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海：世界经济面临全球性共同冲击，但各个国家开展多边协调合作的意愿明显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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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春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60s要点速读：

1、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多全球性共同的冲击，需要各个国家有着非常强烈的合作协调的政治意愿，能够有着非常有利的多边协调政治协作去解决这些问题，去重新恢复世界经济整体的循环，去畅通它。 但问题在于，在这个背景下，似乎各个国家开展多边协调合作的意愿明显弱化。

2、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会看到美国的一些政策行为，无论它开展的供应链审查行动，还是推行的各种各样的计划，所有的这些政策行为中，都体现了它在一些长期的战略导向下，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关注，对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关注。围绕技术层面、产业层面，无论是前沿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它的零和竞争的姿态越来越明显。

正文：

当非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安全逻辑开始上升，主导各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时，我们会担心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基础会发生重构。过去两年世界经济的变化，最深的体会是世界经济严重的脆弱性。2020年疫情冲击下，使得世界经济循环停滞中断之后，经济下滑是必然的。但两年的变化有很多让人愕然的地方，比如2021年，世界经济强劲复苏，当时的界定是过去八十年间，经济遭受相对严重的衰退后，从未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强劲的复苏。这是2021年的基本判断。

2022年，全球疫情反复，俄乌冲突爆发，叠加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严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紧缩，很多人担心世界经济又走上了新的危机边缘。全球今年会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经济体陷入衰退，这是大家的基本共识。再加上货币政策紧缩之下，在所谓全球普遍的高债务、弱财政、低信心背景下，有可能会引发很多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动荡、经济动荡。

虽然2022年疫情反复、俄乌冲突，叠加主要发达经济体非常激进的政策紧缩力度，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下行和出现问题也不难理解，也很正常。但我们会观察到很难理解的一个现象，我们一直说各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循环，各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相互依存，利益共生。但是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应对疫情，无论是对俄乌冲突带来的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还是对于货币政策紧缩加息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负溢出效应，似乎各个国家在政策层面没有实质性的协调合作。回想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以G20为平台主要经济体迅速展开了大规模政策协调。这一阶段的外生冲击世界经济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各个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但这次看不到政策层面的协调合作。美欧这种传统盟友关系，突然在俄乌冲突之后，在对俄一些制裁、立场和政治行动上高度一致，但对于俄乌冲突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特别是欧洲地区经济如此严重的经济后果，看不到他们在经济层面展开政策上的协调合作。我们想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思考，在全球化下行期，整个国际政策协调陷入困境，整个世界经济运行基础进入了重构的过程，和过去不一样了。

对于当前的情况，经常会回想上世纪80年代，因为今年是2022年经济下行通胀压力上升，很多人就会想到滞胀，一旦回想到滞胀，就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面临滞胀，随后他们也走出了滞胀，总会做这样一个对比和回忆。一旦做这样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和过去几十年相比世界经济运行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度调整。

上世纪70年代甚至6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由于非常普遍的政府干预，政府深度介入经济运行过程中，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效率活力下降，成本上升，滞胀问题已经开始在内部出现。到70年代以后，地缘政治维度下的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得这种滞胀爆发出来，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非常严重的滞胀。随后走出滞胀的经历也是非常明确。

面对滞胀，经济效率下降，活力下降，成本上升，解决办法就是怎样去降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活力。这时候他们的逻辑很简单，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去放松管制，去强化市场，去对外开放。重构经济运行模式，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包括产业政策的调整，对内的这种调整需要自然的向国际层面衍生，需要重构全球经济的版图。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面临比较严重的债务问题，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迫切需要找机会加速他们的经济发展。顺应了发达经济体的调整，经济运行模式的调整和结构的调整，可能带来全球分工重构，主要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也希望在这样的机会中找到加速经济发展的机遇，所以，这时候就会看到，强调一个市场开放，强调放松管制，强调自由化的一些基本经济逻辑，或者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当时全球范围内开始扩散，在这种背景下，分布于世界不同地理位置上，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的国家或地区，他们在目标取向，在行为模式上越来越趋同，都是走向一个所谓的开放型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就开始慢慢统一，全球统一的市场，全球统一的秩序开始慢慢形成。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所熟知的世界经济运行基础，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形成。

我们看到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形成了一个所谓超级全球化进程，作为它的另外一面是世界经济的大群迅速扩张，世界经济迅速增长。

随着这样一个进程慢慢展开下去，到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整个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重构过程。从一些指标可以看到，全球化主要的指标在2007年、2008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开始下行。现有很多研究中对全球化进程是不是逆转，是不是去全球化，存在很多争议，但至少从上世纪80年代所启动的超级全球化过程的逐步回归、速度下降也是很正常的。对全球经济来说，增量的扩张速度开始下降了。

经济逻辑很简单，当增量扩张速度开始下降，存量调整一定会成为重点。存量调整一定会涉及到重新的配置和再分配的过程。一旦面临全球经济重新配置再分配的过程，它所引发的问题就开始发生了转变，具体是各个国家很关注的国别间差距的变化，关注国内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世界经济中，主要大国关注对世界经济的权利、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问题，关注不断频繁发生的、外生冲击下的安全和稳定的问题，同时在长期的停滞背景下，主要的大国又会关注未来增长潜力的重构，它会关注未来国际竞争优势的重构问题，这时候就能看到一个现象，当大家关注的笼统地说关注再分配、关注重新配置时，立刻会想到，在这样一个再分配维度下，在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发生了重构。

上世纪80年代后强调的是小政府，强调市场和开放，现在似乎慢慢对很多结构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在国内经济运行过程中，似乎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开始重新上升。在国际竞争中，曾经说跨国公司企业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体，政府慢慢在削弱，但现在又重新看到，从2008年、2009年危机后重新看到，一旦关注长期当中国际竞争优势的重构问题时，一旦去关注我们所说的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去关注所谓的经济权利时，在国际竞争中，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又要开始重新上升。

我们知道在国家政府行为的背后，非经济逻辑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关注的点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是绝对收益的问题，在合作分工过程中，经济学总会讲，博弈经济学家总会讲，合作分工只要能够创造收益，参与其中的相关各方或多或少都能分到一些好处，那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但一旦民族国家政府背后的这种非经济逻辑，当他们关注的是权利、关注影响力、控制力，关注再分配问题时，它关注的就是一个相对收益。相对收益的含义很简单，不在于在合作分工过程中我有没有得到，而在于我得到的跟你相比是多还是少的问题。因为一旦关注这种权利、影响力、控制力的时候，这种分配差距，你得到的相对多一些，我得到的相对少一些，这种相对收益的差距长期持续下去以后，就是国家的经济权利、经济地位、经济实力对比的改变和逆转。所以，这就开始关注相对收益，我不仅要得到，我得到的要比你多。或者我虽然有损失，但我损失比你小，这样一个差距积累下去以后，长期当中能够改变实力对比，改变自己的权利和影响力之后，一旦这样的逻辑开始盛行，非经济逻辑一旦开始盛行，我们经常说国际合作，国际竞争到底是共赢还是零和的？如果关注的是绝对收益，大家都能得到好处，或多或少有一些，这样是共赢的，可以实现的。但如果关注的是相对收益，关注到我分的是不是比你多，合作和竞争就是零和的。因为我得到多，你得到的就相对少，我得到相对少你得到就相对多，这就是零和。

一旦是零和的问题之后，我们就看到作为整个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在目标和行为上就开始发生分离，他们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相互间的竞争不断的激化，这时候就我们所关注的世界经济来说，整个分工合作的基础就受到了削弱，世界经济的运营基础机制就深度重构。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会看到美国的一些政策行为，无论它开展的供应链审查行动，还是推行的各种各样的计划，所有的这些政策行为中，都体现了它在一些长期的战略导向下，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关注，对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关注。围绕技术层面、产业层面，无论是前沿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它的零和竞争的姿态越来越明显。但实际上，我们会说美国是这样，其他的主要大型经济体、国别和地区在政治行为中也体现的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对比上世纪80年代，整个世界经济重构，整个看到的那样一种超级全球化进程的起步，看到上世纪80年代所开启的一轮世界经济迅速扩张的周期，似乎到现在它的整个基础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削弱，在这种背景下，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多全球性共同的冲击，需要各个国家有着非常强烈的合作协调的政治意愿，能够有着非常有利的多边协调政治协作去解决这些问题，去重新恢复世界经济整体的循环，去畅通它。

但问题在于，在这个背景下，似乎各个国家开展多边协调合作的政治意愿明显弱化，多边政治行动很难实质性展开。它背后在于各个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分工、参与国际竞争的行为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目标取向发生了变化，这种差异性导致短期中世界经济很难去共同应对一些共性的外在冲击，去克服这些困难，让世界经济恢复一个常态化的寻常运转，在未来较长一旦时间内，世界经济面临的就是整个经济运行逻辑、经济运行基础的重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又会看到中国经济的调整，增强内需的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在大背景下，大环境变化下，内需的重要性，内部循环的重要性，这不再是经济逻辑之下去探讨哪个更好、哪个不太好的问题了，而是在非经济逻辑越来越盛行的背景下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这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思考世界经济运行走向时可能需要去关注的东西。

（整理自于春海于2022年12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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