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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Monash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74 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新评价
虽然多数人不这么看，笔者认为世界人口多数将大量减少，除非强有力而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措施，但多数不会有效。本文论述为何世界人口将比人们预计的更加快速减少，并进一步讨论为何应该完全改变整个世纪来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鞭挞。
1、人口将比人们预计的更加快速减少
一些众所周知的会减少生育的因素包括人均收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等，而这些因素在中国几十年来已经大量增加，而且会继续增加。另外一个因素是单身的方便，包括外卖快餐、自助洗衣店的普遍流行，使单身者生活不会很不方便。
还有一个似乎没有人讨论过的是，电脑与网络的普及，使单身者不但有个人室内的娱乐，也可以在网上找到美女与帅哥的相片，再加上电脑加工，可以达到真人完全达不到的漂亮与性感程度，使人们曾经沧海难为水，比较难看上真人。这虽然能够增加人们欣赏电脑上的美女或帅哥的快乐，却很可能减少人们结婚或同居的倾向，当然会使生育率减少。
可以预见，随着近来在制造机器人方面的进步，现在已经或不久将会有高度仿真的机器人，不但能够做普通的工作，还能够充当伴侣，提供各种服务。这是使上述电脑美女与帅哥立体化，将进一步减少人们结婚或同居的倾向，生育率的大量减低，可以预期。
总之，由于一些众所周知与一些还没有被重视的原因，生育率将大概率快速减低。
2、人口减少，有何问题？
人们可能认为，全世界有超过75亿人，中国有超过14亿人，人口减少不是问题，反而可以增加人均资源，对人们有利。笔者曾经多次批评过这种错误,指出人口增加（不论是移民进入或是多生育），通过增加分工，分担包括国防与研究等公共物品的成本等因素，反而对原有人们有利；在市场经济，新增加的人们并不能无偿地获取原有人们所拥有的资源。
这里只讨论一点，关于中美争雄上，中国虽然有些优势，但在人口方面，却是一个短板。笔者曾经论述过，根据Brooks （2019，第75-77页），以前的赶超情形，在提升中的老二都是在人口结构上是年轻的，而现在的中国不但不是，而是相反的。在今后的30年间，年龄在15-64的工龄人口，在美国预计会增加13%，而在中国预计会减少18%。从2010年到2050年，年龄在18-23的军龄人口，美国预计会增加9%，而在中国预计会减少50%。在总人口上，从2010年到2100年，美国预计会增加44%，而中国预计会减少26%。美国总人口会从等于中国的23%增加到世纪末的45%。(关于其他中美力量的比较，见：黄有光2020.)
3、"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封建思想？
用现代的语言，这里所谓的三种不孝包括：1.没有帮助父母改正错误，陷父母于不义；2.没有赡养父母，使父母衣食不足；3.没有结婚生孩子，使父母没有后代。对于前两种，大致没有什么争议，但对‘无后为大’，则从我约于1953年左右开始读报章与书籍开始，就知道这个看法长期被大家认为是很错误的封建思想,我也完全接受这个大家对‘无后为大’的批判，一直到自己已经超过古稀之年，才慢慢开始重新评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
首先，古人认为无后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因素应该是断绝对祖宗的祭祀。对于确信人死就一了百了，灵魂并不存在的简单唯物主义者（包括从五六岁到中老年的笔者），多数会认为对祖宗的祭祀完全没有意义，只是浪费时间金钱与污染空气。因此，完全不认为断绝对祖宗的祭祀是一个问题。笔者在本专栏2021年5月19日的一篇<‘交叉通讯’与‘非请自来的通讯者’：难以解释的灵媒现象>文章内，报告一位在降神会中出现的叫Runki的‘非请自来的通讯者’，花很多时间，请人们帮他找回他的一块大腿骨。（他在海边酒醉睡觉被冲入大海，后来找到的尸体缺一条腿。）找到并安葬后，他就满意了。因此，人们说，‘入土为安’，是否有些根据呢？笔者不知道，但在我们这个有爱因斯坦的相对性、量子物理学的奇异性、超常灵异现象的存在的世界，笔者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因此，不能完全肯定断绝对祖宗的祭祀不是一个问题。
其次，即使不考虑上述因素，即使是在古代，人们认为‘无后’是一个大问题的更重要原因，应该就是‘无后’本身就是问题。一个家族或一对夫妇，能够传下后代，是一个重要成就。即使是根据笔者的唯有快乐才有本身的终极价值的观点，因为绝大多数情形，平均而言，人们是快乐大于痛苦的（详见拙作：Ng 2022），因此，传下后代，就能够使快乐继续。没有后代，至少本家族的快乐就不能继续。因此，无后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不只看本家族的小我，而看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大我，可以说，世界人口还在增加，一些家族的无后，整体而言，不是大问题。在国家与世界还没有面对人口减少的问题时，这是成立的。但根据前文所述，全世界将面对人口的快速下降。因此，我们已经不能用这个大我的因素，来否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看法。要使这种观念能够改变，并影响生育，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希望在这方面更有专业水平的作者，现在就可以进行讨论。
2022年元月3日于墨尔本。
文献
黄有光（2020）. <如何正确估计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1期，第1-8页。
BROOKS,Stephen G.(2019).Power transitions,then and now:Five newstructural barriers that will constrain China’s rise,China InternationalStrategy Review,1:65–83.
NG,Yew-Kwang(2022).Happiness—Concept,Measurement and Promotion,Springer;
open access: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981-33-4972-8.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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