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天桥为5亿投资找去处 中国“脑计划”落地难）
在全球掀起脑科学的浪潮中，中国科学家也在积极推动中国“脑计划”的启动。在今年的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参会人数创下新高。会议主题围绕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临床应用和当前热点。包括英国神经科学学会前主席特威·罗宾斯和美国耶鲁大学神经生物学家罗纳德·杜曼在内的多位外国院士都前来分享前沿研究成果。
不过，中国“脑计划”要真正落地还需解决一些关键问题。
民营资本率先“试水”
今年的神经科学学会年会由陈天桥雒芊芊研究院（TCCI）全程支持。陈天桥表示将聚焦三个垂直领域：脑机接口、睡眠和数字药物，力争实现科研、标准制定、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的全面开花。
陈天桥在脑科学研究领域的投资始于2016年，成为率先“试水”中国“脑计划”的商人。他承诺出资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在全球范围推进基础脑科学研究，并将第一笔1亿美元资金投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时引起神经科学界的剧烈反响。
陈天桥在本次大会上通过视频对中国神经科学的研究表达了支持。他表示，TCCI转化中心定位全球，将利用其国际优势，及时抓住国际脑科学领域的最新热点，通过共赢互补的合作，引进到中国落地。
近年来，陈天桥在脑科学方面仍在持续增加投入。今年3月，TCCI启动了全球博士后计划，直接资助世界范围内的优秀青年脑科学工作者，致力于培养下一代科学领袖，目标是未来每年直接资助三四百名年轻科学家从事脑科学研究。
尽管投资规模尚未公布，但按照培养一名博士后培养期两年、每年3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费用计算，那么陈天桥每年要招募三四百名科学家至少要投入2亿元人民币。
2017年年底，TCCI宣布向中国脑科学研究投资5亿元人民币，资助项目包括脑肿瘤、老年痴呆、帕金森症、抑郁症等的研究和治疗。其中一期5000万人民币率先投给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周良辅医学发展基金会，组建上海陈天桥国际脑疾病研究所，如今这一机构已更名为TCCI转化中心，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华山医院副院长毛颖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不过在陈天桥向华山医院投资5000万元项目之后，剩余的4.5亿元的资金还未投到具体项目。按陈天桥当时对第一财经记者所说的，这4.5亿将用于资助中国“脑计划”项目。
“在我们后续持续投入的4.5亿资金规划中，我们计划和中国‘脑计划’的相关项目合作，为有效推动国家脑计划做出自己的贡献。”陈天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脑计划”推出时机未成熟？
“呼之欲出”的中国“脑计划”为何至今仍迟迟未出台？这让翘首以盼的民间资本和中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有点着急。
第一财经记者向多位直接参与中国“脑计划”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了解到，“脑计划”目前还不成熟，未到适合推出的时机。“还有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包括南北两中心如何协同。如果中国要推出‘脑计划’，一定是一套完整的计划，而不是各自分散的。”一位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自2014年中国宣布“脑计划”以来，历时五年建设已具雏形，形成了分别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中心”。随着去年5月14日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下称“上海脑中心”）张江实验室的建立完成，标志着中国脑计划正式拉开序幕。
中国“脑计划”一旦推出，规模有望达到百亿甚至千亿级，比肩美国“脑计划”。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院士去年就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北京和上海两个中心先后建成之后，接下来就要考虑两个中心合并启动中国‘脑计划’项目。”
不过今年的神经科学年会上，多位工作在研究最前沿的研究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自己没有听说关于“脑计划”进展的讨论，也不知道“脑计划”会何时启动。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雄里院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脑计划’的推出一度被提上议程，后来又被搁置，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杨雄里认为，中国“脑计划”的推出应该是一套完整的计划，而不能是南北分割的。
早在2015年，中国科学家就对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在中国“一体两翼”的部署达成了初步的共识。所谓“一体”，就是阐释人类认知的神经基础为主体和核心；“两翼”是指脑重大疾病的研究以及通过计算和系统模拟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
在谈及“脑计划”落实的具体挑战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裴钢认为：“中国脑计划作为国家战略，以人为目标，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各国现有的脑计划，如何从更高的层面去认识，并做好顶层设计，对未来脑科学研究发展至关重要。”
蒲慕明院士也认为，中国神经科学研究的队伍体量相比国外仍然不大，而且研究力量是分散的。“脑计划最大的挑战是，它不是一般的科研计划，需要针对重大的问题形成团队来攻关，而且重大的问题要目标明确。”不过他仍然相信，“中国脑计划有望在今年内启动。”
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上海脑中心负责人张旭院士也表达了乐观态度。尽管他没有正面回答“脑计划”能否在年内得以推出，但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今年年底前我们会有所动作。”
上海布局“脑计划”地图
张旭的乐观源自上海脑科学研究近年来不断有新成果发布。比如在脑疾病诊治方面，上海突破了动物模型的瓶颈，诞生了世界首批体细胞克隆猴，还制备出国际首例体细胞克隆疾病模型猴。去年7月落地松江区的G60脑智科创基地，将在几年内研制出系列非人灵长类的疾病模型猴，包括生物节律紊乱、精神障碍、帕金森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等脑疾病，以及免疫缺陷、代谢、肿瘤等疾病。
中国有着丰富的猕猴资源，并且在用猕猴建立人类疾病模型的研究上快速发展。这使得中国在研究高级认知功能，如共情、意识和语言，以及脑疾病的病理机制和干预手段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
蒲慕明正在帮助年轻的神经科学研究者使用猴子作为实验模型来理解高级认知功能。他表示：“现在人们愈加发现要想理解人类的高等认知功能，比如思维和意识以及脑疾病，尤其是精神类疾病。非人灵长类可能是更合适的实验动物模型。”
此外，在类脑计算与脑机智能发展上，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均有出色团队在开展脑机接口、脑成像等方向的研究。据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冯建峰教授透露，在上海市市级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规模亚洲第一的张江国际脑影像中心也已建设完成。
张旭院士提到，2019年上海脑中心将启动中国人脑分子与功能图谱研究，包括从胎儿到老年人的脑发育、脑教育、脑疾病图谱研究等；启动脑·健康研究计划，重点开展人脑发育、衰老和疾病的脑细胞类型变化以及病变、大脑复杂疾病的共性发病机制与个性特征研究等六方面的研究。
“这都将为上海后续承接国家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他表示，“上海将在现有基础上，筹建长三角及南方地区脑智研究网络，同时加快整合和集成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创新要素，实现高水平研究创新资源互补和协同，承担并完成国家‘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的研究任务。”
目前美国与欧洲已经启动了规模分别为60亿美元和13亿欧元的“脑计划”项目，计划期限长达10年。不过，欧洲“脑计划”项目因数年未有实质性进展而饱受争议，可能因无法得到欧盟下一阶段的注资而夭折。
在谈到中国与其他国家“脑计划”的区别时，蒲慕明表示，尽管所有这些项目都有着类似的长期目标，但中国脑计划有其独特性。
他指出：“我们是比较广谱的、聚焦多方面，包括脑科学的基本问题、脑疾病的诊断治疗、脑启发的人工智能。这三个领域都在脑计划范围之内，而且我们的脑计划是配合中国中长期科学的战略规划，计划期限是到203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