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流动和效率是未来稳定增长的关键

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中国“跋”字的本义，为草中行走，越山过岭。后来著述者们为其所作写一些解释、体会、评论和感言等等，成文放在书的最后，称之为跋。那么，为什么我做了本书这样一项研究？叙述如下。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8%以下的时间是2012年，其后的两年持续放缓。当时对此原因，主流的有规模过大速度自然降低和外部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两种解释。2014年开始研究和著述，当时我的一隅之见是，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下降、城市化滞后和土地房屋不能流转及其出让收入分配扭曲，造成了居民收入消费需求相对收缩，出现生产过剩，致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最后，内容以《中国：增长放缓之迷》一书，得以在格致出版社出版。

此书虽然试图说明经济增长为什么放缓，但更重要的工作是研究如何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和稳定在一个中高速的区间里。我最初的想法是搭便车，将国内外研究此问题的文献综合一下，加上自己的看法，写一本书，完成任务。然而，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户籍等体制阻碍迁移在农村农业淤积了1亿6千万左右的劳动力，与民营企业资产平均净利润率相比国有企业资产的80%没有产出贡献，与市场配置土地要素产出水平看目前管理体制下土地浪费闲置率达30%以上。在这些算式中，与改革提高生产率能有逻辑关系的只有TFP，但其又被狭义地理解为人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创新，找不到针对性体制改革释放生产力的因果逻辑链，包括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简单想一下，2022年如果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其净资产利润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3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率。而这样的因果关系，却无法学理地表达在现有的增长模型里。这不能不是一个学界的遗憾。

自2018年起，我以 “应该有，但没有”的实际状况，以反事实法通过改革还原“应该有”而释放增长潜能的逻辑，写了《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一书，又由格致出版社出版。从今天看来，还没有将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逻辑分析清楚。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研究的中间环节，没有这一步工作的基础，也不会有今天基础学理上的进展。

对二元体制类型的国家来说，揭示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变化内在关系的难题是：你认为体制扭曲影响了产出和增长，但你能不能内在地从数理逻辑和计算推演方面证明一下。分析的困境在于，原有的几大增长模型，主要的内生变量是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以及收入及支出等流体，其不直接地表达二元体制。而解决问题的出路是需要找出一个主要体现体制变化的内生变量，嵌入核算刻画和推演预测的增长模型中。

如果说我做了一些探索性，试图想明白改革与增长内在数理逻辑关系的过程和工作为：①与发展中、市场经济和体制瞬时转轨三大标准类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转轨国家。体制扭曲是一个常态，并且大多数不能被竞争主体经过变通而加以纠正。②体制是一个制度安排，而不是投入的要素和资产流体。因此，只要是以流体变量为投入、流动和产出的增长模型，都存在体制因素不能用于内生分析的卡点。③外部国际和内部市场经济部分有各个方面的各种标准值，二元体制经济存在对应的扭曲值，相互比较为扭曲差值。④如果将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支出”看成是流动和循环系统，则由流体、渠道和闸口三要件构成，可以用标准值与扭曲值的差值，测度某种体制安排闸口的大小或开关。⑤建立差值、产出损失、体制剩余、改革时间及强度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数理分析链和过程。⑥建立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均衡增长的动态结构模型。

我研究二元体制经济悟出第一个道理是：增长的源泉就是各类经济因素的流动。国民经济正常地运行和增长，关键是市场机制调节和促进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信息、货币等等，从低生产率、低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少的农村、萧条区域和农业，向其高和多的城市、繁荣地区和工商行业流动。而计划和行政管制，往往是在国民经济流动和循环的渠道中，设置了许多各种不同的闸口。如果闸口是反市场作用方向阻碍流体的流动，甚至如禁止交易而使闸口关闭，就导致相关流体淤积在低生产率、低收入和就业机会少的领域中，造成效率低下、产出损失和增长乏力。体制改革，实际就是打开和取消各种各样阻碍经济流体流动的闸口。特别是二元体制国家，不能固化甚至再增加各类闸口。只有不断地进行打开、减少和取消各种各样体制闸口的改革，让经济流体顺畅流动循环起来，才是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的源泉。

我悟出的第二个道理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与国民经济流动渠道上的闸口多少成反比：闸口越多，效率越低，增长动力越弱；闸口越少，效率越高，增长动力越强。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国家治理的各部门和各层级，如果是以管为主的思维方式安排各方面的各种体制，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转，将会陷入低效率陷阱之中。比如生产侧户籍管理劳动力淤积、国企资本投入产出流量比低、土地要素禁止市场配置、土地房屋非资产化等，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从需求侧看，收入分配过多地流入政府项下消费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国企垄断的上游产业，分配—支出—生产流动循环过程的效率比前者要低得多。如果收入和支出货币流动各方面的各种闸口太多，闸口伸缩关停不确定性很大，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呈现为需求低效率失衡的状态。而需求侧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项下流动，支出会流向制造业、商业、其他服务业和农业，其投资、建设、生产和销售有市场需求，是企业竞争和有效率的领域。

书中“资产化改革与中国金融体系可能的稳定性”一章，还是从土地房屋是计划经济的生活生产资料和市场经济有价值资产二元体制出发，一是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货币投入不少，但因被出让土地和城镇住宅资产吸收，消费价格却低迷的原因。二是提出问题，目前城乡工矿领域的土地和农村住宅仍然是无价值的生产生活资料，人口老龄化在加剧，养老负担会越来越重，但货币供应增长的速度远快于GDP增长的速度，而债务增长的速度又快于货币增长的速度，出让建设用地和城镇住宅等资产增长放缓和存量相对收缩，这种土地房屋的二元体制不变能不能维持得下去？三是觉得稳定金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关键，需要在未来推进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的市场化和资产化进程。否则，金融和经济体系出问题，可能是个大概率事件。当然，这一章还需要由博士和博士后跟进研究，加以深化。

看到我文章的一些读者问我，你的关于推进改革获得和能够获得多少经济增长潜能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准确吗？我的回答是，初步用数理逻辑的简单算法计算得出。通俗地比喻，可以称之为“毛算”。如果“精算”，则需要数理逻辑统计或计量化，估计参数、进行验证、去除干扰和剔除重复等。但是，因为闸口变量一般没有价格，替代弹性弱，计算结果八九不离十，大体上可供制定方案和进行决策时，作为一种思路、规划和对策的参考想法和意见使用。

项目研究一个新的思路，可能比现有的方法更加重要，因为它会决定研究的逻辑方向是不是符合分析的客体和经济所需要的实践。由于高校分类和地区财政状况客观原因，全面和精细化的计量化研究与大型计算，受到经费的限制；而博士生研究“做醋”的不能研究“做酱油”规定，限制了项目研究形不成团队。但深化体制改革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实践，却又非常紧迫和时不待等。

幸运的是，渐近转轨的改革开放，已经45年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经济，给中国经济学的数理逻辑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学界、政策界和业界的许多老师、同仁、学生和企业，在研究过程中，给以了很多支持和帮助，在这里向他们表达我发自内心的感谢。

二元体制经济的学理研究，确实如“跋”字一样，对应于积累在脑海里自己国家数十年的实践，在思索的世界里，需要耐住性子、趟河过棘和翻山越岭。这项工作耗用了五年半的时间，但也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有兴趣和最为愉快的一段时光，觉得日复一日的付出，非常值得。不论水平高低和作用会有多大，如农民种粮一样，经济学者也应当以经世济民为已任，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因此，也谨以此书，作为沧海一滳，献给我改革开放历程波澜壮阔、经济发展仍然内有生机和现代化征途任重道远的伟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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