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1978年后巨大生产力来自于体制改革的释放

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刊者按：笔者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写了一篇“体制改革推动内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潜力和需求空间”的论文，投一家刊物后以外审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二元经济体制国家意见为由退稿了。后转投《现代经济探讨》，他们思想解放，鼓励学术讨论，在2024年第9期发表出来了，非常感谢。笔者将其分小专题文在我的公众号转发，今天发出之四。

从1957年开始到1977年结束的计划经济，以及1978年以来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新增长动能或者受到体制安排生产低效率和不动产无价值的影响而被抑制，或者因推动体制改革获得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自然无价值不动产零到市场价格水平的财富溢价。这是一种在假定体制不变投入产出经济自然增长之外，额外获得的产品和财富。因此，这一部分研究要做的工作，实际是对渐进转轨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中，因改革而获得的TFP部分进行数理计算和解释。

计划时期前本应高增长的阶段经济中低速度增长

由于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计划经济和渐进转轨国家的体制不同，其各自自然经济增长率的含义也不相同。

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可以看成是潜在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一般不受体制安排的影响，但很可能由于市场出现失效，受流动性不足的影响，结果是实际的经济增长水平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因此，市场经济国家也需要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刺激，使实际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体制的自然经济增长，是体制假定不变的经济增长速度。计划和二元体制经济中，生产低效率和土地房屋无价值是常态，存在着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增长潜能在于改革对体制剩余的释放。在体制闸口和开关不向扩大流量和将其打开方向改革的状态下，如果其体制不变，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反，其自然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

前面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各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不一。1957-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固定不变，因此，虽然这一阶段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高，但其经济趋势典型地表现为自然低速增长特征。而1978年以来，体制不断地进行改革，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土地和房屋不断价值财富化，生产力得到不断的释放，虽然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水平相对降低，经济趋势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特征。因此，计划和二元体制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的水平，由禁锢在闸口和开关中的体制性剩余能否释放所决定。

按照教科书定义计算中国新生产率来源高低不一

二元体制国家TFP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TFP有所区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其TFP绝大多数来自于教育、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新技术产业化，是这种广义技术进步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要素的生产率。

然而，二元体制经济TFP的来源，除了广义技术进步之外，还来自于：改革释放了被闸口和开关禁锢在计划行政体制内的剩余要素和资产，在其数量未变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化配置提高了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土地房屋通过资产化改革使其在市场交易时获得的零到市场价溢值。按照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TFP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的定义，其严格的假设场景是：体制是完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观察体制的特殊性，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的TFP，仅仅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实际的新动能构成差之千里，也忽视了46年以来，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贡献。

对于中国1978年以来的TFP增长率是多少，国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国内众多学者们的分析，各自研究结果的数值高低不同。亚洲生产率组织和格罗宁根大学两大机构对1978-2019年中国TFP增长和贡献的分析为：TFP增长率分别为3.43%和0.70%，对GDP增长率9.34%的贡献率分别为36.72%和7.49%。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看，中国TFP增长速度较高和贡献较大的有何平，他基于亚洲生产率组织数据基础上测算，结论是1978-2014年TFP增长为3.92%，对同期GDP平均增长9.44%的贡献率为40.61%；（何平，2022）TFP增长速度和贡献较低和较小的有郭庆旺等，结论是1979-2004年TFP增长0.89%，对同期GDP增长9.46%的贡献率为9.41%。（郭庆旺等，2005）

按照中国科技部门研究的有关数据，2003-2020年间，科技进步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66%，对当期经济增长8.67%的贡献率为53.8%。一是同期TFP增长和贡献数据，远高于格罗宁根大学计算的0.93%和10.07%，也高于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的3.14%和36.21%。二是同期英美德法日韩等创新强国年平均TFP增长分别为0.09%、0.57%、0.42%、0.09%、0.41%和1.14%，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率在25%到52%之间。笔者认为，如果中国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如此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数据可能有水分，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将改革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混淆在了科技进步之中。使人们在经济增长贡献的分解中，看不到体制改革对生产力的解放。

已有学者文献对技术创新TFP会大力度促进经济上行增长提出了质疑。对于科技人力投入增加就会带来TFP加速增长的推断，美国经济学家琼斯分析1980到2000年欧美市场经济体研发人员投入和结果的相关变动关系，发现科学技术人员数量为向上向右的投入增长曲线，并没有形成TFP相应向上向右的产出增长曲线。学界将其称之为TFP“琼斯批评”。（ Jones，2005）另一经济学家菲斯佩奇对此评论：教育、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结果一般不可能大幅度上升，而呈现为平缓的状态。（菲斯佩奇，2009）

过去高增长的80%来自改革提高生产率和房地资产溢值

那么，渐进转轨经济的TFP怎么分解呢？就是国民经济产出中获得的全部TFP中，既包含广义技术进步TFP，也包含市场配置资源得到的生产率提高，还有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获得的货币深化和财富溢值。即：

Tt0为全部全要素生产率，Tte为广义技术进步，即知识进展、教育普及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工作技能提高、新技术产业化等等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Tre1为体制改革改善要素配置提高的生产率，Tre2为无价值的土地房屋改革后发生交易获得到市场价格的溢值。

参考文献：

1.何平：2022《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手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第162-163页；

2.郭庆旺、赵志耘、贾俊雪，2005：“2005中国省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世界经济》，2005，5：第46-80页；

3.Charles I.Jones.“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 No. 2 （May， 2005）， pp. 495-525.

4.巴特•菲斯佩奇：2009创新与经济增长.载于法格博格•J.，莫利•D.，纳尔逊•R.R.《牛津创新手册》，柳玉林，郑刚，蔺雷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494-499。Copyri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Oford Handboo of Inova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5.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http://www.apo-tokyo-aepm.org。因网站随着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整历年GDP数据，亚洲生产率组织也进行调整。但笔者这里用的是2021年从该网站下载的数据。

6.荷兰格罗宁根大学www.ggdc.net/p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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