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2020，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物质生活富裕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01 年龄与快乐的关系
作者|黄有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笔者在网易研究局已经写过不少专栏文章。从现在新的一年，笔者开始写一系列与快乐密切相关的课题。我去年在喜马拉雅的《黄有光的快乐经济学》音频课也讲过类似课题，但尽量争取联系新发生的事件来讨论，并补充新的发现与文献（部分内容与喜马拉雅音频课有共同）。
现在步入2020，所谓20后已经开始出生，而90后已经开始步入“而立”，80后开始步入“不惑”之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个人事业的上升，多数人的收入越来越高。然而，很多80后与90后都感到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快乐。我们现在先来讨论快乐与年龄的关系，以后再讨论金钱是否能够增加快乐等其他问题。
如果问快乐与年龄的关系是什么，像笔者原来一样，多数人会认为，起初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快乐增加，老了随年龄的增加而快乐减少，关系是反U形的，或者说是山峰形的。这是因为多数人认为小孩子没有独立性，有学业的压力，还不大会享受人生。因此，小孩子与年轻人的快乐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老了外貌和健康都下降，快乐也大量下降。
实际上，比较不同年龄组，许多学者发现快乐与年龄的关系是U形的，是和多数人的看法相反的。儿童时期相当快乐，少年时期快乐开始下降，从11-12岁就开始下降（见González-Carrasco等2017）。快乐最低点大致是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青壮年期。此后快乐随年龄增加而增加（如Blanchflower 2008， 2017；Cheng等2017，Graham & Pozuelo 2017，Beja 2018, Laaksonen 2018, Shishido 2020; 但最后几年会下降，见Fukuda 2013）。2017年一项针对中国的研究（Graham等2017）显示，快乐的最低点约在34岁时。
澳大利亚Deakin大学的一个研究指出，刚出生的婴儿以及刚刚步入退休阶段的老年人是最快乐的，而中年人是所有群体之中最不快乐的人群。由英国智库决心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所做的一个研究发现，16岁以后的快乐水平保持稳定，但在20多岁至50岁出头之间下降，然后再度上升，于70多岁时达到顶峰。
知道上述信息对青壮年人非常重要，甚至可能会救你一命。当你三十岁左右时，如果不快乐，可能会想，我这么年轻，就已经不快乐，将来老了不是更加糟糕，不如自杀算了！其实那很可能只是你人生的快乐最低点，熬过后，将来快乐就会长期增加。现在你知道了这信息，将来遇到低点时，会知道只是短期现象，会对将来有希望，除了避免走极端，你到时的不快乐的程度也会减轻。单单这个信息的价值，就比你读本文的时间成本的几千倍还要大！
关于快乐与年龄的关系是U形而不是山峰形的结论，是否完全没有争议呢？是有一些争议。比较早期，研究快乐的心理学者原来是认为快乐和年龄没有什么关系，认为各个年龄组的人们，快乐大致是一样的，平均而言，一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快乐也是大致一样的，即使有些不同或波动，但并没有一定的趋势或类型。他们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是因为影响快乐的因素很多，人际差异很大，如果没有大量的数据，很难看出有什么趋势或类型。后期的研究，有了大量的关于快乐的调查数据，比较可以得出一些可靠的结论。例如，2017年的一篇（Blanchflower & Oswald）文章，用了7个不同的数据，共包括51个国家，130万随机选出的人们，从20到90岁，得出快乐与年龄的U形关系的可靠结论（图见文末）。
我看了多篇文章的分析，结论与图形，大致可以说，如果我们排除最后几年，在接近死亡前因为病痛而快乐下降的部分，在绝大多数情形，大致都有快乐和年龄的关系是U形的作用。有些数据，甚至有双U形的，例如，根据英国近年的一个原始数据，20岁左右有一个低点，然后回升到约34岁，之后下降到约48岁，50岁过后大量回升到约七十岁。美国的一个数据也是类似，尤其是60岁到70多岁的跳升是很明显的。可能是因为已经耳顺了；哈哈！
支持快乐和年龄的U形关系的一个重要数据是，一些负面的感受与行为，例如压力、精神问题、抑郁症、自杀率等和年龄的关系是山峰形的。这些数据是比较可靠的，而这些是造成不快乐或痛苦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些数据大力支持快乐与年龄的U形关系。2017年一项关于中国的研究（Graham等2017）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问题的高峰在33岁时。三十多岁左右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有体会。
另外一个支持快乐与年龄的U形关系的有趣数据，是关于类人猿（包括黑猩猩和红毛猩猩）的研究。那些长期饲养类人猿的人，能够从它们的表情看出他们是快乐或不快乐。根据他们这种判断的快乐指数，类人猿的快乐和年龄的关系，也是U形的，也是在中年时期有一个低点（Weiss等2012）。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快乐会先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中年之后再度上升呢？
我想，青少年的快乐下降，很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些烦恼，包括开始有自己的看法，很可能与家长有代沟而不和。例如，有些少年人要把头发染成不同颜色，而家长反对，这会造成不快乐，可以理解。其次，青春期开始对异性有兴趣与需求，而同时有学业的压力，交异性朋友也缺乏经验，你喜欢的人，不见得也喜欢你，不快乐也可以理解。
青壮年时期的低快乐，一方面很可能是金钱的压力，例如要还房子贷款，负责家庭支出等；一方面可能是责任与时间的压力，对上要照顾父母，对下要养孩子，负责学费等。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才结婚不久，彼此相处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还没有能够处理好，或是初次有了孩子，对照顾孩子的经验不够，所以有许多困难。老年人快乐很高的一个原因，应该是已经具有比较高的人生智慧，对事对人可以比较平和，比较看得开，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不过，在我自己的情形，虽然老早就应该已经知道天命，我老早就已经超过50岁，但却还没有不惑，比不上孔子40岁时。因此，如果我随心所欲，一定会被关进监牢里。
在我还没有研究快乐问题之前，我的常识看法，也是认为快乐与年龄的关系应该是山峰形的。当我读到实际上是相反时，自己回想起来，我自己的快乐经历，也是U形的，30多岁时是低点，虽然当时的快乐水平还算不错。三十多岁之后快乐明显大量增加，一直到这几年，我已经70多岁了，快乐还在增加。 在77岁的2019年，快乐是全生最高的，而且是我年轻时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的高度。这与我长期锻炼身体与维持乐观的心态有关。我们以后还要讨论运动对健康与快乐的重要，快乐与幸福、生活满意度、偏好等有何异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快乐与道德的关系等重要与大家关心的问题。
附录：方法论
分析快乐与年龄的关系，有两个不同的方法。第一个是直接看原始数据，看不同年龄的人们的平均快乐指数，这是早期多数心理学者用的方法。这方法也有两类，一类是比较同一时段的不同年龄组的人们的快乐，另外一类是跟踪同一组人，快乐随年日或年龄的增加而变化。这须要很多年的跟踪，因此这类数据比较少。除了看原始数据，另外一个方法是对原始数据，不论是根据同期的还是根据跟踪的，进行多重回归，除了年龄，还加上其他与快乐可能有关的变量，例如性别、职业、收入、健康等，从而得出，除了这些其他因素以外，年龄本身和快乐的关系。
例如，简单而言，原则上可能（实际上多数不是），女子（或蓝领）的快乐与年龄的关系线是山峰形的，而男子（或白领）的快乐与年龄的关系线是U形的。如果合在一起，就很可能会得出快乐大致是水平线的结论。又如，中年人可能因为收入增加而快乐增加，如果扣除收入的因素，快乐就可能不变，甚至减少。老年人可能因为健康下降而快乐下降，如果扣除健康的因素，快乐也可能不变或增加。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年人就是因为年龄增加，经验增加而收入增加，这样造成的快乐增加，其实就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不应该扣除。同样的，老年人健康下降，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因此，这样造成的快乐下降，也不应该扣除。因此，上述两种方法，只看原始数据与多重回归，都有一些长处与不足，我们可以两种方法都用，再比较。近年很多学者，就用两种方法，还能够得出快乐与年龄大致是U形的结论。例如Blanchflower & Oswald （2017）得出：如果只看原始数据，在7个不同数据中，有5个有快乐和年龄的关系是U形的结论；而用多重回归，则全部7个不同数据都有快乐和年龄的关系是U形的结论。而且，这个U形作用，是很巨大的。
文献
BEJA, Edsel L.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age: evidence using world values survey data." Quality & Quantity 52.4 (2018): 1817-1829.
BLANCHFLOWER, David G. & OSWALD, Andrew J. （2008）. Hypertension and happiness across nation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7, 218–233.
BLANCHFLOWER, David G. & OSWALD, Andrew J. (2017) : Do Humans Suffer a Psychological Low in Midlife? Two Approaches (With and Without Controls) in Seven Data Sets,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10958,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IZA), Bonn.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70942/1/dp10958.pdf
CHENG, T., POWDTHAVEE, N., & OSWALD, A.J. (2017). Longitudinal evidence for a midlife nadir: Result from four data sets. Economic Journal, 127, 126-142.
FRIJTERS, P., & BEATTON, T. (2012). The mystery of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ag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2(2-3), 525-542. doi:10.1016/j.jebo.2012.03.008
FUKUDA, Kosei (2013). A happiness study using age-period-cohort framework.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1): 135-53.
GONZÁLEZ-CARRASCO, M., CASAS, F., MALO, S., VIÑAS, F., & DINISMAN, T. (2017). Changes with age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the adolescent years: Differences by gender.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8(1), 63-88.
GRAHAM, Carol, and Julia Ruiz POZUELO （2017）. Happiness, stress, and age: How the U curve varies across people and plac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0.1 (2017): 225-264.
GRAHAM, Carol, ZHOU, S., & ZHANG, J. (2017). Happiness and health in China: The paradox of progress. World development, 96, 231-244.
LAAKSONEN, Seppo (2018). A research note: Happiness by age is more complex than U-shaped.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19(2): 471-482.
SHISHIDO K. & SASAKI T. (2020) Happiness in Japan: A 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based on JGSS cumulative data 2000–2015. In: TSAI， MC. & IWAI， N. (eds) Quality of life in Japan. Quality of Life in Asia,vol 13. Springer, Singapore
WEISS, A., KING, J.E., INOUE-MURAYAM, M., MATSUZAMA, T. & OSWALD, A.J. (2012). Evidence for a midlife crisis in great apes consistent with the U-shape in human well-b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ences U S A, 109, 19949-19952.
From: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7/08/youll-probably-have-a-midlife-happiness-crisis-heres-why.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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