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特洛波斯举起切断生命线的剪刀

（原标题：当阿特洛波斯举起切断生命线的剪刀）

我不信“培养”这种单一的力量会造就出新的有竞争力的物种，一定要有“筛选”机制，让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今天不玩命，在政策依赖症中无法自拔，明天就可能被剪断生命之线。由此，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被充分地挖掘出来。

20多年前，我姐姐在美国留学时出了车祸，被撞伤后晕厥，直升机将她送到最近的医院，接诊的是驻院急诊大夫按程序问，“你对什么药物过敏”？姐姐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bitch and jerk(我对婊子和混蛋过敏)”，以后的事她就不知道了。

几天后，那个急诊大夫到病房去看她，“尽管当时你的情况看起来很糟，但我知道你会没事的，因为上帝会把有幽默感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位当晚值班的急诊大夫向赶来的外科医生介绍说，伤者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求生欲，可承受重大手术。他的话大概影响了手术方案，主刀医生采用了最大胆也最彻底的解决方案，姐姐康复后没留下任何隐患。

这段往事包括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确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进化中是第一位的决定因素，而进化主体是生物个体或某个物种，既不是大自然，也不是造物主，前者为进化提供场所，后者只是在哲学上肯定了进化本身的正当性。

和公司这群小伙子在一起工作时，总有一种蓬勃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使我对未来，对人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都产生乐观的向往。小伙子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想法和愿景，若放在国企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很幼稚，但这种幼稚，莽撞和乐观情绪就是青春的力量，就是进化的主观能动性，我甚至感觉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时，才真正活着。

我始终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拥护者，我的亲眼所见说服了我，混合所有制关键不在股权混合，而在于真正把国企推向市场经济的大海，而不是始终在沙滩上开会，动员和规划。我眼前的这支队伍之前在国企时，没有这样蓬勃的朝气，那时候既没有业绩压力，也没有生存焦虑，在下一次会议中部署如何落实上一次会议的部署，在下级的汇报稿中提炼出给上级的汇报稿，每个人都不那么担心失去工作，都不太担心公司的发展，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默认的氛围中：国家不会放弃国企，国企不会裁员，个体只要不犯错误，就不会有生存危机。我不明白的是，这种默认的国企氛围究竟是一种普遍接受的假设，还是一种类似刚性兑付的承诺？

一个物种在进化中时时刻刻面临着生存挑战，其中有许多艰难困苦，还有许多曲折反复，这才是进化的历史。如果一个物种，群体、个体在一个确保安全的温室环境中，他们肯定是得不到进化的。“人在面临前进抉择时，如果他始终有一条退路，那么，那条退路往往就是他最后唯一的出路”，大房鸭的小伙子们加班根本不需动员，他们自觉且充满乐趣地研究如何优化算法，这样能尽可能少地占有我们租用的云资源，其结果是，我们根本没有硬件投资，每个月阿里云只能从我们这里收到6000元，我不是个好客户，因为我有一帮优秀的程序员。同样的事放在国企，可能演变成这样：上级给我们拨款建个二手房交易平台，我们很快就购买大量硬件搭建环境，如何发包外聘软件公司为我们编程，之后验收和庆功。如今的大房鸭根本就没有退路，包括我在内，都斩断了和体制的联系，不能假设体制内的资源还能帮助我们，不能指望体制内的领导还会在创业失败后帮我们安排到其他岗位去。我们只有拼争向前，凭着“我对婊子和混蛋过敏”的一口气向前冲。

造物主在安排进化的机制时，有两个重要的力量，共同构成了进化，一是培养，二是筛选。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三姐妹的故事说的是克罗索（Clotho）、拉克西丝（Lach sis）和阿特洛波斯（Atropos），众神之王宙斯（Zeus）与女神特弥斯（Themis）的女儿们，她们的任务是纺制人间的命运之线，同时按次序剪断生命之线。最小的克罗索掌管未来和纺织生命之线，给世人创业的动机，二姐拉克西丝负责维护生命之线，给世人时间和机会，最年长的阿特洛波斯掌管死亡，负责切断生命之线，当她举起剪刀时，天父宙斯也不能阻挡。在我看来，各项国企改革措施都像是克罗索给人机会和时间，我们原有机制中可能少了阿特洛波斯和她的剪刀，每个人都在安全有保障的环境下不断得到时间，机会和资源。我不信“培养”这种单一的力量会造就出有竞争力的新物种，一定要有“筛选”机制，让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今天不玩命，明天就可能被剪断生命之线。由此，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被充分地挖掘出来。“只争朝夕”应成为国企完善改革机制的结果，而不仅是下一次改革誓师大会主题词。

我感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企改革总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以致不少国企改革措施都没在基层员工身上产生预期效果。推广来看，在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们又有多少勇气坚信基层的主观能动性呢？经济稍一减速，马上放松货币政策；某个指标在某个时间段恶化，各路专家就忙不迭呼吁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放手让“培养”和“筛选”的进化机制自己起作用呢？为什么只出台“培养”政策来呵护微观经营单位，而不敢放手让“筛选”机制来鼓励真正的改革和提高生产力的创新呢？这是否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缺乏对我们体制的自信呢？当大多数微观经营单位都患上了政策依赖症，多数个体都对国有体制产生终身就业保障幻觉时，生产力水平是进步还是倒退？当一种体制，一国的大多数人都有这种依赖和幻觉时，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的个体，是否会因缺乏竞争机制而被动地迎来一把时间的剪刀？如果那样的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压倒一切的恐怕就不是稳定了。

我坚信“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决定因素”的论断，要解放生产力就一定要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包含着激励和淘汰两个同时起作用的因素，这才能进化出有竞争力的好公司。国企改革出真招，动真格，我国经济才会真正实现转型。

（作者系大房鸭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