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话题 能臣与海塘

（原标题：先锋话题 能臣与海塘）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六月初，浙江省钱塘江地区发生风潮，沿江两岸堤防工程——海塘坍塌十之八九，其中海宁、仁和、海盐等县共报坍12000余丈。

然而风潮过后，官员们却对此次溃塘事故产生了诸多怀疑。按照雍正帝的说法，“今岁风潮不过风大水涌，并非昔年海啸可比”，为何损毁情形竟如此惊人？人们发现，风潮固然属于天灾，溃塘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 “人祸”。

最关键的是，雍正帝寄予厚望的副都统隆昇，在皇帝本人的严厉督促之下，专注于开挖引河，疏通河道，却忽略了对旧塘的系统管理和维护，才酿成全塘溃坍的重大事故。

与隆昇形成鲜明对比，此前主持治理钱塘江的李卫，颇得其法，海塘工程虽屡遭风潮袭击，仍然稳如磐石。

“时加防范，年年岁修，自然无害”

李卫，字又玠，江苏铜山（今江苏省徐州丰县）人。步入仕途后，以“勇敢任事”颇得雍正帝的信赖和宠幸。雍正三年（1725年）授浙江巡抚，后改浙江总督，雍正十年（1732年）离任。

谈到李卫治理钱塘江，还得从雍正帝的治国和治水理念说起。自登基以来，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雍正帝极力宣扬“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之说，在钱塘江治水过程中，也不忘鼓吹“海塘非人力之所能施设，当竭诚以祈天神之赐佑。汝等如果有公忠之心，加以诚恳，朕可保必应”。为了便于钱塘江沿岸子民虔诚敬神，雍正八年至九年（1730~1731年），还接连特谕动用内帑银10万两，命李卫在海宁修筑了一座占地约40亩海神大庙，“规度崇宏，气象轩翥”，以供沿江百姓观瞻、拜祭。

然而，治水一线究竟如何实施防御，起初雍正帝并没有成熟的思路，对于防御风潮灾害较土塘、柴塘更为得力的石塘工程，也不以为是必须修筑之工。更令人尴尬的是，他的一番说教和百般虔诚，海神似乎并不理会，钱塘江地区依旧屡遭风潮，形势日趋严峻。如何才能确保旧塘安全度汛，守护钱江两岸财赋之区的安全和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身为一省巡抚的李卫，不得不有所思、有所行。

尽管雍正帝当时并不看好修筑石塘，但李卫已意识到石塘才“可保永久”。主政浙江之初，他目击北岸塘工危急形势，即有修筑石塘之意，后来也多次试图推动工程展开。可当时光是将原有石土各工“再加筑高（即）更为有益”，但都因所需“钱粮过多，无项可支”，而改筑石塘工程造价更高，受政府财力所限，基本不具备可行性。加之海宁老盐仓一带数里地下皆系活土浮沙，上面难以承载巨石，此技术性难题难以克服，几经尝试，仍徒劳无功。

治水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区分轻重缓急，通盘加以筹划。李卫深知，在未筑石塘之前，如要确保两岸稳固，首先必须消除工程隐患，对现有旧塘及时维护加固。早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时任浙江巡抚朱轼曾经奏准，以捐纳监生项下余剩银对海宁县塘工实施岁修。雍正五年（1727年），李卫又向雍正帝奏请大幅扩大岁修范围，推广到沿江杭州、嘉兴及绍兴府各州县。

他强调“时加防范，年年岁修，自然无害”。又说“潮汐冲徙不常”，“若每年随坍随补，则用费少而保固可久，倘因循不修，则圮坏渐多，工费即巨。从前因军兴裁减岁修钱粮之后，皆坍损于平日而修筑于一时，以致屡费帑金，频烦睿虑。此诚浙省民生利害之所关也”。换言之，如果正常岁修经费无法保证，问题积少成多，一旦酿成大工反而耗费更巨，实属得不偿失。

面对岁修经费匮乏的实际，李卫多方设法筹措。他提出，将清查原任淮徐道潘尚智家产一案所追缴的当铺本利、田地房屋及其他物品等，折银10万两，除抵补海宁、海盐、萧山诸县雍正四年、五年岁修银两外，其余变价存为将来岁修两岸塘工之用。原拨捐监等项留存岁修之银仍行归款，留济日后之工。

“维护于平日，抢护于一时”

岁修制度在钱塘江两岸全面推行后，“适时修防”纳入地方政府日常职责范围之内，由此强化了其治水职能。海塘工程得以年年维护加固，成了雍正前期海塘安全的最有力保障之一。

建立临时应急性质的抢修制度，是李卫对海塘工程的又一贡献。所谓抢修，就是“因地处顶冲，迫不及待，立时抢堵”，它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是在雍正七年。

雍正六年八月，钱塘江潮势汹涌，沿塘护沙冲洗殆尽，防御形势非常紧张。第二年，李卫题报朝廷，明确请求以海塘冲塌不可缓待者，必须随时动用公费加以抢堵。而应改筑条石海塘的工段，则于每年秋后预估经费，发给经费办料，次年再行兴作，竣工后按岁修报销，将抢修与岁修两种制度区分开来。

从制度设计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修防机制看，二者主要异同在于：岁修为每年日常性修补，寓有未雨绸缪之意，抢修则为应急性抢堵，更重防微杜渐之旨。抢修、岁修两种制度并行不悖，紧密配合，确保了海塘工程能够维护于平日，抢护于一时。

雍正七年风潮较大之时，署理总督性桂、巡抚蔡仕舢作为浙江省的两位大员，“既不肯担承，早发帑银，备料保固”，且很少去会勘酌商治水事宜，更不必说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了。面对危急情形，李卫自京回浙后，赶紧饬令行盐驿道将库贮每年公费125000两内节省项下，暂发10000两解付海宁县库，交与杭嘉湖道王敛福收掌，以现价速速买土备料，并督率工员昼夜防守，视潮势情形缓急，随时抢护堵御。当年九月潮势“几至过塘，甚属危险”，幸好李卫应对及时有力，才避免了更严重的险情发生。

雍正帝从李卫处得知性桂等人懈怠海塘的情形后，大为恼火，怒斥性桂“汝与蔡仕舢轻视海塘，几乎误事。今幸仰赖神明，得保无虞。至于善后事宜，自有李卫经理，又何用汝等庸才渎陈也！”

“猝有急工，立时堵御，免于稽迟贻误”

除了治水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李卫还特别注重治水人才队伍的建设。直到清代前期，各地兴办大型水利工程所需人力，大多是临时雇觅而来的乡民农夫。李卫将海塘塘工与黄河河工对比后，非常准确地观察到，钱塘江治水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专业管理人才，二是应急机制不到位。他说：

“所设专官惟有海防同知一员，遇有工程，皆须临时调委各属佐杂分管，完竣之日，即回本任，保固稽察，仍止同知一人。即使往来奔走，而百里之遥，东坍西卸，昼夜靡宁，岂能兼顾？”

同时又认为，以往工程征调的乡民：

“来则一时乌合，去则四散归农，毋论原系佣身食力，工程漫不经心。更有正当民间蚕农两忙，或值昏暮，风雨巨潮猝至，乡夫雇募不前，耽延时日，均足贻误紧工。”

因此，迫切需要添设职官、专设塘兵，建设稳定的专业防汛队伍。

早在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海宁县知县严宽便曾建议设海塘夫150名，每年储备役银300两以作修筑经费，但不久即告废弛。李卫吸取前人经验教训，提出杭州有捕盗同知、管粮通判二员可以兼顾海塘事务，并请调来原任海防同知李飞鲲、候补主事兼同知李煚二人，充分发挥他们办理海塘、谙练塘务的长处。除海防同知照旧管理全塘工程外，李卫又派令二员分管东、西两塘，平日轮流赴工稽查，夏秋时亲驻工所督率，仍听杭嘉湖道统辖。

同时，李卫仿照河营兵丁之例，设海塘千总1员、把总1员，塘兵共200名，以新任千总、把总在民夫之内挑选谙练塘工者补入兵额，其中马战兵6名、步战兵14名、守兵180名。

这支新组建起来的治水队伍，在钱塘江治水一线，不论寒暑昼夜，“可以不致暂离，而兄弟子侄兼得互相传授。数年之后，多皆谙练之人。猝有急工，立时堵御，免于稽迟贻误”。而征调专业兵弁队伍，也成为清代采用“寓工于兵”管理体制的开端，从此大大减轻了民间的负担。故后人曾有“数十年来，大工屡兴，而民间不知徭役之苦，立法诚远过前代”之说。

“是宜俎豆百世者”

李卫在浙江多年，熟稔钱塘江两岸情形，很清楚海塘工程绵亘数百里，大小缓急“唯以潮汐为凭”，而风潮时有不测，“非先事绸缪，临期万难猝办”。所以，尽管他在浙江巡抚任内并没有大规模兴办石塘工程，但成功建立起较为完善且行之有效的治水体制、机制，较好地实现了海塘管理的系统化、制度化，以及修护的日常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他肩负钱塘江治水重任期间，海塘工程没有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坍塌事故。

故后人论曰：“雍正初年，其最有功于塘者，大员中则有朱文端公轼、李敏达公卫、海少司农望、嵇文敏公曾筠，是宜俎豆（意为祭祀、崇奉）百世者。”

而本文开篇提到的隆昇等人，恰恰忽略了治水的系统性问题，不能把握全局与核心，只倾心于某一具体的治水手段。结果是，李卫精心构建起来的治水体制、机制遭到冷落，无法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他离任浙江后不过数年，海塘工程便在钱塘江风潮突袭下不堪一击，酿成几乎全塘溃塌的悲剧，殊为可叹也。

作者为国家方志馆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