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学辅导员“降级对抗战” 帮“后进生”进央企

（原标题：揭秘大学辅导员“降级对抗战” 帮“后进生”进央企）

上过大学的人对于“挂科”一词或许都不会陌生。尽管有“60分万岁”的口号，但总有一些情况导致“红灯”出现。如果“挂科”到需要降级甚至退学的程度，对于这名学生乃至他身后的家庭都会产生不小的杀伤力。在大学里，辅导员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提振学生的“斗志”，帮助他们顺利过关。

徐宁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辅导员。今年他的学生中有16人出现降级退学风险，一场“降级对抗战”已经打响。85后的徐宁用什么招儿来对付这些95后的“后进生”？曾经带过毕业班的他如何让濒临退学的青年进入央企，考研成功？记者走近徐宁，就从本月中旬的一场家长会开始。

家长千里迢迢赶来

求老师“救救孩子”

一周前的中午，家长会在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如期召开。没有过多的客套，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领导、辅导员、教务秘书和家长面对面，从学生上课表现到每一次考试，抽丝剥茧，寻找学业脱困的办法。家长们仔细听，奋笔记，特别专心，“他们的孩子上课时如果有这么专心，那就不需要开这场家长会了。”徐宁看着会场的情景，不禁感慨道。

开家长会是徐宁所在院系的一项传统，每年举行一次。当一名学生出现不及格学分达9分以上时，就需要启动学业干预机制，其中一项措施就是请家长来校，当面沟通，商量解决办法。“我们也知道这是中小学常用的办法，但事实上对于现在的95后大学生依然有效。”徐宁说。

徐宁带的是学院2015级学生，今年大一。令他不安的是，虽然进入大学还不到一年，但已经有8名新生触碰到了9分的“警戒线”——一门大学外语+一门高等数学没及格，就是9分。徐宁说，这些学生中有的是因为社团忙乱了自己，有的上课玩手机，根本不听讲，有的是每次月考都困难的“常挂户”。

徐宁挨个儿给这些学生的家长打电话，通知他们这次并不光彩的出席。“电话里，有的家长着急，都带了哭腔。”徐宁说，家长会那天，最远的一位家长来自大西北地区。风尘仆仆的她赶到北京的院校，见到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救救我孩子”，然后就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高考挺过来了，大学的学习反而出了意外，对家长来说，打击不小。”徐宁说。

一届大学毕业生中

十人面临无法毕业

这不是徐宁第一次面对“后进生”。2014年他研究生毕业来到现在的学院做辅导员，带的第一个年级就是毕业班。“刚刚经历了自己的毕业季，我想当然认为他们最重要的事儿应该是找工作，没想到还有不少人连毕业都有问题。”徐宁用大吃一惊形容当时的自己。

当时徐宁带的年级中有大约10个人面临无法毕业。而在徐宁的母校，无法毕业的学生一届顶多不会超过5个。徐宁的学业突击帮扶行动紧急启动，动用一切办法帮助学生合理达到毕业条件。有科研项目正在进行的，催他们赶紧加速，能发论文发论文，能评奖去评奖；还有补考机会的督促他们赶紧做好复习备考，抓紧拿够学分。

有两名学生对于学业一直有抵触情绪，不上课也不做科研，天天就窝在宿舍里睡觉、打游戏。多次沟通无效后，徐宁直接一道“命令”把他俩安排到了学院办公室，一边帮着自己打理各种工作，一边督促他们看书，“像老妈子一样，不能让他们空下来。”最后两人都顺利毕了业，一人进了一家世界500强的央企，另一人则成功考上了研究生，“毕业那天，两人都给我发了感谢短信。”徐宁说。

谈恋爱不再是主因

网游蜗居成“祸首”

送走了2015届毕业生，徐宁在去年秋天迎来了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在他看来，这些新生如同一张白纸，自己决不允许学业困难需要降级毕业的狼狈在他们身上发生。防患于未然，他给自己定的策略是提前入手、全程跟踪、及时预警。

提前入手是了解这批学生的底子。作为学校的王牌院系，徐宁的这批学生文化素质比较高，北京生源高考平均成绩580多分，京外生源更是有超一本线50分以上的学生，“脑子都不差，就看用不用功了。”他全程跟踪，关注到每名学生的每次月考成绩，发现“挂科”苗头及时预警介入。

果不其然，第一次月考下来就有人出现了不及格。徐宁立即跟进，逐一确认原因。结果是五花八门，有的学生是长期沉溺于网游，不上自习也不完成作业，“这对一名工科专业学生来说非常致命。”徐宁说，还有的则是内心孤僻，长期蜗居宿舍不愿与人交流。记者原先所设想的“谈恋爱导致学习困难”事实上却极为罕见，“某种意义上我宁愿他们去谈恋爱，两个人在学业上也多少会有相互鼓励和促进。”徐宁说。

也有因为经济原因导致学习困难的。一名来自西南贫困地区的学生极少去上晚自习，成绩也非常不理想。徐宁多方了解后发现，由于生活费不够，他白天经常在校外打工，晚上也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可以走出宿舍。徐宁马上给他送去了衣服，又帮他在学校食堂找了勤工助学岗，不仅有工资还免费提供餐食。其他原因的“后进生”，徐宁也想尽了办法，逐个谈心，有的学生听进去了，这学期考到了90多分，有的学生继续执迷不悟，于是家长这月匆匆赶到了北京。

95后防止学业降级

家庭因素至关重要

徐宁说，面对学习成绩的下滑，不同的学生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表现。有的学生在办公室等了自己4个小时，寻求帮助；也有的学生根本就不搭理自己。“后面这种情形，在我上大学时几乎就不会发生。”他无奈地笑道，这或许就是85后跟95后的差别。

无论学生是积极还是消极，“救”是徐宁的原则。拉着面无表情的学生来办公室做3个小时的“平衡轮”帮他分析能达到的目标，直到他离开时主动提出“老师您借我本儿书，我想按您的办法重新学”；全院近百间宿舍，他一间间找过去，了解学生晚上都在干些什么，做作业、卧谈还是打游戏；很多时候他甚至直接把学生叫到办公室里来帮忙，督促他们学习，在眼皮底下发现他们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我不管他们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但到大四时他们不能因为学业情况出现降级或者毕业难问题，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我的目标。”徐宁坚定地说。

刚毕业入职时，徐宁认为自己作为学生辅导员，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在大学里开拓出一片天地，建立起全新的知识和社会认知体系，为迈向社会打下基础。但事实上，他相当大的精力却得花在帮助学生实现“60分万岁”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说。

徐宁也和一些在其他高校当辅导员的同学进行过沟通，发现这几乎已经成了当前不少95后大学生的通病。究其原因，自我意识过强、父母溺爱是重要的一方面，智力或者文化基础因素几乎不存在，有的家长赶到学校，面对孩子第一反应不是马上了解孩子的学业情况，而是立即掏出纸巾给已经成年的孩子擦汗。“我们都认为，95后大学生防止出现学业降级问题，父母的关怀和严格要求与大学教育相辅相成，家庭因素至关重要。”他说，学校、家庭、学生共同努力，如此一来辅导员一肩扛的“降级对抗战”或许就能少了许多硝烟味儿。

（应受访者要求，徐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