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经济政策都不能背离人性的需求

（原标题：任何经济政策都不能背离人性的需求）

——读《经济增长的迷雾》

马维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成了时代主题，从那以后，经济学家就开始了热切的“寻宝之旅”，他们希望能找到灵丹妙药，帮助穷国变富，实现人类的共同福祉。有很多次，一些经济学家以为找到了法宝。比如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发展战略”上，这类发展思路十分强调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此后不久，多国的实践表明，这种大政府运用大战略模式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常常导致意想不到的失败。那些政府认为前景不错的发展战略，虽也经过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论证，到头来却总是于经济增长无补，有时还导致了经济衰退。较为典型的，如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此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微观面，期待通过研究信贷市场的失灵和补救，或者农户消费和储蓄行为这类市场中个体的行为，来找到经济发展的推手，但这些研究也都收效甚微。这或许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存在，而众所周知，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市场。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东欧国家经济的急速转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又一次回到了宏观层面，即制度和政府行为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这些年来，大凡有心关注此类话题的读者都有一个体会：我们总被告知，减免债务、发展教育，以及给予穷人、穷国经济资助，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最主要路径。尽管如今单纯给予经济资助的方式已被大部分国家的扶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但世人总还是对前两项扶贫措施抱有希望，觉得这类增加社会阶层流动性，和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举措，是通过给予穷人、穷国必要的政策倾斜，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一剂良方，将会在未来发挥“威力”。

可惜，美好的愿望替代不了残酷的现实，善行也未必能给穷人带来想象中的好运。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中探讨了一个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却又常常被不少经济学家刻意回避的严峻问题：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总是失败？尤其在扶贫这桩事情上，好像西方国家及其领导下的国际组织，花了很大工夫，耗费了不少资金，却总是走错了路，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不是每个从事发展经济学的学者都有充足的资源来著书探讨这么宏观的命题的。因为这是一项实证研究，需要运用大量统计数据，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实例。而伊斯特利恰好是很合适的人选。作为从事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学者，伊斯特利1985年至2001年在世界银行工作；2001年至2003年任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和国际经济学研究所（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级研究员。他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参与了大量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由此获得的历练与实际感受：一方面使他非常熟悉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的思路和政策，另一方面，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中那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着深入的观察和体验。基于此，他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援助、投资，还是教育、人口控制措施，抑或是调整贷款政策和债务减免等，这些仅从经济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都被证明并非是经济增长的“良方”，而是误导人们的“迷雾”。

在这部专著中，伊斯特利首先否定了种种所谓的“灵丹妙药”，他用大量篇幅来论证了这一点。就扶贫而言，统计数据可以表明，只要经济高速增长，贫困人口数量就会急剧下降，如果是经济衰退，即使有很多外在的扶贫政策，也依然不能阻止贫困人口数量的快速上升。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以为，正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导致他们几乎不可能提高储蓄率。因此，在“必须”的投资率与实际的国内储蓄率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投资缺口，只要弥补了这个投资缺口，穷国的经济就能实现高速增长。不能说他们的假设没有道理。但在现实中，许多来自富国和国际组织的扶贫资金虽然都被用于填补这个“缺口”，但这些来自富国的经济顾问都没能达到预期目标——在不少国家，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并且这一做法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几乎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失败。

所以，也许真的很难找到一味能直接解决经济困境的解药。那么，退而求其次，究竟还有没有办法能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帮助人类实现普遍福祉呢?作者认为，答案其实是有的，而且并不复杂，那就是：得有运用得当的激励机制。

比如控制人口增长。在伊斯特利看来，想要控制人口，发展经济正是最好的手段。长期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经济收入较高的父母，由于照看孩子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于工作，产生较大的经济收益，因此富裕人群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比穷人高。就此推论，给予一个人较高的收入，就会减少他生育很多孩子的念头，因此，经济增长带来比过去较高的收入，将会对控制人口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而且，较为富裕的人群，为了给予孩子理想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往往会选择较高水平的教育投资，由此带来的花费，也会有效抑制他们的生育需求。

而一个同样与激励有关的相反例子，则出现在穷国的教育领域。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大规模发展教育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几乎为零。君不见，不少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东亚国家，但经济却依然多年徘徊。更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之间，根本不存在相关性。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穷国，在富国也同样有效。对此现象，伊斯特利做出了一个颇能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一个渴望增长的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并不比一个呼啦圈强多少，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有知识的人如何运用他们的知识。”换言之，当一个国家的教育没有给受教育者提供足够的回报率的时候，人们是不会愿意多投资教育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强行规定了入学率，但是由于教育质量普遍不高，教育在实际上也不会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少积极作用。这个例子也再次证明了激励的作用之大，恐怕远在不少经济学家的想象之上。

既然通常人们认为的控制人口、发展教育等都未必能促成GDP的增长，那到底什么才可能有效促成经济增长呢？尽管伊斯特利一再强调，他竭力避免提供“灵丹妙药”，但他依然认为，只有激励措施运用得当，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所有的经济政策都不能违背这一点，否则必将适得其反。至于什么是有效的激励措施，没有标准答案，有心者请各自摸索去吧。事实上，只要对经济学的本质有所了解，就不难理解作者持此观点的缘由：经济学，本就是一门以研究人们经济行为为宗旨的学问，对于行为动机的研究自然应当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而所有对于动机和目的的追问，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帮助经济决策者做出顺应人性需求的决策——大到一国政府，小到一家企业，莫不是如此，因为凡逆人性而为者，最终总会遭遇滑铁卢。

但或许至此，我们仍无法彻底揭开经济增长的迷雾。所谓“搞对激励”，对很多国家的政府而言并不陌生，毕竟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因为“搞对了激励”，才实现了稳步的经济增长，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成功的例子既然比比皆是，为何不借用呢?所以，也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找准激励机制，而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正如作者在举了巴基斯坦等国的例子之后所断言的那样，“在寻租是唯一盈利活动的国家里，让人们获得技能并不会带来经济成功。如果只有技能，而没有技能得以发挥的环境和技术，经济增长也无从谈起。”

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顺利走出泥沼，步入快速增长期，其最大的秘诀，也就在于用对了激励机制，调动了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追求和创造财富本能。而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一些新的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