舞台，在这个空间里，灵魂的象征意义是什么，靖国神社真正的灵魂是什么，价值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通过很多东西让大家感受、思考的。

李缨：所以我觉得一部电影放映之后大家陆续从各个方面开始出现反应，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说明大家进入了这种感受，而且进入了一种新的思考，到底靖国神社问题为什么会在战后那么多年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有那么多矛盾冲突的现象留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围绕这个问题在日本社会会有那么大的反映。

李缨：所有现在日本社会围绕这个电影的反映其实都是一种靖国现象，是一种靖国神社现象的延续，所有都不是单一孤立的，恰恰说明了靖国神社问题在日本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主持人：但之前一直没有人正面探讨过这个问题，以影片的形式。

李缨：确实这是日本电影史上第一部关于靖国神社的电影，因为它面临的难度太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太多。首先，可能对于日本人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想，也一直在跟很多日本的导演交流，因为原来我也不知道日本人没有拍过这样一部电影，只是在我后来需要找资料时，想了解看看有没有帮助和参考的影片时才发现没有。

李缨：我也跟一些导演聊起来，日本人为什么至今为止也没有拍过这个题材。他们跟我说，对日本人本身来说，因为靖国神社太复杂，几乎跟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跟你的社会，只要你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里的集团性、社会性，都是日本社会非常重视的一种生存方式。

李缨：而你要碰靖国神社问题，就意味着是对这种生存方式的挑战。因为马上你就会变成一种另类，而这种另类会让你面对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问题，会影响到你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禁忌的地方，不好触及的地方。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那么简单，所以我也没想到，一做下来就做了十年，前后拍摄了那么长时间，拍了七八年，后期又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完全没想到会花费这么长时间。

李缨：而且在完成了以后，公映的过程也那么复杂，要面对那么多问题，即使现在开始公演了，问题还是在不断地延续、发生，并不意味着结束，就像很多电影导演可以很Lucky地说，这部电影完成，放出去就跟我没关系了，它会按照它的方式去进行。对我来说这完全不可能，下面要面对无数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还必须不断地训练，即使我现在很想进入新的影片创作里，但现实来说，这方面的困难还是太多。

主持人：您是说影片已经公映了，本来拍摄完成了，后期制作完成了，作为导演、制作影片的人的任务基本都完成了，结果发现公映时遇到问题，公映之后问题还存在在哪呢？困难在哪呢？您担心的问题在哪呢？

李缨：这种电影触及到日本的宗教、政治、民主、文化，包括天皇问题，各个层面的敏感的象征，会有这种激烈的反应，原来我是有想象的，心理上有准备，肯定会有反应，既然你要去碰它，它肯定会有反弹，你也必须去面对，这些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李缨：但有直接的问题，现在我们要面对很多问题，政治的压力，还有一些来自靖国神社方面的压力，因为靖国神社已经直接给我们发出通告了，关于这部影片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主持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李缨：他们认为里面有很多是不能容忍的，希望我们删除一些画面。如果要删除画面，我这部电影当然就不能成立了，必须要做很多改变，现在在东京的上映是按照原来的方式，但下面有很多问题我们还必须面对。

主持人：您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这么严峻的局面里，您最开始是出于什么来拍这部电影的呢？

李缨：我觉得有几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一种是理性方面的，条件反射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外面生活，时间长了，你感觉到各种各样的跟日本社会认识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方面的差距，你自然就会有反弹，而这种刺激对我来说感受很深、很直接的一种巨大的刺激，是在1997年，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在日本举行了一个南京问题60周年研讨会。

李缨：在研讨会上，放映了一部纪录片《南京》，这是原来日本军拍摄的，在他们进入南京城之后，这部纪录片讲南京的和平战略，有升国旗的仪式，在拍这个仪式，屏幕上传出来的，我在一个挺豪华的会场，1000多人，原来是靖国神社附属的会馆，会场上响起一阵阵地掌声，这对我是特别大的一种刺激，一种条件反射式的。

李缨：当时我不知道身在何处，感觉像被机枪扫射一样。难以想象，南京问题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当他们看到当年侵略中国时的场面，他们还会在那种场面下表达他们的尊严、骄傲，他们的感激、喜悦，还会鼓掌。

李缨：你当然也可以说里面一部分是右翼，但里面有很多人，包括东京大学的教授，看起来就是一般的日本人，西装革履，里面也有一些漂亮的女性，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历史观有问题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刺激太大了，为什么战争结束那么多年，日本还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有这么一种场面，会对他们的战争历史抱有这样一种和我们的历史教育里完全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方式。

李缨：他们认为的骄傲尊严的根源是什么？你说，关于战争的残酷，关于以往那场战争的性质，这些方面表达过的文学作品、电影，报道非常多，日本是一个出版自由的国家，有很多种途径、很多种方式可以了解到各种各样的战争历史，并不是他们不了解南京大屠杀，不完全是这样的，而当他们了解一种情况时他们又会拿出来另外一种反证，你看，其他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另外一种证言证明不是这样的。不断地遭到矛盾。

李缨：关于这些问题，都是一些有争议性的历史问题而已，等于是没有定论的。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当然也是不了解，就会觉得太麻烦了，反正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要老是在历史教育时、讲课时，讲到近代史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去自学，有一些参考书你们自己去了解，古代史他们会讲得非常详细，关于这些都是一笔带过，十分忽略地带过去，这样就造成很大的问题，整个的模糊性，关于战争这段历史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存在？

李缨：其实这又和靖国神社密切相关，因为靖国神社在历史观上完全是在表达另外一种声音。而且跟他们那些，就像对鼓掌一样，他们觉得他们军人的历史、军队的历史是一种光荣、骄傲的历史，所以才会有“英灵”的存在，因为毕竟是在表达所有战死的军人都是英灵，在靖国神社的观点里是这样。

李缨：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直接的条件反射式的刺激。

李缨：另外是一种理性上的判断，我要表达，要拍这么一个片子，首先，当然我是中国人，但是，我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人的立场，我不想仅仅做成一个从中国人的眼睛里所看到的，一种现象。因为靖国神社里包括非常多日本近代史各个方面的问题。如果仅仅从中国人的反映，我可能会很愤怒、很情绪化，如果我仅仅限于这种感觉，我觉得从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必须要尽可能地冷静，距离感非常重要。

李缨：首先要观察，调查研究，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首先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有很多种方式，一是通过影象的观察、记录、捕捉，还有一个就是文字的，历史资料的，各个方面的，还有是对于一些学者或各方面直接相关人物的访谈，要去了解很多东西，然后才能判断眼前看到的很多现象有什么意味。

李缨：所以我觉得从理性上，首先我要超越这一点，超越仅仅作为中国人的立场，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曾经被侵略国家、被害国导演的关于被害历史的证言，做成一种历史访谈式的、历史证言式的一部电影。

李缨：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刚开始拍摄时，我也在拍摄一些从中国、从南京，被强奸的女性，她们到东京，面对着日本人诉说当年她们遭受的屈辱，那一段历史的悲惨，这些我当时也在拍摄，当然你说跟靖国神社没有相关吗？都有相关的，所以我也都在跟踪，也在拍摄。

李缨：但发现我拍摄下来之后，我自己拍得非常难过，因为像这种证言已经有很多，并不缺乏，问题是为什么战争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还要不断地揭伤疤给人家看，揭下来的伤疤有多大的意义？真的能够使他们的社会心态发生改变吗？能起到多大的改变、多大的作用？很多人觉得，战争就会有残酷嘛，各种各样的，这是当然的。他不会觉得有很大的灵魂深处的触动。

李缨：而反过来当年一些被害者，我拍到一个老太太，她去东京，证明自己当年被强奸的历史时，你知道那种历史是很痛苦的，在一个会堂里，她要隔着一层帷幕在背后讲话，前面满场的观众看不到她的脸，她自己很痛苦，她不愿意对着大家讲这些问题，对着日本人讲，所以隔着一层帷幕，让她在背后讲当年发生什么事情，讲的在那里面非常地悲伤，痛哭流涕。

李缨：拍这些场面我拍得特别难受，这些东西真的是，对日本社会，过了那么多年了，你再反复说，真的能对他们有触动吗？他们不能解答我那种感受到刺激或震惊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那种骄傲尊严的一些问题。所以后来我完全放弃那方面的拍摄，我觉得就是要进入他们的精神实质核心的位置，从他们的内部来透视、拍摄、表达靖国神社这个精神空间。

李缨：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我当时非常重要的选择靖国神社这个题材的一种考虑。

主持人：您说了用很克制的方式，包括我也注意到片子中没有任何解说词，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彰显或者表达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理解和探究？

李缨：如果不用解说词的话，而且不仅不用解说词，我在以前做记录电影时，一直比较注意到的一点，甚至尽量地少用采访，这就意味着你怎样通过影象，通过他本身的故事、场景里的信息来表达一种你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本身要有故事性，我其实一直很重视故事性，首先在靖国神社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一幕一幕的情景，一幕一幕的场景，你怎么拍摄它、捕捉它、构筑它，把这个场景很有意思地表达出来，让他们自身有说服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缨：本身就要有很多故事性在里面。

主持人：这些故事和场景里，你觉得最震撼的、最能揭露精神本质的是什么样的场景？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李缨：有各种各样的很复杂的场景，但对于我来说，我认为要进入它精神实质的一点是我采用的另外一条线索的拍摄，而不是直接发生在今天靖国神社这个舞台上发生的故事，我通过了一个靖国刀将，在后来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发现了很重要的一点，靖国神社的神体是一把刀，神体是什么概念？就是所有灵魂的载体，他们所有的“英灵”是集中在一把刀上的。

李缨：这种语言、这种理论本身是非常象征性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宗教也好、或者是他们的美学体系。这种象征性的语言，其实这部电影，我也沿用了靖国神社这一套文法，好，我来表达你这个象征性的精神空间是怎样的，所以我在对现实中发生故事的捕捉和拍摄，还是我对靖国刀将的表达里，都是一个象征性的精神空间，我是通过这个神体，一把刀，一个靖国刀将，不断跟在靖国神社这个舞台上发生的各种现象组合在一起。

李缨：就像剥开一层一层的现象之后，你会顺着这把刀，也可以说是一把钥匙，一点一点地打开靖国神社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实质，大家会很明确地感受到它的神体，或者说它的灵魂的含义。我是让大家感受这个，这是我所表达的方式。

李缨：所以我说这部电影，不管是个人，靖国刀将也好，还是靖国神社里出现的各种人物也好，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人士、政治活动家，都有它的象征意义，都有各自的时代背景，都是一种集团性、一种时代记忆的符号，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缨：通过各种各样的符号，组合起来组成了巨大的靖国神社的精神空间，然后大家会透过这个空间里的空气感受到它的灵魂，感受到它的含义或者说疑意义。

李缨：我说我对靖国神社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是对它的一种追寻，很多问题我不是直接给大家回答，而是放在观众的内心里，让他们感觉。但也可能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在一部分政治家或者一部分人心中特别认可，因为在观众的内心都会有自己的思考，都会得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并不是我强加的，我不是一个政治宣传家，我从来也都这样讲，他们说好象我是在做一个政治宣传电影，所以日本人对这样的电影不应该资助，后来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攻击，觉得我这部电影有很大的政治宣传倾向。

李缨：电影这个题材本身是有很大的政治性，但有政治性，跟政治相关，并不一定说你要做政治宣传，可以说有一种挑战性，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电影不可能摆脱社会问题，摆脱政治性，跟它相关，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而一旦你触碰到它，一部分政治家就认为这脱离了他们所认为的艺术文化的宗旨，给予这样的电影以资助是不恰当的，这种说法马上就遭到了日本当时整个电影界的反对。他们发表的声明里，这不可能是中立，一个作家，一个导演没有一定的观点是非常奇怪的，不可能要求一个导演中立，或者要求他没

李缨：你碰这种题材时，任何人，任何社会，以后就会变成整个社会艺术自由、艺术表达的严重的萎缩，变成一种自发的萎缩或外在压制下的萎缩，这和日本社会一直所推崇的宪法里表达的艺术文化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是相违背的。

李缨：所以我觉得他们关于这方面的批判，我觉得跟这部电影……不过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总之所有的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靖国神社现象的延续。

主持人：实际上您的意思就是，一个导演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思考，不能代表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李缨：并不等于做政治宣传。

主持人：您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您肯定通过您的思考产生了对靖国神社的认识，在您看来，靖国神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李缨：我要表达的就是一种精神空间，但我觉得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功能，首先它是国家神道的宗制，在日本战争中他们认为是国家神道，认为是超越所有宗教，高于所有的宗教之上的一种国民道德，保卫国家、为国捐躯，而在那个时代，国家的象征就是天皇，这是国家神道的根本一点，这个宗制如何起到作用？这个很有意义，本身是有象征意义的宗制。

李缨：所以我说靖国神社也好，我拍摄的靖国刀也好，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工具，靖国神社不过是一个建筑物而已，靖国刀也不过是一把刀而已，重要的在于人怎么看待它，怎么跟这些工具相处，怎么样在工具里赋予一种精神实质。我觉得这部电影就能让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主持人：您觉得日本公众对靖国神社的认识和精神上的、宗教上的定位是什么样的？他自己理得清楚这个东西在他们精神世界当中的地位吗？

李缨：还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这是最本质的一点。其实我这部电影也是触及到最本质的这一点，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和存在。要说所有的定位，因为他觉得那里面包含了太多，包含了作为一个近代国家发展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记忆，关于战争的记忆，关于死亡的记忆，关于他们认为的如何看待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各种各样的记忆。

李缨：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成为某种日本的爱国主义的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主义，它在战争当中就是一个国家神道，就是国家主义，在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国家主义并没有完全的结束，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下来，那么这种存在下来的方式又导致了各种各样矛盾的现象和冲突，我说的这种东西就是战争后遗症。

李缨：所以我说这部电影也是关于日本战争后遗症的电影，战争后遗症在今天的日本社会还在发生各种各样巨大的影响，包括在放映过程里发生的一些问题，都是战争后遗症的并发症。所以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很多日本社会或者很多人看待靖国神社问题时，很多人从情感问题，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觉得是家族式追导的问题，名誉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祖先崇拜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各种情感、各种因素都有，但最重要的一点，各种角度、立场的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赋予它一定的象征性的意义。

李缨：而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在战后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恰当的处理，被很多方面扭曲了的精神空间。它是一种病症。所以我说，它首先是一种后遗症，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整个靖国神社实际上就像一个舞台，各种各样的人在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政治势力在上面有宣讲，为军国主义的辩护，我看到一些花絮，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在2005年8月15号小泉参拜时，在现场喊出了他的抗议声，当时也被人打出血了，大家都对这个年轻人的身份和动机非常感兴趣。您觉得他在日本社会，首先他是日本人？

李缨：对。大学生。

主持人：在日本社会存不存在这样一类人，在日本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大？

李缨：可以说是非常小的。对靖国神社有不同看法的人可以说有不少，但是能够直接站到靖国神社里去表达这种声音的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地少，不仅仅是表达声音，而且在他们的集会上表达抗议声音的，直接冲进去抗议的，这样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主持人：虽然是极少数，但也是一种社会的思考？

李缨：那当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也跟很多记者和历史学家请教过这些问题，他们觉得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在日本都是极少，都不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的都是中间的，现代民主发展了那么多年，战后发展那么多年之后，那种是绝大部分的，中间层次是绝大部分的。但问题是对中间层次人的影响，是左边的声音更大，还是右边的声音更大，是这个问题。

主持人：您对哪边声音更大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吗？

李缨：我问过很多日本方面的，包括一些从事左翼活动的记者跟学者，他们认为这十几年来，实际上右边的声音都在不断地加大，你可以从一些历史教科书上的影响看到，比如在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上等等一些新的历史教科书上看到，它可以做成社会的畅销书，就仅仅这么一个例子。

李缨：其他任何一个教科书都不可能做成畅销书，不仅仅是在学生当中，它是给学校用的教材，但在社会上可以成为畅销书。

主持人：这个趋势还是有点让人担心的。

李缨：这可能和不同时期领导人导致的倾向有关系吧，刚才我说的现象都是在小泉时代里，右翼的声音确实是越来越大，但这两年，大家相对地冷静一点，但在很多本质性的问题上，在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或改变呢？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并不能够完全代表整个社会心态。

李缨：这是现代民主社会里基本的共识，因为领导人马上就会更换一届，但它和整个社会声音，或者民意的距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主持人：刚刚说的在靖国神社抗议的日本学生，当时警察在制服他时也质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可以说这是日本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反对靖国神社的人的刻板印象，觉得一定是中国人才会有反对靖国神社的情绪。

李缨：这是造成一种畸形病态的反映，是一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式的反映，觉得一反对肯定就是中国人。这种反映就像现在很多人一听说是一个中国导演拍了这么一部电影，那肯定就是反日，这是相同的，在某种心态上是相同的。所以有时候那种声音表达得很强烈、很恐怖的时候，我甚至眼前有一种幻觉，我现在遭受到的精神压力，那个镜头又是我个人直接在拍摄，听到他们说“中国人滚回去”一样，就是这样一种极端的情绪化的反映，所以我说这是病态，是一种战争后遗症。

李缨：导致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还需要大家用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弥补的很多鸿沟和差距。而这方面的努力，我觉得在中日两国之间，大家在用不同的方式做着不同的努力。我觉得从日本方面来讲，就像前段时间的饺子问题，也都是很情绪化的，一下子马上中国人的面孔就成了饺子一样，这些问题都是很极端，一做过了之后，日本社会又开始可以冷静地反应过来，觉得好象做过头了，这需要一定时间的处理。

李缨：靖国神社也是这样，在小泉时代大家反应都过热了，在现在大家相对冷静时，这部电影出现了，大家可以从另外一种感觉上感受靖国神社问题。前一个时期是政治层次的对话，更多是一种关于靖国神社问题的，而现在我说这个电影带来的另外一种意义，它不是一个政治层面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层次的对话，开始了一个新的对话，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缨：永远是在政治层面来对话靖国神社问题，大家都会非常情绪化，也很容易激起双方不必要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电影是文化，是需要大家感受、理性体会的一些东西，背后还有很多东西，大家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思考的，而这部分就带来真正冷静、理智思考的开始。

李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这个电影的出现也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所以我说，它不仅仅在日本公演，在中国公演，马上也要在韩国公演，在不同国家公演，大家关注，看待这部电影不同的反映，在这些反映的基础上大家又进行新的交流、新的对话，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完成了一个很好的使命，在时代和历史进程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性的作用，这就足矣。

主持人：实际上是引发我们理性和深层次的思考。最后一个问题，这部片子在中国上映有没有一个具体时间表

李缨：现在还没法儿说，只能说我们在努力，但我觉得现在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应该很快就有好的、比较明确的消息。

主持人：您希望这部片子在中国民众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主持人：有期待吗？

李缨：我当然觉得，就像刚才所说的，日中两国更多需要的不是情绪化的对话，而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层面的对话，我当然希望这部电影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

主持人：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通过李导演的这部电影对中日关系多一些冷静的思考，多一些文化内涵背后的思考。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