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原标题：新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十三五”强调供给侧改革，这是未来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核心所在。的确，一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面对中国资本形成效率恶化，以及债务率急速上升的状况，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地增长。

尽管2015年以来，中国央行为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债务负担，货币政策出现了3次“双降”，然而，资本效率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投资率趋势下降不可避免。事实上，高投资模式赖以生存的宏观环境发生重大改变。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重大变化。

近年来全要素增长率不断下降，经济新常态下潜在经济增速将较1990~2009年的潜在增速下降约3%左右。我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合理经济增速将从“十二五”的7.4%左右，逐步降至2016~2012年的平均6.5%左右，且增长趋势缓慢下降。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来自于TFP的贡献接近为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依赖于资本投入。2013年中国GDP经PPP调整后的增速为7.23%，回落至2000年以来的最低位。从经济核算角度，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解为五个部分：资本投入（非ICT）、ICT资本投入、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全要素生产率。

对于制造业为根本的中国经济而言，“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

而在实体经济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时，一些大企业却寄希望于通过借贷进行资本套利。标准普尔发布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债券市场比市场预期提前一年超越美国，2013年年末的规模达到14.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1万亿美元。企业部门通过非正规渠道借入的外币私债可能存在相当规模（比如通过境外募资，然后与国内企业在境外机构进行货币互换交易转入国内），制造业企业的债务与盈利之比越来越高，在过去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路径中（特别是近3年），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较低，其贷款利率甚至低于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因此，负债外币化，企业可以轻易地从中获得显著收益，这是当前企业如此热衷于借贷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使得对资金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与其对接，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上升，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明显恶化。与此同时，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也导致金融资源过度倾斜，继续错配到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行业之中，由于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无法理清，即便在实施自负盈亏之后，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隐形担保，这样就大大推升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到底如何认识中国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这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问题。过去36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是9.8%，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积累，约占60%左右。可以说投资与储蓄的比例和结构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阶段和人口结构所决定的，它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趋向合理，不宜人为进行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进入后工业化和高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的指标去衡量。

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中国的改革更不应理解为增长抑制性的，中国必须加大供给侧发力，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通过改革可以真正创造出新的制度红利和效率红利。未来5年，供给侧改革要求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核心推动相关领域改革。

现在比较急迫的是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的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此外，要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更重要的是加快全面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从未来发展来看，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产业、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为了进一步适应这种新形势，已经出台的负面清单制度还应本着鼓励创新、降低创业门槛的原则，加强制度供给，及时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更新限制类新建项目和淘汰类项目。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