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恒:在结构优化中持续提升经济增长新动力

（原标题：在结构优化中持续提升经济增长新动力）

　　 傅子恒

一系列数据都在提示，我国经济总量与结构指标改善的增量贡献力量，主要在于由政策推动的“供给”层面，而并非源自基本需求层面的显著改善。中国经济出现各方所期待的、高质量的、真正的“内生性”增长，尚需政策等各方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这需要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摆脱对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培育新的增长动能。而传统产业增长动力源也需优化，防止资源的浪费与粗放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应是当下的政策着力点。

年初以来各项增长与效益指标回暖，尤其二季度以来增长略超预期的表现，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一轮景气复苏的讨论。

看数据指标，上半年投资、消费、进出口同比似都已出现了拐点，而物价指标控制在2%以下，就业形势稳定，在经济加速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胀的良好局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2%，远超去年同期。与数据指标的好转相对应，国内国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在逐步升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内三次发布报告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国内经济界随之有了一种新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或已处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是否已到来？笔者认为，若仅从上半年数据表现而论，时间太短，尚不足以给出明确的趋势性定论。基于政策与宏观数据指标的一些变化，稳妥些说，可以认为，处于长期增速换挡“新常态”之中的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复苏，在政策努力及内外部形势交叠之下初步露出了一线亮光，但断言经济增长已步入自发生成的新周期，似还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出现各方所期待的、高质量的、真正的“内生性”增长，尚需政策等各方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

搜寻中国经济年内走势与拉动经济增长的逻辑因素，增长的增量贡献部分主要源自财政、货币政策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形之手”推升，而需求增长相对迟缓。不同行业的景气波动与企业效益的结构表现，则更能说明“有形之手”的推升作用。从所有制结构看，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0%。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8%，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3.6%，集体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9%，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8%。更多承担与落实政策功能的国企及国有控股企业贡献居于前列。再看行业景气差异，高景气行业主要集中在煤炭采选（上半年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7倍）、采矿业（同比增长13.4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96.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52.7%）等少数上游原材料生产行业。这些超强复苏行业有个共同点，即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动的“市场出清”。

对比而言，需求端增长相对温和，与上游产业利润的增幅不可同日而语。与之反向形成对比、可印证行业效益增长主要不是由需求拉动所致的例证，是供给侧改革一时还不见政策强力推进的行业如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8.2%，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仅分别同比增长6.6%和5.1%。

货币政策对经济的稳定作用同样显著。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今年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年初，在积极财政政策引导下的投资效应不断释放的过程中，以金融部门“去杠杆”及强化监管与整顿市场秩序为标志，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逐步移向“中性”，市场短、中期利率重心不断上移。而在二季度至年中阶段，央行对流动性的重新进行节奏调整，为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稳定表现提供了契机。

从经济结构看，一个积极的信号是，今年1月至7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速度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两位数增长。这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黏性”与部分的回旋空间所在，服务业效益提升也显示了经济宏观结构的调整改善，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系列数据都在提示，除外贸由外部需求显著增加所带动之外，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指标改善的增量贡献力量，主要在于由政策推动的“供给”层面，尤其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投资超预期及上游部分原材料行业边际景气大幅提升所带动，而并非源自基本需求层面的显著改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着力点之一是对传统过剩产业“去产能”及宏观调控，而去产能导致部分基础原材料价格涨升，带来了这些行业生存环境的改善。同时，由于需求并未明显改善，基础原材料价格涨升就无法传导与转移至下游行业，这在客观上带来了全社会宏观价格体系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更节约地使用，改进传统的对资源的粗放利用，尤其在稀土、小金属等战略资源方面，这种价格涨升有明显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需指出，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过剩产业，如钢铁、电解铝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来说，其价格持续涨升如出现“矫枉过正”而使过剩产业重新步入紧缺，显然不合理，这种局面应极力避免。

很显然，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产业结构优化中摆脱对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需要寻找与培育新的增长动能。而传统产业增长动力源也需要优化，防止资源浪费与粗放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应是当下的政策着力点。我国城镇化进程远未完成，辽阔的国土与梯度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众多基础设施需要“补短板”或者集约优化，全社会各类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的空间还很广阔，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在相对长的时期内保持中高速水平。而培育新经济增长动力，依靠科技创新、“互联网+”等协同推进，重塑传统产业的内容与边界，孵化、培育各种新经济业态，需要政策长期、持续的积极扶持。

基于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既有轨迹与所处阶段，劳动与人口、土地、资本资源、技术与管理等诸要素总量与结构条件的新变化等综合认识，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由超高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回归的“新常态”将是相对长期趋势。当前，我国劳动力人口转移与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带来了就业的稳定，可使国人增强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容忍度。由此，今后阶段当更多聚焦于高质量的、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而寻找、培育这种增长新动能，将成为制度与机制调整、政策制定的根本出发点。

（作者系万联证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