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利率市场化是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的必由之路

　　近日，央行副行长易纲就放开存款利率上限与专家学者进行座谈时表示，利率市场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环节，是能够真正满足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渠道。
　　10月23日晚央行公布的降息降准既是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也是根据物价水平、流动性状况所作的预调微调。同时，不再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设置存款利率上限，至此，利率管制基本取消，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前期，我国金融市场出现一些波动，在此情况下，国务院仍下决心迈出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的一步，显示了中国政府坚定推进改革的魄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意义更为深远，需要更深入的解读。
　　利率市场化经历20多年历史沿革
　　易纲表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超过了20多年的历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对资源配置的认识也逐渐从主要强调产品的市场化过渡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已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以1996年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起点，人民银行始终坚持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在2003年至2004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进展，金融市场利率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有所扩大。此后，受外汇储备积累过快、外汇占款向市场释放流动性过多等因素制约，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转为运用数量型工具对冲过剩的流动性，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也有所放缓。2012年至2013年以来，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有所加快，直至目前基本取消利率管制。应该说，利率市场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环节，同时还是历时长久、走了不少台阶、做了很多铺垫和准备的过程。
　　理顺要素价格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
　　“金融资金或资本的配置与资源配置的效率密切相关。”易纲表示，“如果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角度看，通常考虑的都是资源应该配置给谁，比方说是给城镇化，给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别的领域。但最根本的，如何配置资源始终还是一个效率问题。如果配置效率比较低，浪费就大，支持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和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效果都会差。”易纲指出，提升配置效率的核心在于理顺要素价格，这在经济学原理上是很清楚的。普通老百姓可能一时不这么想，更多的是关注什么东西往哪配置。但实际上，通过价格机制将社会资金配置给国民经济的高效部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都是最有好处的。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产品多样化发展的重要渠道
　　易纲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资源的配置需求已经高度多样化了。从企业类型看，有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从所有制看，有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从存款需求角度看，有用于养老的，有给子女结婚准备的，也有随时需要支取的，需求和用途各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率市场化了，带动金融产品多样化发展，进行差异化定价，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价格管制会导致产品单一化。易纲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品不丰富，需求起不来，供给也就非常单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去俄罗斯，会发现当时红场边上不仅有大商店，还有经互会组织成员中东欧国家的商店一条街，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商店，这些国家改革早一点，商品丰富一点。而计划经济较强的经互会国家开的商店，店面倒是很大，但往往只卖一种商品，而且质量不好。由此可见，计划经济时期的产品单一到何种程度。金融产品也一样，如果控制价格，就必然导致产品单一化，结果供给和需求都不能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说，利率市场化是能够真正满足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渠道。
　　利率市场化可为货币政策转型创造基础条件
　　易纲表示，计划经济时期不仅金融产品单一，也没有真正的货币政策。在转轨初期，货币政策必然比较倚重数量型的手段，因此大家都说要加快货币政策转型。这次改革也提到促进货币政策转型，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这中间往往有路径依赖，即越是有行政控制，就会越依赖行政控制，觉得只要行政控制一解除，那就不得了了，就乱了，这样就越是转不过去。这与上世纪80年代大家对产品价格改革的态度类似。
　　易纲表示，实际上随着利率市场化向前推进，货币政策转型就有了基础条件，同时政策传导也就有了微观基础，货币政策调控也就能够比较顺利地转向价格型模式。从微观层面讲，如果利率一直管制，利率都由央行决定，商业银行对央行利率的依赖性就会很强。在利率放开之初，由于银行对定价研究不够，缺乏定价能力，仍有依赖感。你要让他自己定价，他就简单地参照左邻右舍。但利率市场化从2004年走到现在，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商业银行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尽管如此，现在仍然能够看到银行对行政管理的依赖。”易纲指出，比如，去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办理住房抵押贷款，营销人员会极力推介，说这是我行专门为客户制定的优惠政策，对客户如何有利，如何比其他银行有竞争力等等。但如果问利率能否再优惠一点，银行人员则会说，那不行，利率是央行定的。这个态度转变很有意思。一有难以解释的事，就马上拉上央行，说明还是有一定依赖心理。如果利率行政管制基本取消了，商业银行就会更加独立的以市场化的方式去面对客户的需求和竞争的压力。
　　局部的市场化容易导致双轨制，造成扭曲
　　易纲指出，在双轨制下，通常轨内的价格比较低，轨外的价格偏高。二十世纪80年代，刚开始搞价格市场化，市场上的钢材价格非常贵，体制内的钢价则很低，结果产生了很多投机倒把和倒买倒卖现象。
　　“在最初允许银行开办理财产品业务时，理财产品的利率特别高，轨内的储蓄产品则相对较低。轨外的产品多了以后，两边的价格开始向中间收敛。”易纲表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容易造成一种恐惧，即担心利率市场化有可能会使所有的利率都向理财产品的高利率水平靠拢。其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不符合社会资金的总供求关系。”
　　银行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要求利率应该予以灵活反映
　　易纲表示，银行的存款产品，包括部分贷款产品，其定价高度依赖于数据处理的成本。在计算机系统、网络、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并得到大规模运用的过程中，对金融业务特别是数据处理的成本带来了巨大变化，这时价格也理应出现相应变化。如果不让这个变化在价格上有所表现，就有可能在双轨制中通过另外一轨去表现，从而造成很多问题。
　　易纲指出，在存款方面，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经验表明，活期存款（Demand Deposit）或者叫支票存款涉及大量信息处理，银行成本非常高，同时客户有可能随时提取使用，所以最初银行对这类存款是不付息的。美国之前的Q条例中很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禁止联邦储备体系的会员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随着信息处理的效率逐步提高，加之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废除了Q条例，银行开始对活期存款支付一点利息。但在美国，活期存款的利息很低。中国的活期存款利率目前是0.35%左右，远高于美国。
　　易纲指出，信息处理成本的大幅下降，主要得益于计算机、网络出现后形成的电子化处理，效率大大提升。信息处理成本大幅下降后，加上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公司通过金融创新用行动发起了挑战，提高了部分客户对存款收益率的预期。当然，互联网公司最开始是利用货币市场基金，走了双轨制的路子。可以预见，将来竞争格局的变化仍与科技和成本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利率市场化并非一放了之  利率仍需调控
　　“利率既是资源配置的结果，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同时利率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反复强调的。”易纲指出，从微观上讲，利率市场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从宏观调控角度讲，利率市场化以后，并不是要一放了之，还是要根据逆周期调控的需要和宏观调控的整体取向，对利率进行调控。具体讲，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通货膨胀周期，来进行必要的利率调控。因此，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更要强调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建立更好的金融市场利率传导机制。
　　易纲表示，此外，对市场利率也要有一定的监督和自律管理，要有一定的“牙齿”，对市场上出现的个别不正常现象要进行管理。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联储将政策利率大幅降至0附近，并开始实施第一轮数量宽松，货币条件非常宽松。但当时诸如华盛顿互惠、美联银行等一些濒临破产的银行，通过7%、8%甚至高于10%的利率吸收存款，原因是必须千方百计地吸收一些存款来掩盖一下，或者说再苟延残喘一下。从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的角度，这类做法是有破坏性的。对这类个别现象，要有一定的“牙齿”进行管理。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在亚洲金融风波时期，一些即将垮台的小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及部分信用社，都未经批准高息发行柜台债，目的就是要拖延一段，但这类做法实际上制造了更多麻烦，处置起来难度更大。
　　“可见，利率市场化改革既强调市场化概念和资源配置，又要求有宏观调控，其中涉及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一般公众有可能产生一定误解。希望学界能普及一些经济学常识，帮助公众了解这项改革，防止对利率市场化改革产生一些误解，或者从不正确的角度，提出似是而非的意见。当然，我们会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总之，利率市场化改革下定决心很不容易，做好也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支持和帮助金融部门做好相关工作。”易纲说。
　　易纲表示，中国经济逐渐强大了，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哪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的好，配置资源的效率高，能满足多元的需求，那里的实体经济一定受益。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今天，有一个高效而健全的市场尤为重要，而利率市场化则是通向健全和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加强对利率的引导和有效调控，充分预见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稳妥推进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