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话题 普京“轮盘” 俄罗斯的外战内争

（原标题：先锋话题 普京“轮盘” 俄罗斯的外战内争）

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

实力依然强悍的俄罗斯空军，以反恐之名兵发叙利亚，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狠狠地宣泄了一回长期饱受西方对手围堵打压的愤怒。此情此景，不能不让世人想起硬汉普京一度广为流传的这句名言。

“我们的军队终于要为祖国的利益和正义而斗争了！”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因半年来普京政府在叙利亚的敢作敢为感到骄傲，他们中的越来越多人，也开始怀念“辉煌”的苏联时代。

不管你对俄罗斯抱有怎样的看法，应该多少也能理解，在国家和民族饱经磨难之际，他们的普通民众渴望强盛与复兴的朴素感情。但此番卷入中东乱局前后，普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国内复杂舆情，却非一个局外人所能轻易厘清。

“轮盘”VS“算盘”

据普京总统所言，俄罗斯此次出兵叙利亚，主要目标如下：第一，支援叙利亚的合法政府，让它更有效地对抗国际恐怖主义，并保护叙利亚现有的世俗制度；第二，粉碎恐怖组织或令其无所作为；第三，根除“伊斯兰国”的训练营系统，摧毁前苏联地区“土生”恐怖分子攻击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计划；第四，维护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加强与中东国家合法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

目前来看，上述目标大致达成。首先，过去半年来，曾经半死不活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重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承认，在俄罗斯的保护之下，难以将其打倒。

其次，“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经济潜力遭到了破坏，他们控制范围内的许多炼油厂，以及往来叙土边境之间的油罐车被俄军炸毁，其他基础设施也受到了重创。

其三，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伊斯兰国”和反俄组织的训练营，都变成了恐怖分子的“合葬墓”。从民众的宗教信仰上说，俄罗斯不仅是一个东正教的中心，也是伊斯兰教的大国。有统计表明，早在2008年前后，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就超过了2300万，接近全国总人口的两成，而同期登记在案的俄罗斯东正教信徒，也不过约4000万。在中东的极端组织营地接受军事训练的，有不少是生于前苏联地区并精通俄语的人，“伊斯兰国”越强，对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俄罗斯南部威胁就越大。

2000年前后，俄罗斯境内经历了多起残忍的恐怖袭击，导致成百上千人伤亡，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这几乎引发了国内东正教教徒和穆斯林信众的对立和分裂。为了不让俄罗斯受到宗教冲突牵累再次崩溃，普京决定与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教政治领袖卡德罗夫握手言欢，支持其出任车臣共和国总统。因此，在很多俄罗斯人看来，俄罗斯空军奉命“远征”叙利亚，打击恐怖分子大本营，目的是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

俄罗斯政治精英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阿萨德政权的命运。他们很清楚，后者一旦崩溃，将在叙利亚留下一定的“政治真空”，只有一个内聚力强大的组织才能够填补这种真空。就像当年苏军从阿富汗撤退后，塔利班迅速得势一样，叙利亚及中东周边地区，最具内聚力的组织，无疑就是“伊斯兰国”了。面对前车之鉴，生性强硬的普京决意先发制人，显然不是一次“俄罗斯轮盘”式的豪赌，而是经过了一番利害计算的。

除了明眼人都能看到的现实利益外，还有什么因素能促使大多数俄罗斯人强烈支持普京“动武”呢？问题的答案，要到历史中寻找。一般来说，很多人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俄罗斯的宿敌。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过去五六百年来，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爆发的大大小小的冲突和战争的次数，比与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都多。这一回，源头仍在此处。

对普京政府而言，出兵叙利亚最重要的还是遏制土耳其的扩张冲动。俄罗斯方面认为，土耳其的一些政治力量已越来越沉浸在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恢复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影响）之中了。2015年11月，俄罗斯一架轰炸机在叙土边界附近上空遭土耳其战斗机击落，普京随即下令，在叙利亚境内部署能够控制整个中东空域的地对空导弹系统。

这恰好应了中国一句古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俄土宿怨与现实政治

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宿怨，可以追溯到1453年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灭亡之时。当年，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为了进入欧洲，对拜占庭帝国开战，攻占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第二罗马”）后，大肆屠杀城内所有信仰基督的东正教教徒，许多教徒被迫逃亡到了俄罗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迎娶有拜占庭帝国皇室血统的索菲亚公主，自称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而首都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从那时起，俄罗斯一直做着“东正教民族大团结之梦”，渴望恢复东正教教徒对“第二罗马”的控制权。这也是俄土之间数百年来剑拔弩张、争战不断的前因。

自18世纪后期起，不断南下的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征服中亚，到了19世纪，他们与殖民印度的不列颠大英帝国狭路相逢。为了控制中东地区和包围奥斯曼土耳其，两大帝国或用外交权谋，或干脆诉诸武力，上演一台台大戏，双方的主要角力场就是阿富汗、波斯和叙利亚。

俄罗斯人在叙利亚首次公开登场是1893年。当时，俄国以外交理由在土耳其人占领的大马士革（今叙利亚首都）建立了领事馆。他们本来准备暗中武装一些叙利亚的自由战士，来抵抗土耳其和英国的扩张。但由于1907年《英俄条约》（界定英俄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的签订，以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述计划成为一纸空文。一战期间，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还是夺取对“东正教圣地”的控制权。为此，俄罗斯陆军和海军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发动全面攻击，同时，俄英两国间谍利用叙利亚人的反土耳其情绪，煽动当地叛乱，试图从背后打击土耳其。

“十月革命”后登台的苏维埃政权，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民族价值观作了重大调整，将“东正教民族大团结之梦”换成“全球劳动者大团结之梦”。 苏俄布尔什维克决定退出一战，公开宣布放弃获得战利品的权利。1918年年底一战结束，获胜的协约国重新瓜分灭亡的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土耳其差点也难逃一劫。以“被压迫者的保护者”为己任的苏维埃政府，视土耳其新领导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为友，及时向他提供了援助，外交上也予以承认。两大世仇热情握手之际，谁会想到已成过去的数百年宿怨，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成为“冷战”初期西方抵抗苏联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桥头堡，苏（俄）土关系的转变可想而知。“冷战”的顶峰古巴导弹危机，原来也与苏（俄）土两国的微妙冲突有关。危机发生之前，为了缩短打击苏联境内重点目标的时间，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不少导弹。作为报复，苏联决心将核武器部署到美国的“后院”——古巴的领土上。尽管危机最终和平解决，但苏（俄）土之间已无互信可言。

不甘坐视北约封锁的苏联，开始在中东寻找新盟友。正好1963年叙利亚发生政变，以军方为后盾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掌权，军方实力派哈菲兹·阿萨德将军先执掌国防部，再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这对苏联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他们很快倾力向前者提供援助。作为回报，1971年阿萨德当选叙利亚总统后，随即允许苏联租用塔尔图斯市（位于地中海沿岸，叙利亚第二大港口）的军港，自此苏联海军力量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长驱直入土耳其海峡和地中海。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推行“改革新思维”，不久，庞大的苏联崩溃，其所有境外军事基地几乎一个不剩。唯一允许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遗产直接承继者）军事力量留驻下来的，只有叙利亚。而叙利亚的北邻，正是土耳其。

“理想主义”的摇摆

苏联解体二十余年来，当代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态相当复杂。从普遍的政治倾向来看，俄罗斯人大体可以分为两派：第一种是所谓“理想主义派”，第二种称为“自由主义派”。

顾名思义，“理想主义派”多由前共产党员和接受前苏联教育的人组成，主要是苏联时期出生的中年人和老人。以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论，他们属于人数最为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宗教信仰上，绝大多数是东正教教徒。他们是支持普京的核心选民。

“理想主义派”通常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可以分为两个阵营：服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俄罗斯主义的“西方国家和它们的走狗”，一般指东西欧、以色列和日本；为公平和维护自己的主权而奋斗的“正义守护者”，包括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以及南美、南亚地区为主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人大都怀念着苏联时期的辉煌，将普京看成俄罗斯的“救世主”。

对他们来说，俄罗斯空军参与叙利亚境内的反恐行动，是为了不重蹈昔日的覆辙。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时，梅德韦杰夫总统决定不帮助前苏联的老朋友卡扎菲，结果在“西方联军”的猛烈围攻下，孤立无援的卡扎菲最终死于非命。上述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不作为”难免感到失望。

为了不再失去国内民心，近期叙利亚国内冲突激化后，普京不得不出手帮助这个中东地区唯一的亲俄政府。“理想主义派”为此欢呼雀跃，但他们无法理解的是：如此成功的军事行动，为什么突然就结束了？有人相信普京的说法，俄罗斯在叙利亚“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战斗中取得了根本性的逆转”，军队没必要继续留在另一个主权国家境内。但也有人批评普京的决定，认为俄军应该长期主导中东地区的国际反恐运动。

由于“理想主义派”占俄罗斯全国选民的70％左右，许多俄罗斯政党有意走“民粹主义”路线，利用基层民众利益和情感，来获得更多选票。最典型的例子，是名声欠佳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该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为近年来俄罗斯最活跃的政客之一。他生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精通土耳其语，对中东情况很熟悉，经常发表极具争议性的言论。比如说，疑似越境飞行的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战机打下来时，他甚至呼吁普京总统动用核武器攻击土耳其。不过，讽刺的是，当初日里诺夫斯基对俄军出击叙利亚反恐，却极力表示反对，声称“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喜欢扮演全世界的弥赛亚（意即‘上帝派来的拯救者’——编注），阿萨德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早在2014年乌克兰冲突事件爆发，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前后，一些“理想主义派”政客就公开鼓动俄政府对乌克兰用兵，甚至是“占领基辅”，坚信俄罗斯应该成为世界的守护者和斯拉夫民族的“大哥”。诸如此类机会主义意味很浓的出格言论，反而令越来越多普通俄罗斯人心生疑虑。

因此，尽管“理想主义派”基层民众数量庞大，但他们内部缺乏足够凝聚力，政治诉求差异很大。有人想要恢复“十月革命”前的王权时代，有人希望再次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人接受多元化社会，只不过觉得应加强政府的力量。结果在俄罗斯的公众舆论平台上，这一政治派别，反而没有获得与其人数规模相应的足够影响力。

“自由主义”的坚持

“自由主义派”也是当今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态中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

俄罗斯是一个历史比较复杂的国家。不仅有像“恐怖伊凡”（伊凡四世，1547年加冕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沙皇）和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一样的专制暴君，也产生过民主意味较浓厚的政权，如由上层贵族和商人集团控制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虽然早在1478年，这个共和国遭到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征服，但它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仍在俄罗斯国内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不少俄罗斯人不喜欢“随大流”，比较注重个人的精神追求。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会发现，俄罗斯人日常生活有点乱，缺乏明显的秩序感。很多中国网民开玩笑地称俄罗斯人为“战斗民族”，这句网络流行语特指那些做事疯狂的群体，似乎很适合用来描述部分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有趣的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些俄罗斯人为什么如此喜欢“发狂”。

而且俄罗斯人教育水平越高越爱造反，喜欢对执政当局的几乎每一个政策举措都表示反对和不满。沙皇俄国时代以来，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中坚的这一股不轻易妥协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便号称“自由主义派”。

俄罗斯历史上，“自由主义派”经历了两次黄金时期。第一次是1917年2月，即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夕的“二月革命”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及叶利钦执政时期。在“理想主义派”及普通俄罗斯人的眼里，这两个时期都是“想忘也忘不了的国耻”，但对“自由主义派”而言，那段日子里，俄罗斯人民不幸错过了“获得自由” 的好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与混合着固执与机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不同，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派”有一个“优点”，他们至少是能保持言行一致的。早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时，他们就强烈反对俄罗斯参战，以至于每次听到日军获胜的战报，他们立马向日本天皇发出贺信，表示对敌军行动的支持和赞同！二战时期，一些“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将侵略苏联的希特勒军队看成“俄罗斯人民的解放者”，他们中不少人更加入“俄罗斯解放军”，这是一支由反对斯大林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俄罗斯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到了“冷战”时期，自由派知识分子争相移民到西欧和美国，成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自由主义派”也是当今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态中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

俄罗斯是一个历史比较复杂的国家。不仅有像“恐怖伊凡”（伊凡四世，1547年加冕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沙皇）和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一样的专制暴君，也产生过民主意味较浓厚的政权，如由上层贵族和商人集团控制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虽然早在1478年，这个共和国遭到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征服，但它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仍在俄罗斯国内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不少俄罗斯人不喜欢“随大流”，比较注重个人的精神追求。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会发现，俄罗斯人日常生活有点乱，缺乏明显的秩序感。很多中国网民开玩笑地称俄罗斯人为“战斗民族”，这句网络流行语特指那些做事疯狂的群体，似乎很适合用来描述部分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有趣的是，很少有人知道，那些俄罗斯人为什么如此喜欢“发狂”。

而且俄罗斯人教育水平越高越爱造反，喜欢对执政当局的几乎每一个政策举措都表示反对和不满。沙皇俄国时代以来，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中坚的这一股不轻易妥协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便号称“自由主义派”。

俄罗斯历史上，“自由主义派”经历了两次黄金时期。第一次是1917年2月，即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夕的“二月革命”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及叶利钦执政时期。在“理想主义派”及普通俄罗斯人的眼里，这两个时期都是“想忘也忘不了的国耻”，但对“自由主义派”而言，那段日子里，俄罗斯人民不幸错过了“获得自由” 的好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与混合着固执与机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不同，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派”有一个“优点”，他们至少是能保持言行一致的。早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时，他们就强烈反对俄罗斯参战，以至于每次听到日军获胜的战报，他们立马向日本天皇发出贺信，表示对敌军行动的支持和赞同！二战时期，一些“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将侵略苏联的希特勒军队看成“俄罗斯人民的解放者”，他们中不少人更加入“俄罗斯解放军”，这是一支由反对斯大林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俄罗斯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到了“冷战”时期，自由派知识分子争相移民到西欧和美国，成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天意”还是“民意”？

2000年3月，普京第一次正式当选俄罗斯总统上台执政时，可谓临危受命。前总统叶利钦不负责任的政策，让俄罗斯几乎陷于内战和崩溃，国家的存亡绝续，千钧一发。物极必反，俄罗斯曾经拥有的大国天威和惊人实力，成了国家与民族“活下来”的精神基础。

如今，在俄罗斯国内有许多以欧亚大陆人民的团结为目标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们信奉的意识形态是“欧亚主义”和“新苏维埃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们认为，俄罗斯人民不仅是所谓“欧洲民族家庭”的成员，也应是以欧亚大陆的统一为使命的强国公民。

依据1991年叶利钦总统时期由“自由主义派”主持制定的俄罗斯《宪法》，当代俄罗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也不能有任何“国家意识形态”。没有“国家意识形态”，要达成国家大团结，便一定需要有某种强力的“外敌”压迫。无论是乌克兰冲突导致的克里米亚“回归”，还是俄军果断出兵叙利亚在西方国家引起的震动，都让俄罗斯民众感觉到，苏联解体及其后“自由主义派”的软弱政府所造成的“国耻”逐渐得到抹平。如此种种，可能是当初极力反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派”始料所未及的吧？

俄罗斯联邦电视台有一个人气很高的访谈节目叫做《争辩》，主持人会邀请两位专家同台讨论某个重要的问题，而观众可以发手机短信为他们更喜欢的人投票。今年2月11日，“自由主义派”政治学者斯丹科维奇与“理想主义派”政治学者米黑叶夫一起出镜，他们激辩的话题是：“若土耳其再次发动挑衅，俄罗斯要不要对其宣战？”

观众投票的结果，支持宣战的米黑叶夫得票率高达92%，而反对者斯丹科维奇，只得到可怜的8%。

巨大的“民意”反差背后有何玄机，不言而喻。

作者为俄罗斯青年学人，曾就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后留学中韩两国，现在韩国高丽大学历史系学习及从事研究，主要学术兴趣为东北亚地区文化与历史，通晓汉语、朝鲜语、日语和英语。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