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
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如何干预才是合理的？这是每一个现代经济体面临的重要问题。2014年，法国图卢兹大学的让·梯若尔（Jean Tirole）教授正是以其“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很多人用“天才”形容让·梯若尔。多年前，网络流传一份叫做《苦候诺奖的大师们》的经济学家名单，让·梯若尔年年上榜。在产业组织理论、政府采购与规制、双边市场等诸多领域，梯若尔都作出了开创性或框架性的贡献。不仅如此，在理论创新的同时，让·梯若尔还完成了许多相应的实证工作。
归根结底，经济学家需要面向现实世界。梯若尔深信世界的复杂，认为市场不是抽象概念，竞争亦非绝对完美—他的研究改变了人们对市场力量和政策干预的看法。
不是所有的竞争都好
时代周报：你因为市场和监管方面的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你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让·梯若尔：如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已经发生了改变：政府逐渐退出生产者的角色，更多地担任裁判员。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国有企业。全世界的国有企业都没有被证明是有效的，且往往高成本、低收入、产品质量可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府对国企提出很多要求，满足这些要求需要很高的成本；后者有时也会虚报成本、服务质量低下。国企面对的是一种“软预算约束”（肆意挥霍的同时还能得到政府救助）。
尽管如此，政府还是不应该把自己排除在经济事务之外。首先，经济活动存在外部性，比如污染。政府需要让企业为他们行为的后果负责，这意味着要向企业、机构、家庭传递统一的价格信号—不管是通过限额交易制度还是污染税的形式。
其次，竞争几乎不可能是完美的，市场力量必须受到监督。正当的干预有几种形式：（1）对网络产业（电信、铁路、电力、邮政……）的行业监管；（2）竞争政策（反垄断），在中国这被称为《反垄断法》，用来防止企业建立卡特尔、制裁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政府运用反垄断主要是一种事后干涉。总之，竞争政策应该使行业更具竞争性，而不是成为产业政策的附庸。
当然，以上这些还不能穷尽政府干预的动机。比如，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很重要，缩小不平等也是；比如教育和医疗服务不太可能由市场充分提供，尤其对穷人来说更是如此—但这并不是说政府有必要自己生产产品。
时代周报：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一个在中国很有名的论断：中国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理论把地方政府看作“公司”。但是现在中央政府认为，地方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要让地方政府退出市场，对此你怎么看？
让·梯若尔：我既是这个问题的局外人，也非地方公共财政领域的专家，然而，听闻中国各省份之间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政绩考核的标杆，这让我很吃惊。不是所有竞争都是好的，过度的财政竞争会腐蚀地方政府税基。但是，如果因为竞争，当地政府开始向社会提供更好的电力、电信服务以及更好的商业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税收减少是由于政府效率的提高而非恶性竞争，那么这种竞争就是好的。
监管是科学也是艺术
时代周报：中国正进行国企改革，比如说电力行业，大国企和政府之间存在不同看法。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想要对大的电网企业通过分拆的方式加强竞争和监督，但电网企业认为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这样做只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率。法国有类似情况吗？电信、电力这样的行业，是完全垄断好还是维持几家寡头企业的局面？
让·梯若尔：不像其他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国有企业在中国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依然控制很多行业，如银行、保险、能源、电信、交通。国企应该像私有企业那样，受竞争政策管辖—即便某些国企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我不了解中国电力市场，但可以给出一些大致的原则。竞争不是目的，也不是宗教，而是提升效率和创新、限制市场权力的工具。它的出现有时伴随着低效。电力市场存在“自然垄断”，它阻碍了新进入者，比如很难再架一个电网。中国应该像许多国家一样，让电网公司处于“受监管”的垄断地位。也因此，发电环节的竞争更有意义。要想维持发电企业的有效竞争，好些事情需要考虑。
首先，必须有足够的传输能力，否则可能会出现节点或区域层面的地方垄断。如果一般时期的电价很低，当需求大或产能低时，市场可以发挥作用。其次，人们可以迫使发电企业把大量的发电量放到远期市场上出售，从而减小市场作用。如果发电企业想减少产能、利用短缺抬价，他们将无利可图，因为他们已经在预定的价格上卖出了大部分产能。再次，人们必须考虑在峰化器上的维护和投入。峰化器是一种在电力极端短缺的情况下、一年中只有几天或几个小时会被使用的元件，它们必须被补换，尽管价格很高。峰化器的供应必须通过“产能市场”（在这类市场里，厂商将他们的产能卖给远期市场，买方都是大客户）或政府采购进行。
时代周报：这些年，中国互联网公司发展迅速，你如何看待互联网经济中出现的垄断？互联网巨头会损害市场的健康吗？
让·梯若尔：由于高固定成本以及网络的外部性特点，这些产业往往总是被一家大公司支配（比如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谷歌搜索引擎等）。这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它们保持活力，比如为了保持现在的地位而采取低价、坚持创新。对这些产业来说，新的更有效率和创造性的国内外企业的进入应该是可能的。此外，监管者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去看这些非常复杂的、日新月异的产业，并预测这些产业将要发生的变革。
即便没有上述的监管壁垒，现有的企业也可能通过捆绑制造障碍、防止新的进入者（捆绑本身也不一定是坏事，比如通过打包产品或服务进行营销作为效率抗辩）。新进入的企业往往因为其优势而进入某个利基市场，不会全盘涉足，新进入者也往往提供互补性服务—这就为市场细分解除捆绑提供了动力。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预测关于数据所有权和便携性的问题。个人数据是从平台用户（顾客、商户）身上采集而来的，如他们的消费模式、驾驶行为、可靠程度（通过与他们做交易的对手方的评价来测度）、购物习惯等。这种数据收集往往增进了效率，然而，与此同时，也对这一市场的新进入者提高了难度（新进入者发现自己很难与原有竞争者提供对等的产品）。如果由顾客提供的数据与这些数据的处理之间能有一个清晰的划分，那么事情就会简单多了。这些数据具有便携性，无论是归顾客所有亦或是平台的竞争者们所有（可能会引发隐私问题），而这些数据的处理结果则由平台享有相应的知识产权。数据采集过程与处理过程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采集何种数据的决定本身就依赖于关于未来如何利用这些数据的创新性思考。
时代周报：你对金融机构的行为也有研究，根据你的研究，有什么监管方面的建议？
让·梯若尔：巴塞尔协议在降低金融系统脆弱性方面有一定进展，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高了。该协议尊重了经济学家的意见，引进了流动性要求、反周期超额资本、对场外交易要求更高的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手段。但是，谨慎的监管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只有实践能够告诉我们这些改进是否已经足够。
目前，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很关心影子银行，毕竟现在针对影子银行的管制尚未出现。但是，当政府担心影子银行的困境会像传染病一样通过交叉业务或者降价出售传染给零售银行或保险公司，又或者担心影子银行的失败会伤害到政治敏感度高的群体（通常是小额存款人或者中小企业）时，政府就会出面使用公共财政拯救影子银行，事情就会搞砸。
时代周报：过去30年，在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让·梯若尔：变革主要发生在四个方面：
首先，随着以绩效为基础的奖惩机制的引入，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经营者的效率激励提升了（在欧洲进行了私有化；在美国，受管制的电力和电信事业已经私有化快一个世纪了）。比如，价格上限的使用已经很广泛，这给相关企业戴上了“平均价格”的紧箍。价格上限通常随通货膨胀、进口品价格变动，以同类企业为基准，并且根据可预期的技术进步进行调整。
其次，在竞争开放（在整条生产链条上或更多地在某些不具备“自然垄断性”的阶段中）的环节上发生了变化：一是市场准入的放开，二是对进入瓶颈条件的规范（对新进入者来说，一些设施的复制是极其昂贵或不可能的，如电网或车站）。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我们不能夸大竞争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管企业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然而，为了从市场的优点中获益，人们需要远离自由放任主义。事实上，经济学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证明了非完美的竞争性市场的缺陷，并用公共政策纠正它们。
再者，价格再调整（在企业与个人之间协调，在月租费、市话与长途价格之间协调等等）。这种再调整很有价值，因为在高需求弹性的服务领域，企业定价往往大大高于边际成本，以期收回较高的固定成本，这样会导致极其低效的浪费，并减缓创新。
最后，从规制到独立监管部门的转化。监管机构应该是独立的：既不受行业说客的影响，也不受政府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二十年，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竞争执法机构、行业监管人员和中央银行被认为是独立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些独立机构的预算必须毋需担忧（比如通过对该产业预先课税），以此防范政府凭借紧握财权而对某些决定施加政治压力。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让足以胜任的人士担任监管人员。比如对主要监管人员的任命，议会应深入听证。此外，监管听证中，各方提交的针对个别监管问题的主张或规制指南的设计，予以公开也很重要（如果其中包含机密数据，可将这些数据删除）。
注意，“独立机构”从未完全独立：事实上，议会应该有权根据其整体政策解雇监管团队（而不是基于某些个案，以使这样的决策免于受政治影响），不过得承认这种情况很少。并且，监管机构的决定应该服从于正义的诉求。
在我看来，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正是这些机构的存在，让政府变得更精减却更强大。
经济学值得赢取更多信心
时代周报：据我了解，你在发展理论的同时也做实证研究，通常这两者是分开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如何看人们称呼你为“天才”？
让·梯若尔：我不是天才，但我对经济学领域非常热忱，它是借以理解复杂经济体的利器，同时也是规范工具，对政策制定提供了无数的真知灼见。
我坚信，在理论和事实之间存在着长期往复的关系。事实挑战、迫使理论完善自我，但一旦离开理论，事实就什么也不是。
时代周报：你自己最引以为豪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让·梯若尔：我没有资格评价。我乐于在多重领域钻研：心理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和外债危机，或者仅是抽象理论，如博弈论和契约理论。
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了我的一项特定工作：产业组织和规制。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旨在为公司在特定策略环境下运行制定策略。它非常宽泛，不仅包括定价策略—如市场分割、价格战争和同谋、顾客忠诚度等—还包括了许多关键非价格竞争策略的选择，比如纵向限制、创新、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对生产设施的投资。这个领域不仅服务于经理人，也服务于政策制定者。后者须对公司市场战略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特别了解，才能着手制定指导方针，并针对卡特尔行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出决策。这些年来，意识形态的钟摆不断在对市场过度放任自由和过分干预之间摇摆不定，而产业组织理论则帮助反垄断当局在追逐公共利益和投资友好的商业环境之间取得平衡。
时代周报：在中国，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个经济学家提出某个政策建议后，会被民众斥责为替某些利益集团说话或脱离实际，在法国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让·梯若尔：在法国，国民、政客和媒体都对经济学缺乏信心。法国素有国家干预主义的传统，这也催生了强烈的经济文化。
让我们先讨论一下对经济学家的看法与事实之间的差距，从经济学家在做学术时到底做些什么开始。经济理论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对经济规则的发展很重要，先举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克鲁格曼、森和斯蒂格利兹在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也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一样成为了中央银行行长和国际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伯南克、布兰查德、费雪、金、耶伦，以上提及的所有人—除了森以外—都是宏观经济学家。研究微观经济学领域—一个与政策制定息息相关的学科—的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方面同样有影响力，但是受到的媒体关注要少许多，至少在西方国家如此。
过去几十年来，数据分析的地位在经济学中有所上升，这是正确的。这个现象背后有许多原因，例如统计技术的进步（应用计量经济学），与医学领域使用的随机控制实验技术相仿的技术的革新，实验室和田野实验在经济学领域的系统性应用，和最终信息技术领域的飞速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让数据库得以广泛而迅速地扩散，另一方面通过有效低廉的项目和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电脑力量让数据处理的压力得以大大缓解。
重点是，现代经济学与现实密切相关。随着博弈论和激励理论的出现，理论框架比起以往要更加紧密地与现实世界同步发展。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实证主义，习惯在可行的情况下对理论进行系统性验证。当然，经济学家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可能会忽视事实的某些方面。他们带来了工具盒，但是不可能针对每一个制度细节都有相应的理论。这时候，与政策实施者的交流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如果经济学家偶尔对了，比如他们主张废除政策决定者想要采用的宠物政策时，政策决定者对经济学家“主张脱离事实”的指控就成了一种借口。
政策制定者和大众到底能否信赖经济学家？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现代社会必须信任它的科学家。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甄别能够胜任国家学术委员会要员、顶级大学职位以及在政府和产业中担任至关重要的咨询工作的经济学家？这种甄别往往并非直截了当。此外，有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只花了很少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所以其在科研领域的成绩远不能衡量其专业能力。但是，作为一个起点，通过考察经济学家在国内的学术发表成果，其同行对他们的评价如何，以及其成就是否在海外获得承认等，不失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策略。
和其他科学家一样，经济学研究者必须正直不阿，不能让金钱、人情、对名利的贪欲和对职业生涯的考虑污染公共辩论。但同时，人们也不能要求经济学家永远生活在象牙塔里，因为这样他们就与真实世界隔离了。如我所说，与其他科学家相比，经济学家并无特殊。在科学里，透明度、披露利益冲突、独立性、道德准则一个都不能少。在同行审议的科学期刊上发表某人的分析也是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因为文章的匿名评审人不大可能会理会你是否为公司顾客或政治同盟牟利，或者是否忠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这里没有魔术子弹，只有对科研人员具有良好行为以及较高道德水准的要求。如果公共政策决策人和公众能够对经济学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公共辩论才能得到公正的看待，与科研人员的正直品行相得益彰。
（王韵含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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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