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网易研究局与罗汉堂联合出品的《新经济思维系列》文章，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本文不构成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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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宾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疫情经济下，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渗透到几乎社会经济中每一个领域，从劳动力市场到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再到资本市场和价值创造、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医疗教育、科学研究等。
但实际上，我们对数字技术的经济影响并不了解。长期以来，我们只关注了传统经济表现指标，对数字经济产生的福利和影响则缺乏系统化的衡量。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的加速普及，数据隐私、劳动力市场技能转型等问题已经成为重大挑战。总的来说，我们没有为数字化带来的转变做好准备，更不用提充分释放数字化的潜力了。
关注人类幸福：多维度衡量数字经济
这是因为数字技术的覆盖领域太大了，导致我称之为"极端多维度复杂性"（radical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ity）谜题的出现，让我们很难将研究课题聚焦。目前在数字转型和技术渗透等方面已经有数千个指标，涵盖医疗、教育、协作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数字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我们的长期目标不是纠结于数字技术是否能提升生产率，而是要了解到，数字技术对人类福利有哪些影响，不论利弊。
我强调的“多维度”是指避免使用单一方式来衡量数字经济。单一维度唯一可能有效的情况是，所有指标的变动差不多同步，因为指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所以可以选择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采用这种方式：GDP和收入增长明显是实现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 ，所以只采用这一指标完全合理。但我认为真正的挑战是，记录经济和社会中各环节和领域的数字化发展过程纵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该如何衡量数字技术对民众关切的影响。
举例来说，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年轻研究人员，与顶级皮肤科医生和谷歌合作，来确定一项AI驱动的图像识别技术能否检测出不同类型的皮肤癌。他们的测试取得了不错效果，假阳性和阴性之间微小的差异都能检查出来。这项技术也可以使用手机相机拍摄的图像，所以在福利方面的影响就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住在斯坦福、加州、伦敦或杭州等富裕国家城市的人获益有限，因为他们可以去看皮肤科医生，但对贫穷国家，特别是偏远和落后地区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受益颇多。
这些地方的人根本就没有初级医疗和诊断的保障，因此技术能发挥重要作用，避免延误诊断。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技术具有普惠意义，对人类幸福的影响体现在健康方面，但对GDP指标的影响则为零。疫情中加速发展的远程医疗和这个例子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涉及领域更广。
资产增速分化和股市逆势上涨背后的动因
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数字经济的成本结构是高昂的固定开发或创新成本，以及极低甚至为零的边际成本。这种成本结构能使经济实体大规模扩张，因为需要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和有形资产。采用这种结构的“超级明星企业”拥有庞大的无形数字资产和数据相关业务，而资本市场的价值创造越来越像是无形资产累积的结果。再加上这些公司劳动力较少，所以每位员工创造的价值都非常高。
通过传统就业和有形资产的价值创造，已经不能实现增量价值创造。但无形资产的拥有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部分人没有这类资产，所以财富并没有急剧增加，普通人的资产负债表在疫情中还开始收缩并变得过于脆弱，甚至出现生计困难。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还是要明确经济在现行结构下的运行方式。虽然缺乏理想的衡量模型，但我认为股市是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经济衡量资源。现在有大量文章讨论了股市为什么在疫情中还能要么持平，要么上涨——纳斯达克上涨了25%，标准普尔指数截止到近期回调，表现几乎持平，而许多经济体的统计数据却处于糟糕的状态。如果你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看到数字经济在加速，提振了股市。但经济其他部门仍在苦苦挣扎，比如航空业道琼斯指数最低下跌了60%，到现在可能下跌了40%并仍在恢复中（详见下图）。所以深度观察指数的话，你就不会再感到困惑——股票指数是部分经济的可靠反映。
用数字技术促进普惠性增长和增强韧性
如果将关注点回归到疫情下艰难生存的人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人群受到的冲击都不同。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所做研究显示了美国经济中不同部门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占比（详见下图），其中教育是83%；专业科学，80%；中央财政，76%；科技公司，72%。但底部的住宿和餐饮服务中从业人员有1670万人，只有4%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大多数从业者已经变成了失业者。这种分化应引起重视。
但在中国，数字经济并没有只让少部分人受益，而是促进了普惠性增长。罗汉堂的首份研究报告《数字技术与普惠性增长》指出，中国的数字技术加速了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金融科技（信用评估、资产管理、保险）领域的增长，妇女、穷人、少数民族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在数字经济中获得赋能并享受享受技术带来的低成本或免费服务，不发达和偏远地区也能在市场进入方面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受数字技术影响的领域不仅限于此，比如疫情之下，医疗和教育行业都有效利用了数字技术，可以远程提供服务，为大众带来普遍性社会和经济福利。
但数字技术也是把双刃剑。数字经济中，技术性失业、隐私安全、分配不公等社会焦虑也是真实存在的。罗汉堂报告指出，如果政府和公共部门加强监管，“超级平台”之间良性竞争，以上担忧不会成为事实。
经济的韧性是另外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衡量维度，本次疫情让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疫情冲击整个社会各个部门，导致人口流动活跃度急速下跌后，数字技术为恢复经济活动、保持经济正常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持，有效增强了经济的韧性。我们看到，一旦数字技术出现故障，比如美国失业人数激增导致IT系统崩溃，就造成了焦虑、延误和其他问题，让民众和公司生存能力受损，付出了现实代价。但这一问题很容易通过云计算解决，因此相比归咎于数字技术，美国政府应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拿出了上佳表现吗？”
中国等亚洲经济体则充分利用数字工具，已经相当有效地应对了疫情经济和病毒传播。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对人口流动活跃度和接触有高要求的行业可以扫除或减少“人类交易对手风险”（human counter party risk，由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提出，参考金融交易中互不信任导致的对手风险）这一经济恢复的重大障碍（每个人都怀疑对方携带病毒）。这些国家可以根据人们的感染风险来有针对性地控制其流动活跃度。但在西方，出于对隐私、数据安全的担忧，以及对企业和政府的不信任，民众没能从这些工具中获益。
数字技术能否促进GDP增长？取决于是否为中间产品
GDP及其另一面——收入很重要，构成了多维度幸福感衡量系统中的关键一环。所以问题是，如果我们需要努力衡量数字技术对幸福各个方面的影响，那么数字技术对GDP增长或生产率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数字技术提供的免费服务（虽然没有算进GDP中）肯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如果数字技术对GDP增长有影响，就必须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现在数字技术不是最终产品的一部分，而是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东西。当然，这中间也存在灰色地带，比如自动驾驶汽车或扫地机器人的服务是消费品，还是最终产品的一部分，还是其他？答案尚未可知。
因此我的关注点是，现在的经济衡量系统能否捕捉到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力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到全球生产力的最新变化趋势，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只可能在未来看到。就数字技术是否会对增长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值得所有人继续为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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